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命停兑 宋汉章刚正不阿 延宕军饷 中行主险遭不测
（一）从通商银行到中国银行
宋汉章（1872—1968），浙江余姚人，少年时随父到上海，毕业于中西书院，后任上海电报局会计。1897年进中国通商银行，开始在行里做“跑楼”，其日常事务为沟通洋大班与华经理之间的关系。其间，宋汉章掌握了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后因通商银行在清廷官僚掌管下，弊端丛生，不少呆账无法收回，宋汉章被派往北京处理债务，迅速取得成效，其卓越才能被当局所器重。
宋汉章
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宋汉章被委任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至1911年，大清银行在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所设分支机构已达35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官办银行，而上海则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这些都为宋汉章在金融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大清银行除上海分行外，许多分支机构均已停业。大清银行原为股份制银行，官商股各占一半，资本总额为1000万两。宋汉章时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于1912年11月提出为保全资本成立商股联合会。经过南北各地分支机构股东的酝酿筹划，商股联合会致电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孙中山立即批示:“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500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
20世纪20年代中国银行建筑
建于1936年的中国银行大楼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正式对外营业并举行成立大会。宋汉章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协理，翌年升任经理，由张家璈任协理。
（二）被陈其美拘押案
宋汉章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不久，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沪军都督逮捕宋汉章案。
身穿戎装的沪军都督陈其美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出任沪军都督，由于军需开支庞大，成立不久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在财力上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清政府捐税局等机关人员纷纷携款潜逃，以至实际饷银收入很少，这是陈其美遇到的一大难题。其时，有人向陈其美提议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筹款，陈其美即召宋汉章来都督府协商，希望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同意双方签订定期借款合同。但宋汉章认为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银行，个人不能擅自做主，故对陈其美提出的要求婉言拒绝。事后陈其美对宋汉章心存芥蒂，认为宋汉章不过是一名前清留用人员，对革命态度消极，于是萌生拘押宋汉章的念头，并布置好一场周密的计划。
1912年3月24日，宋汉章应华侨梁建臣之邀去曹家渡小万柳堂康惠卿家出席宴会。曹家渡小万柳堂地处租界越界筑路范围，其后门靠近苏州河西段，为沪军都督权力所及。陈其美的下属在宋汉章赴宴时立刻将其拘捕，从后门进入军督府。宋汉章被拘押后，陈其美即向外宣称:“据王兴汉、陈聚于1月4日举报，宋汉章在辛亥革命前夕，任大清银行经理时，有罔利营私、弗顾大局之行为，因此派员拘捕，听候审查。”
张嘉璈
宋汉章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上海金融界不少人士认为宋汉章被拘，事出拒绝筹饷问题，纷纷向军督府询问，时交通银行经理、钱业公会等头面人物心中也极恐慌，即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商讨对策，并向有关人士电告。第二日，中国银行总监督吴鼎昌、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会和财政总长陈锦涛分别于当日电陈孙中山、袁世凯，并在报上发表消息，要求迅速电饬陈其美释放宋汉章。袁世凯鉴于当时形势，于25日致电陈其美，“应按法律由司法正式传谕，未便以兵队诱拿”，督促陈其美“迅速查明释放”。时任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素闻宋汉章为人正直，陈其美恃权骄横，即在报上表态:陈其美私自拘宋，系侵犯司法权限，有悖民主国家法治精神，陈其美应立即放人。伍廷芳在报上连续刊文向陈其美笔伐。但陈其美对北京政府并不在意，不断督促“查账小组”对中行上海分行进行“查账”，意在查出宋汉章侵吞公款的证据，进而向他索款，但结果却一无所获。在公众舆论压力之下，1912年4 月15日，宋汉章在被拘三旬后经张嘉璈与上海钱庄业代表具保释放。保释后，宋汉章立即上书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申雪冤案，并请求辞职，又上书中行股东会申请辞职。4月29日，熊希龄在《申报》发表特批，内云:“该员办理前清银行，声誉甚好……前晤沪军陈都督，亦谓该员办事谨慎，廉洁无私，并无所亏，今幸公家彻底清查，水落石出，正以表现该员之无私弊，此后益昭信用，切不可因此灰心也。”至此一场冤案遂告结束。
