宁波帮：党费筹措与虎穴深入，百年风云录

第二十七章　筹措党费　卢绪章深入虎穴　退居二线　老宁波家乡立功

（一）在租界创办广大华行

卢绪章于1911年出生于鄞县一个小商之家，14岁到上海源通轮船公司当店员。他白天兢兢业业干活，夜晚在灯下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和鲁迅的《呐喊》，时刻感到自己文化水平太低，生活天地太小。1926年夏季，他参加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学习，先后结识了进步青年叶春年、田鸣皋、张平、郑栋林、徐治国等同学，经常研究社会问题，由卢绪章发起成立商业补习夜校的同学会。

卢绪章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在民族危急的时刻，卢绪章率领商业补习夜校童子军团奔赴前线，运送抗日伤员，参加战地服务。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军部专门写了感谢信给童子军团。不久，由于该团个别领导生活腐化，卢绪章等人斗争无效，最后卢绪章等8人集体退出该组织，并共同发起成立文艺性社团“兰社”。经过一年多的活动，该社活动经费发生困难，他们决定弃文就商，“下海”办公司。

1932年秋，由卢绪章、田鸣皋、钱兴中3人合资300元创办了一家小企业——广大华行，租宁波路河南路口的一家保险公司一室为办事处。经营方式是为外地教会医院等单位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广大华行为招揽更多外地客户，向洋人的教会医院和学校散发广告，并制定低于英商合利洋行的价格，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迫使合利洋行在1935年关门歇业。

广大华行5位创始人田鸣皋、卢绪章（前右一）、郑栋林、杨延修、张平

是年年底，卢绪章等人在嘉兴南湖召开会议，推举田鸣皋为广大华行经理，卢绪章为财务主管，并确定该行的性质不是为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一个为救国救民的进步抗日救亡青年组织。这次会议对广大华行发展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第三战线秘密组织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二）接受周恩来的指示

1937年8月，中共上海地下党“职委会”成立了洋行界工委，建立了洋行华员联谊会党支部。因广大华行成员有不少在洋行兼职，卢绪章是该联谊会的骨干分子。当时他热衷于阅读进步书刊，得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已胜利抵达延安，感到自己决心参加革命就应寻找中国共产党，参加这一光荣的组织。

1937年9月，卢绪章被吸收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上聆听了潘汉年等人的报告，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在训练班内，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卢绪章由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杨浩卢介绍于1937年10月18日入党，时年28岁。不久，上海成为“孤岛”，洋行华员联谊会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改为“华联同乐会”，卢绪章任党团书记。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汪精卫集团对上海孤岛加强控制。华联同乐会根据上级指示，凡已暴露的同志全部撤出华联同乐会，卢绪章虽未暴露，但已被敌人注意，不再担任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专职从事广大华行的业务工作，将价值数千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大部分赠予红十字会。由于许多医学院和医院机构迁往昆明等西南大后方，决定由田鸣皋去昆明设立昆明分行。上海的广大华行仍由卢绪章任经理。卢绪章心中经常想去苏南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后因病留上海三个月。这时，抗战的中心已在重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指示，要派卢绪章去重庆。1940年夏，卢绪章奉命抵达重庆主持广大华行，但心中仍想去解放区抗日前线，不想当共产党的“资本家”。一日，他独自去红岩村见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对卢绪章的情况早已作了充分了解，听了卢绪章的要求，非常诚恳地说:“过去有人说你办公司只知道赚钱发财，又说同乐会缺乏抗日斗争精神，你为人耿直，办事公道，不谋私利，党组织信任你，千万别为了一点委屈离开岗位。你去前线打仗，无非是消灭几个敌人，而你到重庆广大华行，组织不给一分钱，而已经有了社会地位和信誉，你的才能在于经办商务，为党赚钱，党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干部。”

