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钱业巨子秦润卿改革风险，领导公会渡过风险！

第十八章　钱业巨子　秦润卿锐意改革　领导公会　钱业界渡过风险

（一）程庄主临终授命

秦润卿，名祖泽，生于1877年，慈溪人。自幼家境贫寒，迫于生计，仅读八年书塾。15岁经表叔林韶斋介绍入上海协源钱庄学业。协源为苏州典当业巨商程衡斋的子孙辈所开设的一家著名钱庄（后改名豫源，又更名为福源）。学徒期间，秦润卿在干各种杂务中，不辞辛劳，勤勉好学，深得庄主赏识。20岁后从账房、信房升到外场（跑街）。在外场期间，恪尽职守，从未收过非分之财。每做一笔信贷，都事先考察该企业是否真有发展前途，以及业主之能力与人品。其间从未发生过倒账、滥账事故。

秦润卿

1909年，店东程觐岳擢拔33岁的秦润卿为豫源钱庄经理。1923年，程觐岳和儿子们作了一次临终谈话，说:“秦润卿是个人才，他15年前从烟台收账回来，途中匪徒横行，回来时我见他背心袋汗渍斑斑，其味难闻，所有账款分文不少；最近一家钱庄以重金礼聘他为经理，但他不为所动；去年你们被绑架，全赖他托人保释回家，所以我授命于他总揽庄内一切，我去世后尔等要一切听从于他。”程觐岳去世后，程家除任秦润卿为福源钱庄经理外，又聘他为福康、顺康两家钱庄督理。秦润卿不辱使命，数十年来将该三庄发展为沪上著名钱庄。后人周湜赞曰:“白帝卧龙，通商惠工。唯信是崇，百业朝宗。”

（二）稳中求变，改革庄规

秦润卿经营稳健，富有魄力，在稳中求新，稳中求变，刻意进取。诚如他自己所说:“猛进者固多危险，退守者未免消极。保守虽属老成，渐进乃为干练。虽未必登峰而造极，亦不屑故步以自封。”他坚持积极稳妥原则，对旧式钱庄实行多项改革。

其一，改革钱庄旧式宕账制度。旧时钱庄，职工薪金菲薄，因而规定除学徒外，每位职工可陆续透支若干，名为宕账，不计利息，三年结算时扣还。经理在店东默许下，可透支数万两，甚至十余万两，用来存入钱庄生息或经营投机生意。这样，不但影响庄内资金周转，一旦投机失败，无力清账，还会累及钱庄安危。秦润卿任经理后带头取消宕账制度，同时适当提高职工工资，并规定职工不得进行任何投机活动。

其二，坚持做“多单”，不做“缺单”。“多单”是指放款不超过客户存款及本庄资金，“缺单”是指放款额大于存款额及本庄资金。秦润卿认为，钱庄既是授信用的机构，就必须保持稳健经营方针，不做“缺单”，以确保信誉。

其三，逐步向银行经营方式靠拢。过去钱庄只做信用放款，易发生倒账、呆账。秦润卿主持钱庄后，逐步收缩信用放款，改做抵押放款，并以纺织等工业为重点。这对发展民族工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1933年秦润卿主持建造的福源钱庄营业大楼

其四，改进钱庄外部形象，革新钱庄内部业务。旧时钱庄的营业用房相当简陋。秦润卿于1933年在宁波路建造一座钢筋水泥的福源营业大楼，其气派和规模堪与几处银行大厦相媲美。此楼落成后，福源声誉大大提高，当年年底的存款总额竟增至500万两以上，跃居同业之首。在内部业务方面，如增设受托部，设立保管库，代客户管理房地产业等。此外，还废除老式记账制度，全部采用新式复式会计。通过以上改革，秦润卿在钱业界之威望卓著。

（三）会长任上，屡闯风险

秦润卿自1920年至1935年历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会长近15年。在任期间，他努力扩展钱业业务，办了不少实事，留下了良好的声誉。

——他推动制定公会章程，修订钱业业规，并汇编成集，使会员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他创办《钱业月报》，积极向同仁灌输新观念、新知识，刊登《同业录》，率先公布各庄股东、经理姓名、资本总额，成为沪上钱业的喉舌。

——他主持有关钱业的重大问题。1934年，南京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后又实行“法币制”，他曾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发表《钱业公会为废两改元问题敬告国人书》，坦陈钱业界意见，向国人表明钱庄的态度。(www.xing528.com)

上海钱业会馆

上海钱业公会新会所（1923年落成）

——他引导公会坚持爱国立场，积极投入抗日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中支持钱业界罢市一周，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又支持上海各钱庄参加罢市，以示抗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发动上海各钱庄断绝与日商往来。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后，他组织钱业界捐募衣物钱币，支援十九路军。