陈其美通过限制宋汉章人身自由进而筹饷之目的未能达到，而宋汉章虽然被关了20多天，但还给他的却是廉洁奉公的清白名声，由此进一步获得了社会的称誉。
（三）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
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次年4月，滇、桂、粤各省相继独立，袁世凯虽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妄图以武力镇压反袁势力，急需筹集大量军饷；另一方面，北洋政府自成立之日起，财政收入十分拮据。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9月至12月，入不敷出之差额已达4290万两，到年底内外债高达1.7亿两，其中还不包括庚子赔款。在财政濒临破产的危机下，袁世凯与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家银行，集中两行在各地分行的所有库存现金，挪作私用。
1916年5月11日，北洋政府突然向全国范围内的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发出政府指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次日，北洋政府又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停兑令。
此令一出，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迅速震惊全国，引发了民国史上首次全国性的挤兑风潮。这不但使本已举步维艰的中国银行信用锐减，遭受重创，也使北洋政府愈加威信扫地，大失民心。
然而，就在外地诸家中行、交行纷纷对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俯首听命、遵照执行之时，唯有以宋汉章与张嘉璈为首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独自挺立潮头，对停兑拒不执行。
1912年发行的中国银行纸币
作为国家银行，中行、交行一向是北洋政府的金融支柱。在政府财政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中行、交行为政府垫款大幅激增，到1913年底，中行垫款已达1204万银元，交行因梁士诒兼任总经理，垫款更达4750万银元。两行所发钞票则总计为7000余万元，而两行之库存准备金为2000万元，比差如此悬殊，其金融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狂妄称帝，上演了一场复辟丑剧。可在他登基仅83天后便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惶然下台。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1916年5月8日接到北洋政府密令，要求该行“迅速迁出租界”，宋汉章立即电询迁址原因但未见答复，他马上意识到其中必大有文章，即将上海中行迁出租界后即可下达停兑令加以控制。于是，宋汉章与张嘉璈商量决定拒绝将行址迁出，并于5月11日专程拜访上海会审公廨的法官，就有关问题向其咨询。
宋汉章询问:“一旦上海中国银行宣布抗拒停兑，是否有办法可以让现任经理、副经理有几天时间留在银行继续工作？”
法官答:“如中行的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会审公廨控诉该行经理，有损其权益行为，要求法庭阻止，即可成立诉讼；因此在诉讼正在进行中，判决尚未宣布之期间内，政府不能在租界逮捕或任意撤换现任经理。”
于是宋汉章据法官指点，展开了一番精心策划:当天下午召集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叶揆初、项兰生，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蒋抑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商定由他们分别作为上海中国银行的股东、存户和持券人代表，各自请律师向法庭提起诉讼，宋汉章、张嘉璈当即代表上海中国银行应诉。
接着，宋汉章召开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成员紧急会议，决议具体应对停兑办法，主要内容有:一，股东联合宣布接管上海中国银行，并推出监察员五人到行内监察事务；二，聘请外国人律师五人，代表上海中国银行股东接收和代管该行全部资产和负债；三，所有支行准备金移交律师管理；四，在报上刊登通告，声明上海中行仍照旧章办理各项业务，所有分行支行的钞票一律照常兑现，存款一律到期立兑，照付现金；五，政府不能随意在该行提用款项。(www.xing528.com)
在会后发表公告中，股东联合会特别强调:“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始；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持沪行，沪行因赖以保全。”
中行股东联合会在决定抗令以后特聘五名英籍日籍律师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并委托宋汉章与张嘉璈继续担任中行正副经理。
宋汉章在取得合理合法领导上海中行领导权后立即电复北洋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关于是否会引来的挤兑风潮，宋汉章虽已有相当的思想准备，但前景如何，也难以预卜。
当时他看到上海交通银行在前天已令关门，那些手持上海中行的钞票、存单的人们完全有可能前来挤兑。他与张嘉璈商量后决定，上海中国银行一如既往地开门营业，主要原因是行内库存准备有200多万元。
1916年5月12日，是考验上海中国银行的第一天。
当天清早，银行门前迎来了如潮的人流，挤兑者多达2000余人，兑出现洋40余万元。第二天为1000多人，兑出20余万元。第三天，该行在报上发出通告，14日为星期天，本行特别开门半日照常兑付。并宣布凡持本行兑现券者可向本行委托有关钱庄协助办理。
