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刘鸿生：亦官亦商，创造煤炭火柴产业

第二十三章　煤炭火柴　刘鸿生多种产业并举　亦官亦商　企业王历经风云变幻

（一）拒绝耶稣，被圣约翰大学开除

刘鸿生

刘鸿生（1888－1956），浙江定海人，出生于上海。刘鸿生6岁时到洋学堂梅溪书院读书。他天资聪颖，深得老师喜欢。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鸿生的父亲为此悲愤欲绝，不久离开人间。那年刘鸿生7岁，已在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1901年，13岁的刘鸿生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报考了圣约翰书院预科，4年后正式成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该校规定每名学生必须有一个英文名字，刘鸿生给自己取名为O.S.Lieu。他在校勤奋好学，沉稳有礼，因此年年都能拿到奖学金。

1906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这一年，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所订整顿学校、歧视中国的章程，宋教仁等全体学生罢课，宋教仁被革退回国；这一年，湖南留日学生姚宏业愤慨于清政府之腐败，日政府之悍蛮，投黄浦江自尽……就在这一年，刘鸿生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

一天下午，卜舫济校长把二年级的刘鸿生叫到校长室。校长说:“O.S.你走运了，你是本校的荣誉生，学校决定把你培养成为一名牧师，明年可送你到美国留学，4年后回来做牧师兼英语教师。将来月薪150元，还给一座花园洋房。这是上帝的恩赐，愿上帝永远祝福你！”

听了校长的一席话，刘鸿生愣怔了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虽然六年来每周做礼拜，但他始终无法走近耶稣。现在要他一辈子做牧师去布道，他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刘鸿生向校长鞠躬后说:“感谢校长的厚爱，我不能为上帝效劳。请原谅我辜负了您的厚望。”“我不能原谅你。”校长粗暴地打断了这名荣誉生的话，“O.S.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你就是上帝的叛徒。你没资格在学校读书了，你马上离开这里！”

刘鸿生觉得在这位专制无理的校长面前再也无话可说，当天下午他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圣约翰大学。

（二）任开平矿务公司买办发迹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18岁的刘鸿生为谋生计在英租界老闸捕房当上了一名教员，负责教英籍巡捕上海话，月薪40元。凭着既会讲英语又会讲上海话的优势，且月薪不低，刘鸿生感到这份工作很称心。但一个月后他感到厌倦了，觉得教员工作单调乏味，便向巡捕房总巡警提出辞职。

总巡警见留不住这个18岁的年轻人，感到很可惜，他告诉刘鸿生:“O.S.，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到会审公廨去当翻译，那里需要人，不妨去试试。”

几天以后，刘鸿生拿着总巡警的一封介绍信去见会审公廨的总翻译谢培德。经过考试，刘鸿生被录用了，月薪65元。经过几个月的翻译工作，刘鸿生又感到这项工作枯燥乏味，且又没有什么前途。谢培德并没有责怪刘鸿生，反而觉得他有志气，还介绍他到意大利籍律师穆安素的事务所工作。

定海人素有跨海冒险的文化传统，刘鸿生天生不安分，做了几个月后，刘鸿生又想跳槽了。这时家里来了一位贵客，是他父亲生前好友周仰山。周仰山是宁波帮的大商人，为宁波旅沪同乡会头面人物。刘鸿生的母亲忧郁地向周老先生述说了自己的儿子多次跳槽的经过，希望周仰山能当面对孩子作一番教导。不料周仰生感到眼前这名后生，心高志远，将来必有出息。当他问刘鸿生是否准备长期做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刘鸿生直说，想到外面闯一闯，想试一试有没有机遇。周仰生笑着说，“你运气好，眼下就有一家英商开的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办事处要录用一名跑街，月薪100元，另外还有佣金。卖出一吨煤，可取得8分4钱银子。”刘鸿生一听，大喜过望，决心去试一试。周仰生看到这名舟山后生对做生意特感兴趣，觉得他是大可造就的人才。

