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张石川打造明星公司，编导高手加盟，群星闪耀

第二十四章　银海名人　张石川创办明星公司　编导有术　艺术家加盟群星灿烂

（一）从人伦影片起步

在中国电影业的草创阶段，明星公司是公认的佼佼者。它的创始人张石川在我国电影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一生编导的120余部电影瑕瑜互见，他所培养的电影演员群星灿烂。

张石川

张石川（1890—1953），出生于宁波蚕茧商人之家，自幼聪敏好学，在就读私塾之余常帮助父亲管理商务，为以后经营影业打下了基础。1905年，张石川的父亲不幸去世，15岁的张石川不得不中断学业，随舅父经润三远离家乡到上海华洋公司当文书。经润三在上海曾做地产商并与黄楚九开设新新舞台，张石川在工余之暇常到新新舞台看戏，养成了对戏剧艺术的特殊爱好。

当时，文明戏正在上海兴起，引起上海市民的极大兴趣。舅父经润三正在创办“立鸣社”，张石川开始在这个新剧团担任经理。

1912年初，张石川结识了比他大2岁的著名剧评家郑正秋，两人一见如故。张石川希望他的好友为立鸣社的文明戏撰写剧评，郑正秋慨然应允，从此两人成为终生好友。

1922年3月，张石川向岳父何渌昌借了两千银元在贵州路租了房子，与郑正秋联系，成立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不久他们认识了年轻剧评人、《金声日报》主笔周剑云。从此以后，张、郑、周三巨头长期合作，一直到明星公司在抗战爆发后被日军焚毁。

明星影片公司设于枫林桥的总厂

张石川的戏路是拍人伦片，要求演技过硬的明星主演。张石川在公司里任经理兼拍摄指挥（当时未有导演名称），他与郑正秋商量拍摄的第一部人伦片是《孤儿救祖记》。张石川曾对明星职工说过:“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要哭得凄惨，笑要笑得开心。”《孤儿救祖记》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家庭的内部矛盾和掩盖在伦常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最后以大团圆结尾，宣扬了“平民教育在于从善惩恶”的改良思想。

王汉伦主演的《孤儿救祖记》剧照

影片第一次采用试镜头方式录用演员，出身封建家庭的王汉伦因受包办婚姻的压迫而被遗弃，她的遭遇十分适合出演影片中的悲剧主角寡妇。王汉伦靠自己的过人勇气和毅力，在张石川培育下一举成名。

《孤儿救祖记》一经上映，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每张门票竟然卖到一元钱（五元可买米一石）。

1924年初，明星公司添置了玻璃摄影棚，开始将当时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改编成电影，影片的悲剧主角仍由王汉伦出演。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寡妇梨娘的悲伤落寞、凄楚可怜命运表演得淋漓尽致。女配角小姑，是一个美艳高雅而又放荡不羁的浪漫小姐，年方21岁，由出身大家闺秀的杨耐梅出演。此片一经演出又获得巨大成功，创造了空前的票房奇迹。张石川曾对郑正秋说:“我说过人伦剧中的悲哭和嬉笑是影片的灵魂，而女明星的选定是魂中之魂。”

1925年，明星公司以不断推出红人的策略来吸引观众。于是，继王汉伦、杨耐梅之后，张石川和郑正秋又发现了自幼家境贫寒，后被人贩子骗到会乐里当妓女的宣景琳。开始由她在讽刺喜剧《最后之良心》中演配角，后来张石川发现宣景琳身上埋藏着巨大的表演潜力，其成就可能在王汉伦、杨耐梅之上。张石川邀宣景琳出演《苦儿流浪记》中痛失孩子的母亲唐沈氏。影片演出后获得观众的好评。一天，宣景琳哭着走进明星公司办公室向张石川倾吐隐情:她辛辛苦苦所挣的拍戏钱被老鸨全部没收，今后她已无出入自由。张石川和周剑云听了，当即决定到会乐里用一张2000元支票把宣景琳赎回。

因受宣景琳身世的启发，明星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拍摄了表现妓女不幸命运的《上海一妇人》，由宣景琳主演。宣景琳在水银灯下重新演绎了在火坑中那种万劫不复的生活。影片一经上演，宣景琳成了上海滩一颗耀眼的明星。

张石川与周剑云配合默契，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了一批以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为主题的人伦片。但他们也屈从于商业的要求，拍摄了不少“营业主义”的媚俗之作。