当时上海中国银行的钞票为400万元，为防止无限制的挤兑，宋汉章四出奔走，首先赶到汇丰、德华两家外商银行，与两家银行商借透支合同，并以银行房产与苏州河两岸堆栈和地产道契作为担保。由于宋汉章在外商银行中的良好信誉，所以很顺利地从外商银行那里得到了支持。
实际上，外商银行提供援助也是为自身利益考虑，一是停兑必将牵动上海市面，而上海市面必然会影响到“华洋共有利害”。二是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所聘英日两律师早已与英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商量过北洋政府停兑办法，一致认为此办法不仅不符合租界银行之手续，而且动摇中国金融基础，将给外商银行带来危害。于是，在沪各外商银行召开会议，一致同意订立高达200万元的透支协议。此款虽未派上用场，但消息传出，许多钱庄纷纷表示支持上海中国银行，从而使前来兑现的人数大幅减少。
至5月19日，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挤兑风潮终于平息下去。
经过这场风波后，上海中国银行信誉猛增，业务愈加兴旺发达，其发行的兑换券的信用大为提高，钞票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对中行在当地发行钞票，十足使用，甚至流通远至四川等地，影响所及几乎遍达穷乡僻壤，存款数额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就使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钞票，无形中受到排挤。
实际上，上海中国银行抗令之举的影响远不止此。风潮过后，中国银行在国际上的信誉和地位也日益提高。每当遇到上海市面上发生金融风潮时，往往由汇丰、麦加利等银行会同中国银行出来维持局面。
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取得胜利的原因，无疑是宋汉章决策果断，能联合张嘉璈同赴大劫。当时《字林西报》的社论，对宋汉章颇为称颂:“……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至记者所虑及暴动者，则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气势汹汹，苟有迫压，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
宋汉章老成持重，精于内部管理，且在外国银行有信用，在沪银行界有名望。张嘉璈灵活机敏，善于对外交际，且有政治头脑与手腕，如利用进步党关系使冯国璋、王占元等军界人物出面支持抗令兑现，即为一例。宋汉章、张嘉璈两人各有所长且能通力合作，发挥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才使这一风潮在一周内只动用160万元便平息下去。
除宋汉章、张嘉璈两人之外，此次抗拒停兑之成功还得益于江浙财团著名人物的支持。如股东联合会会长张季直，副会长叶揆初，秘书长钱新之。另外一些金融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如项兰生、蒋抑厄、陈光甫、李馥荪、沈新三、徐寄庼、虞洽卿、荣德生等，非为中行股东即为董事。他们在抗兑事件中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有的人从始至终参与其事。如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兰生在文中提到银行停兑事件时说:“宋汉章、张公权、胡桂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厄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
通过这次斗争，江浙财团和银钱界名人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结下了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并且促成了宋汉章与上海银行家的联谊。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宋汉章被推为首届会长。
北洋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许多军政人士在事后纷纷指责，反对最激烈的有张勋、冯国璋等。北洋政府还遭到洋人和商界的反对，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于5月17日宣布部分改变停兑办法:“凡海关、盐务、铁路等所收中、交两行钞票均可照常兑换现洋。”这样，停兑令下达九天，就由政府自己破坏了。
（四）抵制蒋介石的高压政策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北伐初期羽毛未丰而军饷开支巨大，故对上海金融家态度颇为谦恭，多次通过虞洽卿介绍结交上海银钱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在往来信件中不惜屈尊以求，称对方为“兄”，自谦为“弟”，冀希获得他们的好感。
1927年初，蒋介石率北伐军到江西时曾说:“我们先要占领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枢纽。”又说:“仅靠中国银行一家财力远远不够，要通过多种渠道把上海几家大银行拉拢过来。”
1927年3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到达上海。3月22日，北伐军先遣指挥官奉蒋介石之命抵达龙华时即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100万元。经理宋汉章一贯作风严谨，加上他并没有收到中行总董的密令，因此坚持银行原则，要求对方提供担保。这一正常手续使蒋介石大为恼火，索性将借款提高到500万元，并令俞飞鹏亲自去上海中国银行提款，告俞:“你非办到不得离行，如果不行，可以一直坐下去，除非银行关门打烊。”宋汉章不甘屈服，坚持银行惯例，双方形成僵局，此事最后由当时任中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出面照办才得以平息。