第二天，周仰山陪刘鸿生去见能讲一口苏州话的英国人考尔德。一路上，周仰山向刘鸿生介绍，开平矿务公司在河北滦县西南的开平镇，开平矿是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被强占去的，它的矿区煤的矿藏丰富，煤质优良。又介绍了那个老外考尔德的脾气、爱好等。两人来到考尔德的办公室，刘鸿生用英语与考尔德交谈，不一会儿考尔德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让他明天就可来上班。从此，刘鸿生跨进了煤炭行业的大门。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刘鸿生把煤炭销路摸得一清二楚。他在上海以及江浙两省推销煤炭，销售业绩一路上升。有一天，考尔德问刘鸿生在推销上有什么经验，刘鸿生告诉老板仔细观察留意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处处在考虑用什么煤，销到什么地方去。当考尔德高兴地夸奖他时，刘鸿生向他提出了自己经过周密考虑的建议:“首先要把老客户稳住，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知道那些人需要用什么煤，要与烧煤师傅广交朋友，逢年过节还要送点礼；其次，要千方百计开辟新户头，可以从老户头里找到一批批新户头，搞好新老客户的关系，才能逐步打开销路。我年轻有力不怕吃苦，所以销路越做越大。”刘鸿生见考尔德眉开眼笑，便乘机提出，过去推销煤产品时不论煤质好坏，随意搭配，都是一个价，这就必然影响公司的信誉。

不久，刘鸿生被派往天津总公司，大班斯诺脱对他说:“O.S.，你要发大财了，公司准备与你签订三十年的独家经销的合同，你有聘用各类人员的权力，以及决定他们的工薪和各项业务开支的权力。”与斯诺脱签订了合同后，刘鸿生任开平煤矿驻上海销售公司经理。回到上海，刘鸿生在售品处增设了两个特殊科室，一是煤炭化验室，把各批进栈煤炭化验出来的成分比例，做成化验报告，给用户参考，以便按质计价；二是锅炉技术室，专门用来检查锅炉设备情况，提供改进方案和节煤方法。接着他又在浦东建成开平码头，设置煤炭堆栈，以稳定煤炭价格。

1912年，北洋政府将滦州矿权交给开平外商，从此两家矿区合并，改称开滦矿务公司，刘鸿生在上海销售处任买办的职务不变，但业务幅度大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滦公司的英籍职员纷纷征召回国，长江下游一带的外商用煤全归刘鸿生供应。他与上海一些规模较大的煤号合作，并组成煤业公司，不仅可以避免同业竞争，且增强了对这些煤号的控制。开滦煤销售网络不断扩大，销售量猛增，很长时间占开滦矿务公司销售总量的25%，刘鸿生从中获利甚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开滦自备船被英国政府征用回国，大批煤炭堆在秦皇岛，而上海用煤量急增，刘鸿生立即承租船只将秦皇岛煤炭运往上海。三年来，仅此一举刘鸿生就赚了100万两银子。年仅30岁的刘鸿生成了百万富翁，被上海滩誉为“煤炭大王”，并成为上海商界名流。

（三）与外国火柴倾销相抗衡

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族工业大潮向上海滩汹涌而来，刘鸿生也萌生了兴办实业的念头。当时中国的火柴行业正处于内外交困时期。日本三井洋行的猴牌火柴和瑞典火柴公司的凤凰火柴在国内行销最盛，它们的洋火柴把国产火柴企业挤压得步履维艰。刘鸿生经过广泛调查，发现办火柴厂具有不少有利条件。一是工艺简单，设备投资不多；二是火柴乃是日常必需用品，需求潜力大；三是国产中小火柴厂生产的是有毒的自燃黄磷火柴，而生产安全火柴的厂成本高，竞争力不强，又大都设备落后。