1925年，明星影片公司与当时以“欧化”风格著称的大中华百合公司、以“注意旧道德，发扬文明传统”为宗旨的天一影片公司、以重人情和天伦为宗旨的神州影片公司、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为创作主题的长城画片公司，先后崛起于上海影坛，竞争十分激烈。明星影片公司必须在市场中开辟一条新路。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石川与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洪深在“笑舞台”会面。张石川的豪爽、真诚和强烈的事业心给洪深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即加盟明星公司。他为张石川介绍法国唯美派作家王尔德的名剧《少奶奶的扇子》，上演后一炮而红，剧场天天客满。1926年，由洪深编剧的《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剧业》、《同学之爱》相继上演，但市场效果不佳。张石川对留学归来的作家充满了好感，于是把戏剧家田汉的《湖边春梦》搬上了银幕，但由于女主角不够理想，该片在市场上反响冷淡。

加盟明星影片公司的阮玲玉

不断推出新人是张石川的明星公司制胜其他公司的法宝。张石川在报上刊登招聘《挂名夫妻》女主角的广告。次日，便有一名素衣淡妆、神情忧郁的女子前来报名应征。她便是中国无声电影时代最优秀的女明星阮玲玉。

在试考时，阮玲玉多次表现均不能使主考官满意。张石川和郑正秋认为她外形典雅，气质不俗，聪明伶俐，是可塑之才，决定让她在《挂名夫妻》出演女主角玉英———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终身守节的善良女性。影片公映后，受到广泛好评。继《挂名夫妻》之后，阮玲玉连续主演了《血泪碑》、《杨小真》和《状元建造洛阳桥》等三部影片。

明星公司大牌明星众多，因此阮玲玉并没有很受重视。在拍摄《杨小真》和《白云塔》时，阮玲玉与个性浮躁、傲慢跋扈的杨耐梅经常发生矛盾，于是在拍完《白云塔》后脱离了明星公司。这是张石川一生中聘名角史上的一次最大失败。

当阮玲玉离开明星公司时，张石川因祸得福。他曾说自己一生中费尽心机在挖明星，最使他感到得意的是把胡蝶拉进明星公司。

在一次招考短期培训班时，张石川发现胡蝶打扮得与众不同，看起来特别大气，并且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之所以看中胡蝶，主要是她有别的女演员不具备的坚强信心，从她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于是以800元的月薪从天一公司挖走胡蝶，力邀胡蝶加盟。

（二）《火烧红莲寺》一炮打响

1928年的一天，张石川在家里上卫生间时将儿子的一本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拿在手里，一看半小时，立马决定将其中的一段故事改编成电影。

当年《申报》上的广告

张石川编导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一时震惊了中国影坛。它的出现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影坛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茅盾曾说:“《火烧红莲寺》对于市民魔力之大，只要你到影戏室内就可以看到，从头至尾，你都在狂热的包围中。”

当初，张石川在写这个故事时，只想到儿子这个年纪喜欢的东西，总会有一批年轻人的市场，如果把这些都变成活动的电影镜头，那一定比看书更为过瘾。可当时没有人写过武侠片，心里没底，他只想碰碰运气，想不到它会一炮打响，立即让明星公司摆脱了经济困境。

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剧照

《火烧红莲寺》的结尾是一把火烧了罪恶的红莲寺，但有一个老和尚离寺逃走。这个老和尚其实是张石川留下的一个伏笔，如果片子反映好，就再从老和尚连续拍摄下去。结果，因为影片内刀光剑影、神仙与邪恶斗法，刺激了市民的好奇心理，轰动全市。于是张石川马不停蹄地连续写了16集，而主演女侠的胡蝶被拍片弄得精疲力竭，当然也红得发紫。

张石川的岳父何泳昌曾说:“他是一个聪明、能干，做起事来不要命的人。他写那么多的续集是由于我在许多庙里有不少和尚朋友，他与这些人都混得很熟。庙里的许多事情他都知道七八分。”张石川出身市井，又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迷恋者，对小市民喜怒哀乐的心理自然了解较深，所以《火烧红莲寺》的续集虽然添了许多难以置信的神怪剑侠故事，但情节的编排也还在情理之中。在许多续集里，张石川动足脑筋，调动厂里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运用电影摄影技巧，通过美工、灯光、布景等手段，突出夸张崆峒派和昆仑派斗法的武功、刀枪格斗和武术变化。演员胡蝶从舞台上被钢丝吊起来，以表现天上飞行的情景，技工用电风扇吹动布景和演员飘逸的衣裙。另外，布景采用山林寺院和动画技术，将故事中错综跌宕的情节构成一幅幅奇异景观，达到近代电影艺术现代化技术的极致。

《火烧红莲寺》的成功产生了一系列的市场效应，各兄弟电影公司大量出产了一批批的武侠片，上海许多舞台把《火烧红莲寺》配上许多机关布景，一二三本地连续演出，当年成为“武侠年”，这些是张石川所未能料到的。(www.xing528.com)