3月26日，蒋介石接见上海中、交两行经理及银钱界、工商界代表，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统一负责筹措北伐军款。时任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会长为宋汉章）的陈光甫为该会主任。4月30日，蒋介石通知陈光甫向上海总商会借款200万元，要求中、交两行先行垫款100万元，于当日运往南京。但宋汉章又不能照办，蒋介石得知后十分恼火地说:“区区100万他竟然还敢顶着我，我自有办法对付你！”当时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后，为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军需开支浩大。陈光甫和虞洽卿分别向上海金融、工商界借款600万元给蒋介石，但区区600万元之数，犹如杯水车薪，不济于事，4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时每月收入还不足300万元，但开支高达1100万元以上。
上海银行钱庄界对蒋介石只知拼命搜刮，而不知回报的“借款”，深感不满。张嘉璈建议南京政府改现金借款为发行国债。他以为此举可束缚政府手脚。岂不知这一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国债既可使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与政府敛财结为一体，又可比借款筹措更多的款项。5月1日，南京政府发行第一笔二五库券3000万元，由上海金融、工商界承购。（10月1日又发行库券4000万元，至1928年6月共发行各种公债、库券达1.36亿元。）
为摊派库券，蒋介石施用了各种流氓恐怖手段。正如《字林西报》记者索克思所指出:“他（指蒋介石）原来对付共产党的恐怖浪潮转向了资本家”，“借口搜捕共产党，使用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当时被蒋介石以“反革命”等罪名绑架的有荣德生、席宝顺、欧炳光等十余名著名商人，被勒索数千万元。
在上海银行界，第一个被勒索的是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傅筱庵得知通缉消息立即逃往大连）。
第二个被勒索的银行家为宋汉章。5月3日，蒋介石电告宋汉章，勒令上海中国银行预购库券1000万元，限于5日内解交财政委员会转解南京。蒋介石在电文里以充满威胁的口气责问宋汉章:“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宋汉章不甘屈服，他向蒋介石的督办俞飞鹏解释，中行以前对北伐军资助已达860万元，并软中带硬告诫对方:“军政与财政相表里，不要逼人太甚，否则中行不堪重负，对军政未必有利。”其时，中国银行董监事会联合会劝宋汉章“顾行全局与社会责任，勿得以巨款出借”。宋汉章两面受责，左右为难。他于13日复函蒋介石，述说所陈之言与事实不符；蒋介石在20日电函中严责宋汉章:“贵行在汉竟勾结共产政府（按指当时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荼毒同胞，殊感痛惜。此次沪上借款，以有确实二五税作抵，信用卓著，而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务请于23日之前，设法补足1000万元”。这一电报中的罪状，由原来的“资敌”、“助逆”升级至“资共”，宋汉章在重重压力下只得求助于陈光甫。
身为江苏兼上海财委会主任的陈光甫对宋汉章的处境十分同情，对蒋介石的不断勒索也极为不满，遂通过张静江出面向蒋介石转圜，但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在给陈光甫电报中再一次发出警告:“宋汉章延宕缴款，如照法律言，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宋汉章见此情况，早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准备蒋介石对他以“法律”解决；但他想到的是整个上海金融界的市面，在给俞飞鹏等信中指出，已无法应付1000万元库券之局面，“若总司令不予见谅，必令增垫，设谣言一播，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
陈光甫得知宋汉章关于事关沪上金融恐慌的意见后，于6月初以长函劝蒋介石慎重处置:“若逼中行以准备金提垫将酿成挤兑风潮、金融恐慌”，“操之过急金融发生问题，今后将筹垫无门”，“必遭别国对华反感”。蒋介石在复陈光甫函中表示理解，又怕陈光甫借此辞职，特表示“中行事，鄙意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一场风波终于暂告止息。而宋汉章在独夫民贼蒋介石面前，坚贞不屈，始终不动用中行的准备金，显示了其刚正不阿的品质，为工商、金融各界人士一致称颂。但宋汉章经此番折磨，健康受到影响，他决心辞去上海中行经理职务，得到总部允准改任“沪行总经理”（虚职），上海中行经理一职由贝祖诒接任。
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如此不择手段地对待以宋汉章为代表的中行，自有其另一种深层原因。原来，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于1924年在广州设立时，其财力远远不如中行、交行两行，且经几次金融风潮，央行在国内信用极低。蒋介石北伐到南京后，企图将中国银行直接改组或兼并于中央银行，但遭到宋汉章、张嘉璈等的抵制。后蒋介石于1928年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提出官商合办的改组方案，规定中行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将国家银行之职能逐步转至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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