上海沦陷后，日伪曾企图胁迫秦润卿担任伪职，他蓄髭明志，匿居他处，拒任伪职，显示了国人高尚的民族气节。

20世纪以来，上海的钱庄曾迭经多次“风潮”，秦润卿在历次风潮中沉着应付，屡闯难关，显示了他善于排难应变的能力。如在“橡皮股票”风潮中，他与钱业公会总董洪念祖、董事朱五楼等人请求政府办理善后，又采取多项防范措施。他所主持的福源钱庄坚决不参与做投机买卖，从而有效地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在“信交”风潮中，他以钱业公会会长身份召开会议，通告各庄禁止投机买卖，力劝同业勿贪图近利，收缩股票押款。当时不少信托公司、交易所纷纷倒闭，唯独钱业无一受累，安渡难关。

在1924年江浙战争时，上海市民纷纷提款，银根奇缺，秦润卿一面积极协助有关钱庄进行清理，一面召开会议，提议同业通力合作，对困难庄户由同业垫款支持以维护钱业信誉。以后战争发生，但钱业照样安度如常。

1935年，在美国“白银法案”影响下，上海白银外流，市面萧条，引起10多家钱庄倒闭。秦润卿受钱业公会之托，赴南京与孔祥熙交涉，由财政部决定从金融公债中拨出2000万元，由需款的钱庄凭金融公债券向放款委员会借款。实施这一办法才使这次风潮得以平息。但南京政府又在法币政策上借机控制上海钱业，秦润卿意志消沉，回沪后在钱业公会会上决定辞去会长之职。

（四）育才崇教，大节可风

秦润卿自感幼年失学之苦，素有育才崇教之志，对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特别热心。早在1915年，他就开始捐资办学，曾与乡友李寿山、王荣卿等人一起集资数百，在家乡慈溪县城内西营旧址购地一处，兴建“普迪学校”，聘请鄞县名士谢缄三为校长。初时即有学生数百人，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供给课本文具。数年后因学生人数激增，校舍不敷，又在慈城原考棚旧址另建“普迪二校”，两校学生共有2000多人，所聘教师多为饱学之士，其中有现代著名文学家柔石、巴人等，该校因之成为浙东著名的小学。当时该校还特别规定，本校毕业生可免费保送入慈溪中学；若不升学，则可介绍到上海五和织造厂、大有余榨油厂、鸿章纺织厂做工；若文科优异者可介绍入钱庄或银行做练习生。对此，故乡人士有口皆碑。

在此之后，秦润卿又与乡友杨逊斋等共同捐资，在慈城原慈湖书院附近购地数十亩，扩建校园，创办慈溪县立中学，使该校成为浙东一所布局整齐、治学严谨的著名学府。同时，他还应乡友陈布雷之请，担任宁波效实中学的校董，尽力资助办校经费。

在上海，秦润卿也同样热心于捐资办学之举。1923年，他在河南北路塘沽路口原钱业会馆创办“修能学社”，专收钱业同仁子弟入学，延聘江南学者冯君木、杨历樵为正副社长，教师皆为名流、学者，其中有陈布雷、钱太希、沙孟海、王个簃、冯定等。该社后迁至牛庄路，改名为“储能中学”，先后聘请乌崖琴、段力佩任校长，周建人、杨晦、汪刃锋、冯宾符等都曾任教职。抗战时期此校曾一度成为效实中学的上海分校。1924年10月，秦润卿又倡议钱业公会筹设钱业公学，自任校董会主席。1929年后又改称钱业中小学。

除捐资助学外，秦润卿还热心造福乡梓。他曾积极帮助家乡发展蚕桑养殖；在家乡受灾之年，想方设法组织平粜粮，资助乡民。他还同陈谦夫等在慈城倡设保黎医院，并长期为之募集资金，增添设备，扩建房所，使之成为一所有良好设备的医院。为保存、弘扬民族文化，他还在家乡创办一所藏书楼，名抹云楼图书馆，购置慈城冯氏“醉经阁”藏书及各种中外古今书籍共4万多册，新中国建立后全部捐献给国家。

秦润卿一辈子从事钱银事业，不仅善于理财，也善于用财，还严于自律。在用财方面，他抱的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把自己身兼各种董监事的酬劳，大部分都捐献给了社会福利事业。在自律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坚持自奉俭约，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不纳妾、不常添置衣服，且公私分明，不准家人乘其公用汽车。他平时生活极有规律，早眠早起，常阅读书报以自遣，并每日写日记，经年不断。每逢喜庆人家请他证婚，事后要酬谢他时，他都劝告人家去捐赠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单位，而不要酬谢他个人。1946年秋，他离沪去慈溪避七十寿辰，家乡各界人士要为他摆寿宴，他拒不出席，众人遂改孔庙聚餐，以每人馒头两个、清茶一杯为他庆寿。后慈溪坊街盛行“润卿馒头”于一时。他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堪称难能可贵，不少金融界人士把他看成是“正宗”宁波帮的楷模。

秦润卿不仅自律甚严，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态度鲜明。当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日益显露其反动本质时，他常表示对当局弊政的不满。新中国建立前夕，有人劝他去台湾，他不为所动。上海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市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积极拥护党对私营银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上海公私合营银行成立后，他被推荐为副董事长，并坚持天天步行到行办公。1966年7月他因病逝世，享年90岁。身后仅存一些建设债券，没留任何金银和房产。秦润卿不愧是一位爱国爱乡、善于理财用财、严于自律的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