更使张石川未曾料到的是，《火烧红莲寺》之后，由于《儿女英雄》、《荒江女侠》、《七剑十三侠》等武侠片的问世，出现了夏佩珠、徐琴芳、范雪明、邬丽珠等一批武侠明星。

张石川死后，到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和台湾，居然火尽薪传:李小龙和成龙的影片，使当年的《火烧红莲寺》一烧再烧；香港拍摄了新版《火烧红莲寺》（1963）；香港邵氏公司根据《火烧红莲寺》翻拍了《江湖奇侠》（1965）；还有香港拍摄了《新火烧红莲寺》（1994），等等。

（三）《啼笑因缘》双包案

张石川的《火烧红莲寺》给明星公司带来了巨额资金。当上海各大影片公司正在明争暗斗之际，他已在考虑不再拍摄无声片了。他把目光投注到国外刚刚兴起的有声电影上。

《歌女红牡丹》是从刻蜡盘着手，配音再唱。此片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放映时声音虽小，但张石川在影片中穿插了几出京剧片断，让观众听到主演胡蝶第一次开口讲话和第一次唱京剧。片子一出，高朋满座，海外版权被高价购买。张石川尝到了甜头，便委托洪深到美国，花了1万1千美元买来两部录音机，又花了几万美元买了一部摄影机。当洪深花完了钱回国时，张石川刚刚完成了长篇言情小说《啼笑因缘》的剧本和演员人选。

当时，为了拍摄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闹出了轰动上海滩的一场双包案。大华影片公司打听到明星公司要拍摄《啼笑因缘》，立马筹办一个班子也要拍摄此片，他们出手很快，先请了一些话剧演员上演话剧《啼笑因缘》，接着申请到该片的制作权，日夜上马。可是张石川早在报上刊出《啼笑因缘》的影片广告，宣称由胡蝶主演，共六集。不料大华向法庭上告明星公司违反拍摄权，打起了一场官司，引起了电影界的一场风波。那时，张石川已邀请作者张恨水到上海，付给每月数百元的咨询费，现在遇到这场官司，要他停拍《啼笑因缘》实在使张石川措手不及。每天一回家，张石川就会接到恐吓电话，要他“识相”，否则要他的老命；一次，张石川在明星公司办公桌上放了他收到的一封夹着一粒“花生米”（子弹）的恐吓信。

张石川为此与周剑云、郑正秋商量，面对黑道式的大华，必须一面打听对方的后台，一面继续拍摄影片。不久，大华公司请出了黑帮头目黄金荣前来“调解”。为了尽快平息这场风波，明星公司的三巨头只得脱下艺术家的架子一起拜在上海名人杜月笙的门下，给杜月笙以公司顾问、董事名义，并宴请黄金荣，请黄金荣出面，让大华公司将《啼笑因缘》让给明星公司，大华的一切费用由明星负担。大华公司拿到面子又拿到钱，当即同意这场官司撤销，双方“和解”。

六集有声片《啼笑因缘》终于完成，一场双包案也终于和解，张石川深深地歇了一口气，只等待着影片的市场效应。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电影放映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接下来便是一·二八事变。在这样国难当头的时刻，让观众再来看言情片《啼笑因缘》，显得不合时宜。张石川面对这一情景，他的希望成为泡影，明星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四）“替穷苦人叫屈”

张石川善于顺势应变，虽然明星公司缺乏拍片的资金，但在他岳父和妻子的资助下，决心改变鸳鸯蝴蝶派人伦、武侠斗打和三角恋爱的戏路，另辟新机。

1931年底，周剑云以同乡之谊邀请左翼作家钱杏邨，请他推荐几位文化新人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不久，夏衍、钱杏邨、郑伯奇等人在开会讨论后向瞿秋白作了汇报。

瞿秋白说:“在文化艺术工作中，电影是最富有群众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我们不妨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接着，左联作家成立了一个影评小组，在上海各报纸发表左翼作家执笔的影评文章，一时电影评论风气大开。

与此同时，明星公司邀请女明星徐来在影片《残春》中出演女主角，使她一举成名。接着徐来又为明星公司主演了《女儿经》、《华山艳史》、《到西北去》、《落花时节》等影片。

《女儿经》是由张石川提议拍摄的一部由全体导演和演员合作的集锦式影片。该片由张石川、程步高、沈西苓等九位导演联合执导，每人导演一集，是中国影坛空前的大制作。影片由胡蝶主演，故事由主人公胡瑛以召开同学会为线索，展示了八个同学十年来各自的生活经历，揭露了当时社会贫苦妇女的不幸遭遇，在对她们寄予同情的同时对上流社会进行讽刺和鞭挞。