卢绪章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听到他对自己过去工作的评价，心里涌起一股热流。周恩来继续给他指示:“你们的广大华行以后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切断与地方党一切联系；你要广交朋友，利用一切社会关系作掩护，通过这一秘密组织来完成党的特殊任务；作战环境是十分险恶的，你在与各种魔鬼打交道时一定要遵守纪律，即便是亲朋好友也不能暴露你的身份。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要像八月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为党赚钱，而不同流合污……”对于周恩来的教诲，卢绪章句句铭刻在心里。离开周副主席后，卢绪章决心筹建好重庆的广大华行。

1941年初，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广大华行在重庆正式开业，卢绪章担任总经理兼支部书记。

（三）与魔鬼们打交道

为了在广大华行建立党的秘密机关，卢绪章必须扩大社会交往，多交各式朋友，必须以“资本家”的身份与“魔鬼”们打交道。他先后结识了中统CC系特务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张军光，还结识了国民党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哲熙、中央银行高级职员卢孟野、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卢前、重庆税务局局长汪石清、国民政府卫生署医务司司长俞松筠、药品处处长曹志功、重庆市卫生局局长王祖祥、成都市市长余中英、西安警察局局长肖绍文等十余名党政要人。一些人是因卢绪章有钱而慕名前来巴结，另一些人是想与广大华行合做生意赚钱而与卢绪章相来往，从中获利。

在与这些“魔鬼”打交道中，CC特务设法给卢绪章送来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证明，特别党员的党证上的介绍人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开先。1942年春，卢绪章根据周恩来指示将8.5万元党费交给韶关。他到韶关交给当时党的一名联络员，后此人被逮捕，经不起考验而叛变。在紧急情况下，卢绪章必须暂时离开重庆。卢绪章处变不惊，利用那个“少将参议”的证件买到去昆明的飞机票，平安到达昆明。

1942—1944年之间，卢绪章为广大华行扩大资金积累，除原来药品和医疗器械业务外，还利用中央银行和卫生系统的关系，开辟新的业务渠道，如买卖高级强身滋补品，向苏联有关商业单位购买大量进口的白报纸，还利用重庆与上海汇兑，买卖黄金、美钞，另外还经营化工、钢铁、五金等业务，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1943年初，卢绪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计划创办一家民营保险公司。当时在重庆最著名的保险业专家是从事三家大型保险公司的杨经才。杨经才曾是上海保险业的领导人，到重庆后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卢绪章怀着虚心学习之心结识了杨经才先生，后又通过他与民生轮船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先生相识。卢作孚在重庆任交通部长，声誉极高。经过杨经才等努力，卢作孚同意与卢绪章合作创办民安保险公司，于1943年11月正式成立，卢作孚把民生公司的50余艘轮船运输保险业务统由民安保险公司承保。另外，业务扩大到中国糖业公会，并在昆明、成都、西安、宜宾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获利丰厚，先后多次为党提供经费达数十万美元。

1944年，广大华行与民生公司合作，又筹办了一家民孚企业公司，由卢作孚和卢绪章分别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从美国进口五金、化工商品，从苏联进口白报纸；投资造纸、化学制药、纺织工业；运销药材、五金电料、布匹、日用百货；经营运输和地产业。由于董事和股东众多，资本总额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广泛，民孚企业公司在西南地区声誉日隆，并影响到上海和苏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准备由重庆返回上海。10月下旬，卢绪章等人在上海外滩租下亚细亚大厦一层楼，同时迁入的有民安保险公司和民孚企业公司。以广大华行为中心，分管着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兰州各地分支机构。

上海广大药房开幕纪念（前排左六为卢绪章）(www.xing528.com)

卢绪章回上海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在上海办一所广大药房，以便出售进口的畅销西药。由于资金充足，进口药品来源丰富，加上党组织派来一批地下党员充实干部队伍，1946年夏，广大药房在广东路正式开业。开业仪式上花篮遍地，爆竹喧天，锣鼓齐鸣，门前挂着美国“盘尼西林”等宣传条幅。上海各界名人如卫生局长俞松筠、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前来祝贺。此时，广大华行迁沪后业务发展至国内外，可谓鼎盛时期。至1946年底，总行及分支机构营业额达119亿元法币，净利润达39亿元，在沪上已成为一个著名企业，但为了抵御风险，立住脚跟，需要寻找一个政治靠山。

