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旧车起家、四万号击败洋商，百年风云录

第二十五章　旧车起家　四万号如虎添翼　击败洋商　周祥生享誉申江

（一）从一辆旧篷车起家

在今日上海出租汽车公司中，强生车行是诸车行中的名牌。“强生”与“祥生”谐音，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祥生车行饮誉申江，故使人从“强生”联想到当年的“祥生车行”。

周祥生

20世纪30年代，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以“40000”的电话号码和300余辆汽车而被誉为上海“出租车大王”。该公司的创办人周祥生，1895年生于定海周家塘的一户农家。因家庭贫寒，少年时帮人看牛、樵柴，只读了三年书便辍学了。1907年，13岁的周祥生离乡背井投奔在上海查礼饭店当领班的姑丈许廷佐，后从当童工、杂差、学徒到在咖啡店里当西崽（侍应生）。成年后，在查礼饭店学得一口英语，当上了领班。当时顾客多为洋人，周祥生给他们叫车，与出租车司机开始相熟。

1919年，周祥生为了不受洋人之欺，离开查礼饭店，一心想开一家出租车行。开始自筹500元，再向岳母借了100元，租得一辆日产旧篷车。他在虹口一带拉客，因当时出租车不能随便停在马路边，有钱人不会坐他的旧篷车，他只得到码头、火车站、赌场、戏院边拉客，三个月后终于还清了车债。他的堂弟周锡庆开始与他合作，凑集了31000元又购进了旧车。由于周祥生为人机灵，善于拉客，不久又赊了一辆新车。他便以三辆车办起一家车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给他的公司取了洋名Johnson，中文名为祥生出租车公司，自任经理，堂弟管内务兼司账，其兄周锡元管修理。

周祥生以滚雪球的方式分期付款又购进一辆辆汽车。1929年，周祥生已有20辆汽车，在规模较小的华商汽车行业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同行中的头头。

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竞相对外倾销商品，美国通用公司以预收少量定金大量推销汽车，同时外国石油公司在相互竞争中油价一跌再跌，这给周祥生带来发展汽车行业的大好时机。他的一位朋友估计美元汇价看涨，愿提供三万银元帮他购买洋车。周祥生将这笔银元兑成美元订购了雪佛兰轿车400辆，不久车未到货，车价已涨了一倍。周祥生除自留200辆，其余车辆全部脱手，剩下车辆几乎白赚。1931年11月，周祥生招募新股，于次年在北京路西藏路口购进一幢大楼，祥生出租汽车公司正式成立，周祥生被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墨绿色的雪佛兰新车穿梭于上海市区大街小巷之间。不久，美国通用公司派人与周祥生联系，愿以优惠条件与他合作联营，周祥生一眼看穿对方所谓“联营”实为使“祥生”成为其子公司，当场表示拒绝。

（二）神奇的“40000”电话号码

人口增长和汽车行驶需要上海马路不断拓宽、延伸，好让汽车往来驰骋。由于电话业发展，上海滩装有电话的人家不断增多，电话叫车不仅方便，且成为一种时尚。电话号码被各车行所重视。美商云飞汽车公司以“岁临一杯酒”的谐音，选了电话号码为“30189”；银色公司的电话号码为“30030”，也简单易记。而周祥生的祥生公司号码是“北251”，毫无特色。为了获得一个不同凡响的电话号码，周祥生煞费苦心。为拉拢英商电话公司有关职员，他设宴请客，赠优惠券，又免费接送，等等，最后终于打通了电话公司营业部主任索雷和管理号码的处长威尔金森的关系，得到一个“40000”号码。

周祥生获得这一电话号码，心中一阵狂喜。新岁将临，周祥生立即去印刷厂印了2000张有“40000”电话号码的广告日历牌分赠客户，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中国人应坐华商车”，“40000四只车轮在全上海滚动”，“中国人爱国坐中国车”，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大大提高了祥生公司的营业额。周祥生又在车厢三侧和车顶上漆上“40000”号码，甚至司机号衣、帽子也不例外。另外，还赠送客户印有“40000”号码的青绿色饭碗或茶杯一只，要他们每天不要忘记打“40000”叫车。他在市中心做大型霓虹灯广告，《新闻报》首版和电话簿的封面书脊都是祥生广告，至于车站、码头、戏院、酒楼、舞厅等公共场所更是无不使人看到“40000”祥生公司的电话号码。周祥生还另出新招:当时电话常挂在墙上，电话铃响时，遇到请人接听，话筒苦于无处安放。周祥生动足脑筋，请人设计制作一种小巧的金属架，架子上有红色祥生标记“丁”和“40000”号码，并派人到市区各公共场所免费安装；一般电话用户只要愿意，同样免费上门安装，结果大受民众欢迎。同时他又利用这个电话号码，在总机上开通问讯服务，客户只要拨通“40000”号码便能得到天气预报、火车和轮船时刻的信息，随即祥生车就会开到你的门前。

祥生出租汽车

祥生汽车公司赠送顾客的广告茶壶

神奇的“40000”号码，震动了上海滩，给周祥生带来繁忙的生意和巨额的利润。

（三）精心管理，信誉大增(www.xing528.com)

善于精心管理创造名牌击败洋商是宁波帮老板经商的一个特点。周祥生深知仅有个神奇的电话号码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关键在于为公司创造自己的服务品牌。