《女儿经》的拍摄标志着张石川的戏路“为穷苦人叫屈”的起步。接着张石川导演了《劫后桃花》。影片通过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暴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长期侵略的罪恶，从正面反映抗战的主题。接着张石川为明星公司推出一部表现一对孪生姐妹不同命运的影片《姊妹花》。在影片中，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色，受到观众的称誉。饰演母亲的宣景琳也以高超的演技把母亲这一角色演得惟妙惟肖，获得好评。经过张石川的精心导演，在《姊妹花》中又涌现出王献斋、严月娴、龚稼农、高工上、李倩苹、朱秋痕、夏佩珍、赵丹、顾兰君、黄耐霜等一大批影坛新秀，这是张石川在一生中培养新星最多的一次活动，他常为此而自慰自傲。郑正秋曾对这部影片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一是伦理片容易引人落泪；二是对话的力量；三是胡蝶女士一人饰两个角色，样样“声情并茂”；四是录音水平的高超；五是摄影技术的出色；六是灯光运用得当；七是歌曲恰到好处。张石川则认为《姊妹花》的成功主要是“替穷苦人叫屈”，影片中姐妹俩不同的遭遇，揭露了军阀和地痞流氓相互勾结、鱼肉民众的社会现实，从而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创造了上海各大影院连续放映60天国产片的纪录。

《姊妹花》剧照

自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广大民众抗日爱国情绪高涨。1932年秋的一个夜晚。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应张石川的邀请出席由明星公司召集的第一次编剧会。不久，夏衍创作了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空前大水灾为背景的电影剧本《狂流》，由程步高导演。在摄影棚里，夏衍主动为导演作场记，在布景、服装、道具、对话、摄影等方面拜张石川为师。张石川为之十分感动。

在《狂流》上演之前，《明星日报》在创刊号上发起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揭晓时，《狂流》主演者胡蝶以21334票名列第一。张石川得知后心花怒放，欣慰不已。

中国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广告

《狂流》剧照

《狂流》是最早在银幕上塑造农民形象的影片，它抨击了土豪劣绅的自私、贪婪，揭示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各个阶级不同的本质和农民运动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影片在上映后获得广大观众的浓厚兴趣和赞誉。当时许多报上发表《狂流》特辑，称《狂流》是“明星公司划时代的转变力作”。继《狂流》之后，明星公司又请夏衍将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发动淞沪侵略战争，上海市民纷纷参加救护队，支援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明星等影片公司纷纷派出战地摄影队，抢拍了不少战地纪录片。这时，张石川领导的摄影队拍摄了《国魂的复活》、《战地历险记》和《自由之花》等几部宣传抗战的影片，并组织明星救国团，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是年，白杨、赵丹、周璇加盟明星公司，拍摄了《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马路天使》剧照

赵　丹

白　杨

周　璇

1933年底，国民党组织“铲共同志会”捣毁艺华公司的摄影场，并宣称各电影公司不得出品“鼓吹阶级斗争和贫富对立”的影片。

上海电影界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之，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剧作家被迫退出明星公司。

1936年7月，张石川在《明星半月刊》发表的《革新之话》中，明确表示:“为了民族，也为了本身的事业，我们立即从事国防电影的摄制。”接着，明星公司拍摄了洪深编剧的《新旧上海》，欧阳予倩编剧、张石川执导的《海棠红》和《女权》。另有《夜会》、《清明时节》、《社会之花》等影片，这些影片最让张石川高兴的是明星公司又培养出一位影坛新秀舒绣文。

1937年10月底，中国军队陆续撤离上海，不久上海沦为“孤岛”，中国电影也改变了原来发展的轨迹。坐落在枫林桥明星公司总部的三层高楼，也是明星公司生产基地。11月中旬，张石川见形势突变，迅速将明星公司的重要人马以及少量主要电影器材撤离枫林桥，安置在法租界静安寺路静安别墅。

几天以后，枫林桥基地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南市司令部。不久，明星公司总部挂起了“国际映画社”的牌子。

一天，一个日本文化特务走进了张石川的寓所，提出要和明星公司合作拍片。张石川想起了洪深握着手对他叮嘱过的一句话:“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当汉奸。”张石川对来者婉言谢绝。

七天后，枫林桥基地东西两侧的四座小楼燃起了熊熊大火，车库和洗印楼也是一片火光，办公楼也随着冒起黑烟。转瞬间，枫林桥基地一片火海。这场大火毁灭了张石川对明星公司的全部希望。直到1953年去世时，他也没有能够完成重振明星公司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