1946年在外滩的广大华行（一楼）

早在抗战时期，卢绪章就在衡阳找到了他的表弟包玉刚，现包玉刚回上海在开办银行，经其介绍，广大华行与西北大军阀马步芳合作开办中国毛皮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各地，广大华行为党的事业开发了新的财源。后卢绪章从CC特务施公猛处得知陈果夫在南京“劫收”了一批敌伪医疗设备，准备筹备一笔资金开办一家西药厂。卢绪章在重庆时已是陈果夫所办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的理事，所以决心与陈果夫合作共办一家制药厂。于是通过施公猛向陈果夫介绍，说卢绪章的公司越办越大，资金十分雄厚，最近又与西北王马步芳合作开办中国毛皮公司，专搞出口，生意做得很大。当陈果夫问及卢绪章的政治态度时，施公猛介绍说卢绪章早已是国民党特别党员、少将参议，但平时从不过问政治，在重庆时什么政治活动均不参加，一心办企业，做生意赚钱。陈果夫听了当下拍板，要施公猛去上海找卢绪章办一家中心制药厂，并要卢绪章到南京来共同商议。

1947年4月20日，卢绪章邀上海卫生局长俞松筠随施公猛到达南京陈果夫官邸。时陈果夫正患肺结核，卢绪章在问候时送上两盒特效链霉素。陈果夫正在找人代购此药，见到刚由美国航运来的名药十分高兴。在了解广大华行、中国毛皮公司的资金利润等情况后，陈果夫对卢绪章说:“你办企业的能力我素有所闻，我早想办一所中心制药厂，居然你也有意在此。”陈果夫说:“我当董事长，由你当总经理，厂址由你来确定。”卢绪章不卑不亢地回答:“中心制药厂已在江湾购下基地，8月10日举行开工典礼，届时望果公驾到。”遂即告辞。

1947年卢绪章（前排右二）与广大华行同仁在上海

在中心制药厂举行开工奠基仪式时，陈果夫亲自到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率警察局局长俞叔平，以及吴开先、潘公展、包玉刚等名人前来祝贺。

1948年7月4日，蒋介石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在上海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查，白色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的家已被特务“拜访”两次。刘晓立即转告卢绪章转移。

卢绪章处变不惊，他带着公司人员飞往东北从事大豆贸易，后上海卢湾区警察局局长告诉他有人向南京国防部告密，说他到东北有通共嫌疑。此事后传到陈果夫处，陈果夫向施公猛询问。陈果夫得知卢绪章去东北，卫立煌、廖耀湘两将军曾宴请他，并帮他做了一笔大豆生意，也就无话可说了。

不久，上海警察局稽查处传讯卢绪章，说他经常去苏联驻华上海总领事馆，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卢绪章从容回答:“我去的不是领事馆而是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处。双方做的是鹿茸精等高级滋补品和白报纸双边贸易，我们广大华行还与美国、日本做贸易，在香港、日本均有分行，你如要了解情况可去找陈果夫、卢作孚两位先生，也可到卫生局长那里去调查。”这名特务听了无言以答，只得悻悻而去。

几天以后，国民党情报处少将特务梁若节到广大华行悄悄地对卢绪章说:“卢兄，有人怀疑广大华行是共党机构，你是共产党，但又无证据，我已替你说了好话。”卢绪章听了哈哈大笑:“多谢老兄仗义执言，如果我是共产党，那陈果夫先生请我办制药厂，难道他也有通共嫌疑？笑话！”

面对着种种险情，卢绪章感到形势严峻，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多打陈果夫、卢作孚名人王牌，并利用中统、军统和CC派的朋友来宣传广大华行的后台老板是陈果夫，使公司“在大树底下好乘凉”，置自己于不败之地。陈果夫也接到一些情报，说卢绪章有通共嫌疑，但均无实据。他已把卢绪章当做他的“财神”和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告诉部下，人家开药厂和苏联做生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其次，卢绪章在上海不断对许多企业进行投资，其中有银行、钱庄、报社、药房、运输公司、乳品公司、保险公司、化工企业、贸易公司、造纸厂等数十家企业，总投资额达33余亿元。从此，广大华行、民安、民孚三家公司，在国内外的名声大振。广大华行集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中国共产党最大一家“党产”企业，也是一家隐蔽最深的党的地下特殊机构。

