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百年风云录：鲍咸昌成商务主管，发扬民族文化

第十四章　赴日考察　鲍咸昌出任商务主管　重用名人　编译所发扬民族文化

（一）盘进日资企业成立商务印书馆

鲍咸昌

1897年，宁波鄞县人鲍咸昌（1864—1929）与其妹夫夏瑞芳等亲属在上海共同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鲍咸昌生于1864年，父亲鲍哲才是上海基督教长老会清心堂的牧师。鲍咸昌少年在清心学堂读书时父亲已故，他在校半工半读，在学校附设的印刷工场劳动，先后学会了中英文排字、手工印刷等技艺，毕业后进入长老会所办的印刷厂当学徒。至1896年，因在厂内经常受到美国人经理的无理训斥，为不再受洋人欺侮，他将数百元的积蓄，与其兄鲍咸恩、妹夫夏瑞芳三人决定以共同集资方式开办一家印刷厂。同年，鲍咸昌等三人到日本考察印刷业务。他们对日本的先进印刷技艺钦慕不已，回国后订购了印刷机和新字模等材料，并在江西路一条里弄里租得三间工房，雇佣工人，于1897年2月正式开张，接印外商商务文件及《圣经》等宗教书籍，取名为商务印书馆。公推夏瑞芳为经理，鲍咸昌主管印刷业务。

创办之初的商务印书馆，只有几台破旧的印刷机，实际周转资金仅3750元。最使鲍咸昌感到不满的是印书馆仅仅承印外来的印刷业务，他更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出版机构。

1898年，清政下诏实行新政，国人学习外语之风日盛，商务印书馆抓住这一机遇，请人将教会学校所用的英语课文翻译成为中文，汉英对照排列，取名《华英初阶》。此书一出，大为畅销。不久又出版高级英文课本《华英进阶》。这两本英语入门教材，深受人们的欢迎，在社会上流行十余年之久。次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英字典》。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发展虽快，但由于印刷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此时，适逢日本最大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想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金港堂资金雄厚，技术一流，于是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经过谈判，签订合同，决定自1903年10月起商务印书馆改组为股份公司，资本20万元，双方各占一半，但经理和董事必须是中国人，且中方有权随时辞退聘用的日籍职员。这次中外合资之举，在当时国内文化企业界实为首创。合资后，商务印书馆的资金充裕，在虹口、闸北两地建了厂房。最使鲍咸昌感到高兴的是引进日本先进技术使商务版的印刷质量大为提高。

（二）引进技术人才，加强内部管理

鲍咸昌为使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品精益求精，不仅引进日本的彩色石印等技术，还引进欧美不少大型地图平板机、照相修版、制版技术等先进设备，并聘请日本、德国、英国专家来馆工作。在1910年意大利举办的都郎博览会和1911年德国德莱斯登万国博览会上，商务印书馆的精美印刷品均获得优等金奖，名扬海内外。鲍咸昌负责的商务印刷所，不仅致力于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更重视内部管理。他将全所分设管理、生产、制造三部，各部权责明确，分工合理，通力合作，鼓励各部改革创新。如管理部，下设负责设计所承接的各种教科书、读物、文件、商标等近10种部门，均有专人负责。经过鲍咸昌的一番组织整顿，使业务繁多、规模宏大的印刷所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有机体，业务最盛时有职工近2000人。

另外，鲍咸昌领导的印刷所在改革中使规章制度逐渐完备。如鲍咸昌重金聘请一位从国外学成回来的会计师革除混乱的旧式收付账簿，一律采用新式会计制度；又如严格执行新考勤计工制度和修订排版字数计算方法。至于人事制度方面，鲍咸昌坚持向社会公开招收职工，不符考绩者不得进入所内，并以平时考绩和德才兼备标准选拔班组长，且要求上下职工各司其职，分层管理，统一领导。由于鲍咸昌运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使印刷所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保证了繁重印刷任务的及时完成。

随着商务印书馆在印刷技术和质量上的不断提高，其规模也不断扩张。1905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设立第一家印刷分厂，鲍咸昌从上海调出管理和技术人员多人，主其事。之后，商务印书馆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38家分馆，1905年，其资本股份从20万元增至100万元，职工人数已达4000人以上。

（三）在与中华书局竞争中获胜

1910年起，进入鼎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遭到中华书局的挑战。

事情的开端是因夏瑞芳陷入了1910年上海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潮，他私自动用商务印书馆的资金参与投机而失败，亏损约数百万元。辛亥革命初各地分馆资金一时无法投入上海。正在商务印书馆处于财务困难时，一批被辞退的职员各奔前程，其中有一位是商务编译所出版部部长兼国文部编辑陆伯鸿。

陆伯鸿为人精明能干，他预计辛亥革命后教科书必须重新编写，暗中设立印刷工厂并拉拢原商务编译所、发行所的戴克敦、沈知方等人以2.5万元起家，于1912年初成立中华书局，并出版“中华新教科书”。陆伯鸿抓住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投资的问题，在报上刊登“中国人须用中国人教科书”的广告，影射商务印书馆是中日合资企业，使商务印书馆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在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收回日股，从此商务印书馆成为全部由国人自办的企业。(https://www.xing528.com)