周祥生亲自了解调度室每一小时各分行停车情况，日夜三班指挥汽车行运时间，并不准在回车时拉客。并且亲自在市区各处观察客流量情况，最后选定总行设在北京路800号，这是上海市中心出车的最佳地点。除了22个分行外，还委托许多烟纸店代客叫车，公司给予一定的佣金。一旦获得叫车电话，一般在一分钟之内就可到达指定地点，既节省汽车，又令客户满意。

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第三分行

公司制定服务细则，凡调度员接电话时必须语气亲切和蔼，绝不用态度生硬的用语，即使分行一时无车也得向别的车行借车，令客户满意为止。周祥生每天要检查调度室服务记录，一旦发现车辆放出客户已走的情况，必须追查到底，决不含糊。他经常到车站码头实地指导检查公司车辆的服务质量，甚至亲自为客户开门，搬取行车，礼貌待人，既给司机作出榜样又检查司机的服务态度。

周祥生还故意同时向祥生、云飞、泰来等汽车行打电话叫车，如发现先到的不是祥生车，他立即回公司追查原因，如有违规，即加以处分。如遇客户遗失贵重物品，凡立即设法归还者即予奖励，如不上缴者给予重罚，从而使客户有一种安全感。

在周祥生几年的苦心经营下，祥生公司在上海信誉卓著，不久周祥生被选为华洋出租汽车公司联合会的董事。

（四）击败洋商云飞汽车公司

清末以来，外国人在上海的交通工具均为马车。1910年后，南京路、外滩等地相继出现英商龙飞车行、法商东方车行、美商飞星车行等。至1920年，美商云飞车行、英商泰来车行、俄商利达车行、日商森村车行相继发展。其中以云飞出租公司规模最大，清一色的福特车，总经理高尔特至1928年已拥200多辆的新车，雇工600多人，成为上海出租汽车行业中的老大。高尔特眼看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一天天发展起来，便在云飞车行公司内成立华洋出租汽车公司联合会，推周祥生为董事，提出以“联络感情，团结同行”为宗旨，目的是为了祥生公司等华商车俯首就范。在第一次成立会上，高尔特提出各车行均应以云飞车行的新车价为标准，统一提高车价。周祥生联合华商坚决反对这一提议，理由是华洋车行经商方式不同，服务对象和管理方式不同，车价无需统一，挫败了云飞等洋商车行的阴谋。

次年，南京政府实业部规定，须组织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同业公会，洋商不得参加。5月，同业公会成立，公推周祥生为会长，原来的华洋出租汽车公司联合会随即解散。

以云飞车行为首的洋商出租车公司不甘心失败，他们派云飞车行经理高尔特再施诡计以对付祥生公司。高尔特施展的第一支冷箭是扰乱对方的调度。在一段时间内，祥生公司接二连三在半夜接到叫车电话，调度派车过去却没有见到雇车人。周祥生经过一番调查才知道原来是云飞车行的人在搞恶作剧。第二支冷箭是策动劳资纠纷。1934年祥生公司发生劳资纠纷时，云飞公司派人挑拨离间，还假惺惺地送去大米等慰问品，并趁机接纳两名被解雇的工人。周祥生一面接受教训，尽力处理好劳资关系，一面在云飞车行发生劳资纠纷时鼓动云飞工人增加工资，使云飞车行在经营上发生困难。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将士浴血抗战，全上海市民奋勇支援。周祥生出于爱国热情积极调拨公司汽车专门输送慰问衣物和药品。周祥生有一位姓陈的朋友，为安徽省原省长陈调元的儿子，他家中有辆装甲车，因一时无人修理，不能捐献给十九路军。周祥生见此立即答应派人去修理，还亲自驾车送到闸北太阳庙前线，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嘉奖。周祥生还有一位朋友是大中华橡胶公司职员，该公司出品的双钱牌车胎正遇到英商邓禄普车胎价格战，处境困难。周祥生获知后立即向大中华买进一大批双钱牌轮胎，并向同行和媒体积极宣传:“中国人乘中国人出租车，中国人买中国人轮胎。”

在八一三事件后，上海市民爱国热情高涨，美商云飞车行的营业大受影响，加上云飞车行地处租界西部，出车量大大不及地处北京路闹市区的祥生公司。另外，云飞车行数量不及祥生车行，叫车的电话号码更不及祥生的“40000”电话家喻户晓。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抵制洋货的爱国热潮纷起，周祥生在上海各界被称为著名的爱国商人。事到此时，云飞车行营业一蹶不振，总经理高尔特不得不将百余车辆盘了出去，从此云飞车行在上海销声匿迹。

1937年抗战前夕，祥生公司已发展到资本50万元，拥有汽车248辆，分行22处，代叫店50余处，职工800多人，成为全上海华洋出租汽车公司同业中的老大。周祥生被誉为“汽车大王”。但他在发迹后因私造住宅，占用公司巨款，致使流动资金不足，遭到董事会的不满，双方发生冲突，周祥生愤而辞去总经理之职，后回家休养。1942年，到重庆开设祥生饭店、祥生广播电台、祥生建业公司。抗战胜利后周祥生曾在上海另立祥生交通公司，任总经理，因内战爆发，公司营业困难，终于无力重操旧业。1974年2月因病在沪去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