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实业家包达三坚守为民政治

第二十一章　弃政从商　包达三拒任伪职　下关暴行　实业家为民从政

（一）留学扶桑参加同盟会

1957年，周恩来总理来杭州时特意看望正在病中的浙江省副省长包达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包达三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对我们共产党是有感情的。”

包达三

包达三，字楚，浙江镇海石塘下村人，近代宁波帮著名“红色资本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1884年出身于贫困农家，父亲是村里的秀才，靠教私塾为生。包达三在家乡私塾里读过几年书，后因父亲患精神病，家境日困，只得辍学务农。16岁时随亲戚到上海益生纸店当学徒。包达三身体健壮又勤奋好学，为人诚实，店里碰到很难对付的人，他都能应酬得体，深得老板满意。三年满师后，店里留他当伙计。包达三平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1906年终于考取公费留学，东渡日本。

包达三到日本后，先在一所商校读预科，后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为寻求救国之道，他多次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建国方针，使年轻的包达三心中犹如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在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后，他剪去辫子，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与当时的盟友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结为金兰十兄弟，投入反清革命斗争。在校期间，他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等革命书籍，撰写了《评俄国武力外交》等多篇揭露清政府腐朽卖国的时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不久，包达三毅然放弃学业，受同盟会中国部总会庶务部长陈其美的召应，回上海参加民军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上海光复后即转而南下奔赴杭州，与蒋介石等会同各地会党，分三路攻克杭州巡抚署，杭州随之光复。包达三等仍回上海在沪军都督府陈其美属下任职。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蒋介石派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包达三对蒋介石此举极为不满。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开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杀手在上海北火车站暗杀宋教仁，其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包达三在上海参加讨袁军，数次攻打江南制造局未遂。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包达三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次年，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筹建中华革命党，包达三积极参加革命党的活动，被任为留日支部部长。同年，包达三在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于1916年回国匿居上海租界从事秘密反袁斗争。袁世凯复辟帝制倒台后，继之而起的是各地军阀混战，包达三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开始在彷徨苦闷中寻求新的出路。后决定弃政从商，走实业救国之路。

（二）创办蛋粉加工厂起家

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受到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压迫，处境十分艰难。包达三虽学得西方商业经营和管理知识，但在上海滩毫无资本，要白手起家，谈何容易。他曾与友人做过一些买卖，均无所成就。

1917年，包达三只身离开上海去广州另谋发展。终于，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广州富商之女王文宁，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在广州结婚。次年，包达三夫妻带着王氏家庭的雄厚资金来到了上海。

包达三有了投资实业的资本，在考察上海市场信息中发现一个被人视为冷门的项目——被外商垄断的蛋粉加工工业。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包达三在河南开封开办了一家开封制蛋厂，专营蛋白和蛋黄粉内销、出口，不久就获利丰厚。1918年，包达三又在上海开办黄海渔业公司，购置了数十只机动渔船，培养一百余海员和捞鱼工人，在舟山群岛一带打捞捕鱼，又取得丰厚的利润。包达三在日本学的是商业会计，又能双手同时打一手熟练的算盘，开始投入金融事业。1920年与虞洽卿、盛丕华、方液仙、方椒伯等人共同筹建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被任为常务理事，后又与黄楚九等企业家在大世界游艺场底层创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由于他及时把握市场信息，谋算得当，大获其利，被人称为交易所的“里手”。不久，他又在苏北购置数百亩围垦地，不到两年地价翻了几番。至1924年，包达三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

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为摊派军饷，派浙江省财政厅长徐郛向包达三勒索十万银元，包达三被迫承受当年“结拜兄弟”的压迫，愤而与蒋介石绝交。

关注市场信息，审时度势，作出投资决策，是宁波帮经商致富的一大特点，包达三也不例外。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市政当局提出“大上海建设计划”，包括《建设市中心区域计划书》、《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等，其中划定江湾区中的七千亩土地作为市中心区域，通过开辟新市区带动华界乃至整个上海来代替租界。包达三看准这一商机，立即筹拢一批巨资，组织信义地产公司，任总经理，在江湾一带购置地产，经营房地产开发，并创建跑马厅和体育场。不久，包达三凭他敏捷的思路、独特的经营，在上海滩上名声大震，成为一名宁波帮的商业巨子，曾出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

（三）拒任伪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开始，至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沦为“孤岛”。包达三当时虽经商有成，但在上海孤岛内避居时仍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重新开始投入政治活动。他与上海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一起参加多次抗日救国活动。