刘鸿生投资创办火柴企业还有另一个缘由，就是他的岳父叶世恭早年也从事火柴厂生产，是上海燮昌火柴厂的经理，因嫌刘鸿生经济不够宽裕而不愿将女儿嫁给他。所以，当刘鸿生成了“煤炭大王”后发誓“要办一家火柴厂，把他岳父经营的燮昌火柴厂打败”。1919年刘鸿生与好友杜家坤等一次集资12万元，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苏州创办了鸿生火柴厂。开工不久，他招收了灾民150余人进厂工作，以解决他们的日常生计。创办初期，工厂生产黄磷火柴和安全火柴两种，但产量不高。

1924年，由于军阀割据和连年内战，市场日趋凋零，刘鸿生岳父的上海燮昌火柴厂正走上穷途末路。刘鸿生见此情景，便找该厂的债主四明银行的孙衡甫逼燮昌厂还款，又通过周仰山与燮昌厂议定，无论将来燮昌厂改组与否，不得再在苏州办火柴厂。从此，刘鸿生彻底打垮了岳父叶世恭的火柴厂。他骄傲地对夫人叶素贞说:“我把老头子的燮昌厂打倒了！”

刘鸿生把自己的火柴商标名为定军山牌。“定军山”来自《三国演义》中大将黄忠打败夏侯渊后占领汉中的故事，刘鸿山以此为商标意在将来自己的国货火柴产品定能战胜洋牌火柴。但由于定军山牌火柴尚在初创阶段，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不能与日本和瑞典的火柴相竞争，鸿生火柴厂随时有倒闭的可能。不久，刘鸿生将“定军山”商标改为“宝塔”，希望那九层佛塔能在火柴市场上站稳脚跟，不被洋牌火柴击垮。但经过一段时期的销售，宝塔牌火柴在与洋牌火柴竞争中无法在沿海大城市打开局面，最后只能在江苏北部的农村小城镇销售。初创几年后，刘鸿生为提高产品质量，聘请著名化学家林天骥为总工程师，协助企业攻关。而他自己在产品原料上努力降低成本，这样宝塔牌火柴的市场售价比洋货低了不少，产品销路逐步上升。

1925年5月底，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使用国货，抵制洋货”运动，日货猴子牌和瑞典凤凰牌等火柴销售一落千丈。这使刘鸿生生产的宝塔牌火柴的销售带来了难得发展机会。次年，刘鸿生再增资50万元，组建成立苏州鸿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吉祥牌和多福牌火柴，并主动跌价与苏州一家新办的原生火柴厂竞争并取胜。鸿生火柴厂成为苏州唯一的火柴大厂。

可是商场风云诡谲。正当刘鸿生的火柴公司蓬勃发展之时，世界著名的火柴之王——瑞典火柴公司已拥有百余家原料厂和火柴厂，并联合美国金刚石火柴公司，组成火柴托拉斯集团，名为国际火柴公司。该公司在我国东北收买大批华资火柴厂，同时收买日商燧生火柴，在上海就地大量生产凤凰牌火柴。其间，该公司企图收买刘鸿生火柴厂的资产、权益和商标，遭到刘鸿生的拒绝。他曾对一位同行说:“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没有卖的。”为了压倒中国火柴业，国际火柴公司采取低价倾销产品，致使中国火柴工厂纷纷倒闭。刘鸿生见状忧心如焚，他认为:对于洋商的竞争唯一的办法是走联合之路。他向同业界提出:“唯有联华制夷，才是唯一生路。”后又提出“实行同业联合，一致对外”的倡议。

中大华火柴公司生产的各种火柴

1928年8月，刘鸿生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将上海荧昌、中华两家火柴厂与他的火柴厂合并，组成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由他担任总经理。11月23日，刘鸿生组织全国52家火柴厂代表汇聚上海，讨论“挽救国货火柴工业方案”，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公会，会上推刘鸿生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后，刘鸿生率领代表团赴南京政府请愿，请愿书提出四项要求:

一、对进口火柴实行屯并税。一旦征交屯并税，进口火柴则与其国内同价，势必限止外国火柴进口。

二、豁免火柴原料进口税，或增加外国火柴进口税。

三、切实履行机制仿造洋货纳税办法，各地制成的火柴除了出口第一关纳正税一道外，其余捐税概予免除。

四、铁路运输火柴成品及梗片箱板，一律减为四等收费，并免铁路附加费。外国人所办之厂及中外合办之厂，则按外国火柴运输，列入头等收费。(www.xing528.com)

此次请愿，声势浩大，受到孔祥熙、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各大新闻媒体莫不争相报道。可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给刘鸿生的回信中却以“尚待斟酌”等语不了了之。刘鸿生在沮丧之余，决心继续努力。一是加强产品广告知名度。他与当时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合作，将美丽牌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印刷在大中华火柴盒上，这使刘鸿生增加了一笔收入，并且获得了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先后合并了九江、芜湖、扬州、镇江、杭州五家火柴厂，使公司资本达365万元，一举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其时，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生产规模与瑞典在华火柴公司已不分上下。

鸿生火柴厂与美丽牌香烟合作生产的火柴

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中华火柴公司已完全动摇了瑞典火柴公司在我国的垄断地位。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生产的美丽牌火柴彻底打破了瑞典火柴公司的凤凰牌火柴在华的垄断地位。

当时上海企业家们经常在“梵皇渡俱乐部”里聚会，他们戏称刘鸿生为“火柴大王”。刘鸿生认为这一称誉并非过分。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年产量为15万箱，超过了外国进口火柴的总量，已占中国国内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

（四）办水泥厂风波迭起

多年的商业生涯，使刘鸿生充分认识到上海租界内外工厂林立，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对水泥的需求与日俱增。他曾对人说:“嗅觉要灵，估计要准。一有机会就要紧紧抓住，不可放过。”

一天，刘鸿生的好友刘宝余、李翼敬邀请他赴宴。徐宝余在开宴时说:“鸿生兄，我们商量着办一家水泥厂，想请你入伙。水泥业耗资巨大，凭我们两人的财力是有困难的，不知你意下如何？”

刘鸿生心想，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当场谈了目前水泥业的形势。自1919年以来，国内水泥制造厂仅有5家，其中两家还是日资，年产量不足150万桶。尽管进口水泥数量不断上升，但市场上仍供不应求，价格不断攀升。他说:“你们提出的的确是好主意，既然有利可图，那就不妨早日动手。”

刘鸿生早就想到，制造水泥需大量煤屑，而他在煤炭堆栈中的大量煤屑正苦于找不到出路，水泥厂一旦办起来岂不是一石二鸟的好事。

众人商定以后，考虑到两件要准备的大事:一是公司主事者的人选，一是厂地安在何处。关于主事者，刘鸿生首先想到是上海商界前辈朱葆三。刘鸿生的前辈周仰山是朱葆三的知交，便由周仰山介绍登门拜访这位比他大40岁的宁波帮商界领袖。当时朱葆三已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职位，在家纳福，但见刘鸿生年轻有为，志向远大，禁不住他再三诚意请求，便答应出面支持后辈，出任水泥厂的董事长。

1920年成立的上海水泥厂商标

1920年9月19日，水泥厂的第一次发起人筹备会召开，会上决议正式成立华商上海水泥厂。在讨论厂址时，不少人提出效仿设在唐山附近的全国最大的华资启新洋灰公司，理由是燃料、石灰石、黏土的取给相当方便。但刘鸿生力排众议，他从水陆交通、原料运输价格等方面，坚持把水泥厂设在上海龙华，并提出自己在水泥厂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52%。