在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中，陆伯鸿以股份制方式将经营资本总额增至160万元，并引进国外先进印刷技术设备约数百台。数年后，中华书局已有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1000余人。至1936年，中华书局在全国已拥有40余处分局，职工达3000余人，资本总额扩充至400万元，一举成为我国出版界的巨擘，陆伯鸿出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

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首先从小学教科书开始。1912年元旦即中华民国成立当天，中华书局将早已秘密编印的“中华新教科书”在上海各大报刊广为宣传，在河南路南京路口成立发行所，并广泛向各小学征订春季开学时的用书。由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均印有临时政府制定的五族共和五色国旗，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则仍印有清政府的黄龙旗，使商务印书馆旧教科书败下阵来。1913年，中华书局编印一套每种12册的“中华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印一套每种8册的“共和国教科书”。两家书店在新闻媒体上连续做了20天的广告，各自宣传自家教科书的优点。由于商务课本内容更符合新学制的规定，印刷精良，并采取降价促销，使销售量超过中华。

其次是杂志辞书的竞争。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创刊于清末，销路甚广，由杨贤江主编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思想倾向进步，在国内影响很大。中华书局随之于1915年发行由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月刊，名噪一时，后又发行《新中华》半月刊，仅创刊号即发行1万余份。在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辞海》之前，商务印书馆已出版过《辞源》，颇负盛名。但中华书局聘舒新城主编的《辞海》内容更为广泛，并在自然科学部分附以图样，成为我国近代规模较大、应用十分广泛的一部古今汉语大辞典。为应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中华书局发行了《中华教育界》杂志，另外出版了《中华英文周报》、《实用大字典》、《国语读本》、《小朋友》、《少年中国》等多种普及性读物，与商务印书馆开展激烈的竞争。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经过几年的激烈竞争，双方都有损抑，后终于实现和解，不再在社会上公开相互为敌，对于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鲍咸昌在此期间曾多次赴欧美考察，引进不少先进的印刷设备，并在编译所聘用诸多名人，加上资金雄厚，使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书籍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胜过中华书局一筹。

（四）编译所硕果累累

早在1901年，鲍咸昌就与夏瑞芳商议，为提高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品位和发展民族文化，决定成立编译所。1903年聘张元济主持这项工作，出任所长，后任商务经理、董事长。

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清光绪时进士出身，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思想维新，提倡西学。后因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迁居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长，与蔡元培合办《外交报》。张元济进入商务编译所后，首先在教科书和杂志的内容上加以革新，如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以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为主，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自1921年1月起由沈雁冰主编，进行全面革新，采用白话文，积极介绍世界文学名著。张元济协助鲍咸昌聘请各界著名学者加盟商务，如王云五、胡愈之、何公敢、竺可桢、郑振铎、沈雁冰等专家、学者。1924年，全所编译人员达240人，是该所人才荟萃的鼎盛时期。张元济、鲍咸昌两人协作融洽，并注重青年人才培养，经常派遣有才智的青年出国留学考察。如资助胡愈之留法，后出任《东方杂志》主编；让美术编辑万籁鸣半脱产向留法画家学习绘画，后成为著名动画片专家。

1914年，夏瑞芳被人杀害，几年后鲍咸昌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更积极支持张元济整理、编印古籍的宏大计划。由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创建的涵芬楼，至1926年已拥有各类藏书46.3万册，各类图片、照片5万多幅，成为当时闻名海内外的文化宝库。其时，张元济又规划出版《辞源》、《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以及由涵芬楼所藏的古今图籍编汇的《涵芬楼古今文钞》（共100册）。为支持张元济实现“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保存上多一份效力”的夙愿，鲍成昌不惜工本开印张元济编辑的古籍《四部丛刊》。该书工程浩大，经张元济编纂后，集中了涵芬楼所藏的自宋、元、明、清以来的各种精刻本、抄本、校本与手稿本，全书分经、史、子、集四类，计350种8548卷，共2100册；后又增加校勘记，共2112册。1926年重印本问世后，海内外读者订购踊跃，伦敦、巴黎、华盛顿等国家图书馆多有收藏。另由张元济校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上两种规模浩瀚的巨籍，经鲍咸昌精心印刷得以问世，为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存祖国文物国粹，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6年建于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

1926年，鲍咸昌为将商务印书馆所藏各类图书50万余册加以集中保存，拨款50万元在宝山路建造了一幢高5层的藏书大楼，后名为东方图书馆，公开对社会开放。

1929年冬，鲍咸昌因支气管炎发作，于11月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66岁。

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竟对商务印书馆这一文化机构狠下毒手，一阵狂轰滥炸，把处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所和东方图书馆，全部夷为平地。12月1日，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将日机轰炸时未毁之图书全部焚毁！张元济愤慨地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数十万册书籍，毁于一旦，是则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