1939年10月，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公开投敌，出任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与包达三是镇海同乡，比包达三大几岁，两人曾结拜过兄弟，傅筱庵称包达三为“包兄弟”。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多次诱逼包达三出任伪上海市实业部长，包达三坚决予以拒绝。此后包达三隐姓埋名，躲进浦东的一位朋友家里，深居不出。傅筱庵将包达三所有账户冻结，企图逼他“出山”。包达三宁可变卖家产度日，誓不与其合作，保持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包达三还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帮助新四军采购药品，并资助不少爱国青年去苏北解放区。1940年10月傅筱庵被国民党特工派人刺杀后，包达三在沪账户随之解冻，他重新启动资金并先后创办永达药厂、雷石化学公司。(www.xing528.com)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包达三的好友马寅初、马叙伦、胡子婴等由重庆抵沪，住在包达三的大通别墅里。在他们的影响下，包达三参加了民主建国会，次年被选为民建总会理事。从此，包达三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却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另一方面在美国支持下向解放区进攻，企图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解工商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工商界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经常参加工商界人士的各种聚餐会。由包达三主办的大通别墅聚餐会每周有一次午餐会。经常赴宴的有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盛丕华、张絅伯、许广平等爱国民主人士，经常有中共地下党同志参与其会。大通别墅毗邻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周恩来常到包家串门，包达三也成为“周公馆”的常客。

1946年1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不到半年，蒋介石就撕毁了全部协议，开始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包达三和民主建国会积极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在他参与起草的《为挽回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章中指出:“历史的教训昭示我们，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恃屠杀”，希望“国内的政治领袖们，多多地珍惜国家的地位，多多珍重自己的历史，更要多多地顾念民生的疾苦，必须从今日起，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此文在6月19日各报发表后，引起各民主党派和爱好和平的著名人士的极大反响。在沪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经过协商，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由包达三和民建的盛丕华、张伯、阎宝航，以及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吴耀宗和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等10人组成，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包达三在临行前曾收到国民党特务寄来的恫吓信和子弹，但他态度坚决，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1946年6月23日，代表团在上海10万民众欢送中出发，当天晚上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大批特务的围攻和殴打。包达三和许多代表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下关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致电致函慰问受伤代表，同时激起了各界民众的愤怒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肇事凶手。当时在南京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等赶往医院探望包达三等受伤代表。周恩来指出:“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24日下午，头缠纱布的包达三与黄炎培、蒉延芳、盛丕华等出席了有国民党代表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举行的招待会。会上包达三在发言中指出“我们是代表上海民众来南京的，我们的愿望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民主。”在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包达三向舆论界揭露了“下关事件”的真相，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接着包达三又与代表们访问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冯玉祥、孙科、邵力子、陈立夫等人，申述了反内战要和平的意愿。

“下关事件”促使包达三进一步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认识到不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无法获得国内的和平和民主的，同时也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实现和平和民主。为了支持民主运动，包达三卖掉苏北的40亩盐田，从中取出200两黄金换成1万元美钞，充作民主建国会的活动经费。他在聚餐会上，现身说法，向工商界人士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包达三还通过聚餐会救济被解聘的进步教授，救济被国民党特务通缉的进步学生，资助他们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包达三还通过任航空驾驶员的儿子包启环，利用中国航空公司驾驶员可免于检查的规定，把党的重要文件和宣传资料运往西安、重庆、昆明等地。他不顾在白区斗争的危险，多次花巨款保释、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四）把资产献给新中国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9月起，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派、著名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包达三也受到了邀请。1949年1月，包达三化名“石龙公”，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离开上海到达香港。3月23日，包达三从香港乘船北上。4月15日，包达三等代表在北平接受毛泽东主席邀请，到香山双清别墅餐叙。席上，毛泽东主席嘱勉包达三等代表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后包达三与民建领导成员在5月26日《商报》上发表《欢迎解放军宣言》一文，文章向上海工商界人士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解除了不少上海工商业者的犹豫和顾虑。

5月27日，上海解放。包达三与黄炎培等人离开北平到达上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参与讨论上海解放初怎样克服粮食、劳资、就业等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困难。9 月21日包达三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期间包达三热情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被与会者称为“诸葛亮式的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达三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代表。1950年6月，《土改法》颁布以后，包达三告诫子女，要积极拥护土改:“旧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土地改革是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是解放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他以身作则，不仅全部缴清他在上海信义地产公司的农业税，并献出全部市郊营业地共98亩。

1949年2月包达三（右一）与陈叔通、马寅初等在香港

由于包达三年迈有病，周恩来嘱他回杭州工作。1955年包达三当选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后又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

包达三在回杭工作期间，他向工商界人士宣传“三反”、“五反”中党的政策，要求他们服从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指出:“现在国营企业部门正向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工作，这说明了私营工商业者只要向正确的道路走，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1957年4月6日，包达三因病逝世，在临终前，他把自己大部分的产业以及个人收藏的文物字画等捐献给国家，被当时工商界人士誉为“红色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