1922年9月，董事会决定由刘鸿生任水泥厂总经理。翌年8月上海水泥厂正式开工生产。刘鸿生一贯重视企业的技术人才，他请德国专家里昂脱任总工程师，月薪2500元，高于自己的工资500元。但此人自恃本领在手，瞧不起中国工人，动辄拳打脚踢，在厂里民怨极大。刘鸿生只得辞退此人，改聘留美回沪的彭开煦任总工程师，还聘请一批留德的专家主持工程部。雄厚的技术力量使水泥厂的产品质量有了保证。

当时中国水泥市场呈现三足鼎立的状态。上海水泥公司新产的象牌水泥遇上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华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马牌水泥和日资大连小野田水泥厂的龙牌水泥。刘鸿生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能与资金雄厚的小野田较量，但跟启新厂的马牌水泥倒可以较量一番。启新厂诞生于1889年，至1924年它的生产能力占国产水泥的43.4%，位于全国华商水泥行业之首。为了占据市场，启新公司采取大幅度跌价经销手段，使象牌水泥在京津地区无法与马牌水泥相竞争。刘鸿生毕竟富有经营才能，他施出了一个绝招:趁马牌水泥在上海跌价时派人大量购进，再返运至天津，在其卖价下跌时再出售，以扰乱其市价。但启新厂毕竟财力雄厚，一时还能招架得住。刘鸿生感到双方再明争暗斗下去，两败俱伤，让日商坐收渔利。他想到只能采用在火柴业竞争中的联合措施，遂与启新厂洽谈联营办法，但多次遭到对方的拒绝。刘鸿生锲而不舍，至1925年6月，启新公司终于邀请刘鸿生去津洽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签订合同，确定两家不准私自涨价和跌价，并划定南北销售地区。此后，双方水泥销售兴旺，一时供不应求。

然而，正当刘鸿生因双方联合协商而获得不少利润而欣喜不已时，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南京突然冒出了一家中国水泥公司，那里既是铁路沿线，又是长运河畔，水陆交通便捷，原料又取自附近，成本要比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公司低得多。这家异军突起的新公司使上海水泥公司受到严重威胁。

刘鸿生绝不是轻易服输的企业家，他吸取象、马之战的前车之鉴，决定化解这场恶战。他得知启新、中国两家的董事、经理大都是有志于振兴民族工业的企业家，便打出团结一致对敌的旗号，多次做两家的工作，争取三家合作经营。他在致两厂董事会的信中指出，“查联合经营一策，各厂不失独立性质，既非垄断可比，而对于改良制造及减轻成本等，仍可力求进步，实稳收对内竞争之效。三家公司若在营业中悉按额定销数比例分配，诈虞既泯，倾轧自废，循序进行，利益日增，使各家营业承如磐石之安，内可培养实业元气，外足排斥舶来货品。”

这封信言词殷切，终于使两家公司感动，同意三家联营。经过刘鸿生与两家公司多次协商具体措施之后，华商三家水泥公司产销两旺，利润猛增，而日商水泥销售量则锐减。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厂经过业务革新后，至1931年纯利润高达48300元，为上年的6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刘鸿生在上海声名鹊起，又被商界称为“水泥大王”。

（五）章华毛纺公司转亏为赢

1927年夏，刘鸿生赴欧美考察。参观中见几家毛纺厂颇为兴旺，而国内当时还没一家毛纺织厂，而自己手上又有现成的机器设备。回国后刘鸿生开始在上海筹办一家毛纺织厂。

早年，刘鸿生在开滦矿务公司任买办时，公司将占地83亩的原日晖织呢厂的厂房和机器无偿地送给了刘鸿生，地点在上海南市。1929年5月，刘鸿生将这些机器设备迁至曹家渡，于次年7月正式开工，取名为章华毛绒纺织厂。公司设立董事会，实由刘氏家族经营。因设备故障和管理不善，一年后即亏损8万多元。在董事会上，刘鸿生引咎自责，提议解除总经理李耘荪的职务，聘请英商天祥洋行买办陈松源为总经理，希望他能改善经营，筹措资金以渡难关。半年后，陈松源因毫无业绩主动辞职。一年之内，章华厂三易总经理，最后刘鸿生以高薪招聘了曾任中华银行经理的程彭年为总经理，并以章华厂80万股票中的20万股票赠予程彭年。至1930年底，经程彭年的大胆改革后，公司立即转亏为赢。当时刘鸿生“四易经理”成为企业界重视人才的一段佳话。