1948年6月，敌人的魔爪又一次伸来。专门联络广大华行的地下党联络员邵平和他的妻子到余姚扫墓时被特务发现并被捕。

邵平是周恩来指定的广大华行联系的唯一的交通员，来上海后由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分管。邵平被捕后坚贞不屈，勇敢地跳楼潜逃，但他妻子沙平经不起敌人拷打而叛变，暴露了刘少文的机构和地址。如果沙平说出广大华行是共产党机构，地下组织可能被彻底破坏，卢绪章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好在那天卢绪章正在陈果夫处参加家宴，刘晓同志派人前去通知，卢绪章即向陈果夫借口离去。此事发生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向广大华行发出紧急指令，卢绪章等人立即从银行取出大批黄金与同事们迅速离开上海到达香港。1949年初，中统CC系特务和上海特务头子宣铁吾、毛森准备向广大华行下毒手时，广大华行已空无一人，他们正在香港召开董事会处理各地公司的善后事宜。

（四）为开发宁波作贡献

1949年5月28日，卢绪章在丹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集训后，随上海市军管会来到上海接受新任务。卢绪章先后担任华东贸易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外贸部三局局长、外贸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时下放至五七干校，1979年后任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华侨旅行社社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国家外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

1982年卢绪章离休，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在退居二线后，仍十分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外经贸事业的发展。

1984年，卢绪章接受邓小平委派，以73岁高龄亲临他的故乡宁波指导工作，担任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特别顾问。卢绪章来到阔别59年的故乡赴任，决心为宁波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他对宁波市领导说:“我是给家乡宁波来跑腿的，小平同志给我的任务是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发动起来，建设宁波，我自感任务不轻，一定尽心尽力帮家乡做事。”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卢绪章认为，一个地方发展与港口交通状况关系至为密切。宁波地处长江三角洲，紧邻国际大都市上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和优越。北仑港得天独厚，大有发展前途，加快港口建设，把它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不但对宁波的长远发展有利，而且对浙江、华东的对外开放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卢绪章提出:“港口的开发列为宁波开发的重中之重”。

不久，北仑港列为国家“七五”计划，并抓好配套交通网络:建造宁波至上海的高速公路，加快萧甬铁路的改造。卢绪章提出改革开放要有突破口，“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新宁波”，突破口首先是要做好包玉刚的工作。卢绪章亲自到香港找表弟包玉刚，动员他到家乡宁波来看一看，请他出资办学。1984年10月，包玉刚来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宁波，他对卢绪章说:“宁波是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人口与香港差不多，面积比香港大10倍，但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我想在家乡办所大学，你看如何？”卢绪章当即表示欢迎。次年10月起，包玉刚先后捐资2000万美元建成了宁波大学。包玉刚的这一义举在海内外影响极大。之后，海外宁波帮知名人士陆续来大陆捐资于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事业。邵逸夫也是卢绪章的老友，1986年他接受卢绪章的邀请回宁波老家，并向浙江人民送了厚礼，捐款给宁波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和医院，捐款数达数千万人民币。

卢绪章于1986午10月30对宁波市侨办说:“除了包、邵家，还要发动更多的宁波帮来协助宁波建设，国外有不少甬港联谊会之类同乡组织，宁波人在世界上有成就的不少，你们应好好了解发动。‘有贝之财’可请到宁波来搞企业，‘无贝之才’可传授技术、讲学、管理企业。”

1985年，卢绪章和著名宁波籍人士发起成立“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卢绪章被聘为会长。该会成立以来，各地纷纷成立相应机构，动员了大批宁波帮人士为宁波和当地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据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海外宁波帮已有2.8万人次回乡探亲访友或考察观光。有400多名海外宁波帮人士捐款或投资兴业，为家乡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是我国外经贸事业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