1929年的上海章华毛纺织厂

刘鸿生的章华厂除了在南京路一家门市部外，随着生产的发展又在上海开设两家门市部，并在南京、汉口、天津设立分厂，顿时市场销路大增。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章华厂推出一款“九一八”商标的薄哔叽呢，加以打出“完全国货”的广告，招来了大批顾客。一时间南京一家门市部的玻璃窗也被争购九一八牌哔叽的顾客挤碎。章华哔叽风靡一时，连国民政府官员和许多学校学生的制服都采用这种哔叽。刘鸿生的章华厂不仅产销两旺，而且盈利大增。

1934年9月《申报》刊登的九一八牌薄哔叽产品广告

刘鸿生创办多种企业获得成功，为周转资金，决定开办银行。1930年投入100万两规银，在四川路附近建造10层企业大楼，他的各家公司集中在该楼办公。随后又以100万元资金创办中国企业银行，聘请金融界名人张公权、徐新六等人为银行的发起人，自任董事长。第二年，刘鸿生又投资创办华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保险公司等数十家合资企业。一时间刘鸿生被人称为“企业大王”。

（六）劫后重生，夕阳犹红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刘鸿生在上海所属各企业均陷入空前的劫难，被日军占领的刘氏企业约占他企业总数的1/3。在国难当头之时，刘鸿生毅然出任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以及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等职，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上海沦陷后，日本三井、三菱洋行大班专程拜访刘鸿生，要求与日方密切合作，被刘鸿生婉言拒绝。不久，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日方代表邀刘鸿生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刘鸿生借口年迈有病，坚决不当汉奸。当时，日伪大搞绑架、暗杀活动，1938年6月刘鸿生连夜离沪去港。日军得知刘鸿生秘密去港，立即将他所有在沪企业由军方接管。

1940年年底，刘鸿生由港抵达重庆，先后创办了两家火柴厂以及毛纺厂、磷厂、洗毛厂、电力公司等近十家企业。

早在1932年，宋子文以圣约翰老同学名义邀请刘鸿生出任招商局总经理，以改变该局腐败混乱状况。刘鸿生上任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招商局很快扭亏为赢。1942年，刘鸿生被重庆政府任命为火柴与香烟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他秉公执法，千方百计为政府增加收入，为支持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刘鸿生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这个职位是个肥缺，但他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有关规章秉公办事，把一部分救济物资送往八路军和解放区，曾引起美方官员的怀疑，甚至诬陷他“亲共叛乱”。但刘鸿生表示，自己完全按联合国公平、合理的有关规定办事，对来自对方的干扰和指责，严正地加以反驳:“联合国宪章有哪一条不准把救济物资分配给解放区老百姓的规定？”为此，刘鸿生遭到行政院长宋子文“得罪盟友，严重失职”的批评。刘鸿生不服，借健康情况恶化之由请求辞职。

1949年初，国民党特务加强对刘鸿生的监视。上海解放前三天，国民党社会局派人强迫刘鸿生去广州。刘鸿生怕特务把他送往台湾，便寻找机会避开特务的监视，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后又离港抵达天津，其时，接到周恩来邀请到达北平，周恩来关于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讲话给刘鸿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说，由于周恩来坦率的谈话，“我开始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回到上海后，刘鸿生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经济审核委员会主任等职，全力配合陈毅市长从事经济恢复工作。此后，刘鸿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作出贡献，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

1956年初，资产为2000多万元的刘氏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从此，刘鸿生作为一个著名实业家，由旧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年10月1日，刘鸿生因病逝世。在追悼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在铭文中写道:“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维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