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虞洽卿路”红极一时

第十章　身陷孤岛　虞洽卿保全民族气节　殒命重庆　大闻人功过自有评说

（一）命名“虞洽卿路”红极一时

1936年6月19日，是虞洽卿的七十大寿（按当地习俗，六十九岁时过七十大寿）。1932年他六十五岁生辰时，就曾在江宁路大华饭店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这次更要大事庆祝一番。虞洽卿交游广，人缘好，很快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由上海总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和四明银行发起在上海市总商会举行了一次纪念大会，作为暖寿。在纪念会上，出席的大多为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会上有人提出:“上海的马路，以宁波人名字命名的只有一条朱葆三路，阿德哥在上海滩上，无论从商界、社会和同乡事业上各方面都不逊于朱葆三，应该选一条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留纪念。”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由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出面，建议公共租界工部局辟一条“虞洽卿路”。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还建议筹建“洽卿医院”，三北同乡又提议在家乡建立虞洽卿铜像。

当时虞洽卿本人居住在虹口海宁路上，故有人考虑将虞洽卿公馆所在的海宁路改为虞洽卿路，此一提议一经传出，一倡百和，上海总商会、租界纳税华人会、宁波同乡会和四明公所等一致同意，并联名共同发起，但遭到海宁同乡会反对。经过协商，有的主张以宁波路改名为宜，有的主张以宁波同乡会所在地西藏路改名为宜，最后决定报请公共租界工部局裁定。

早在1927年12月，虞洽卿便任上海工商局纳税华人会主席，后又被选为公共租界华董。从1930年起，虞洽卿任华董委员会常任华董。工部局出于对虞洽卿的重视，决议将繁华的南北大道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它北通苏州河，南接法租界，中间又连接东西大道南京路和静安寺路，是全市商业之中心，而以虞洽卿为领袖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好位于这条路上。如改名为虞洽卿路，最为恰当。1936 年7月26日经工部局董事会通过，决定于10月1日正式将这条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决议一经传出，各团体纷纷着手筹备盛大的庆祝活动，由于这不仅是虞洽卿个人的荣誉，也是宁波人的面子，故筹备会的组成有上海市总商会、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四明银行等16个团体。

1936年10月1日，上海如逢大节，全市各公司、行号均悬旗一天以志庆贺。静安寺路、新世界和西藏路桥南堍，都扎起翠松大牌坊，上挂大横幅:“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建筑于1921年的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五层大楼，大门口搭起了一座用红绿彩绸扎成的彩色牌坊，引来众多市民的观瞻。上午11时，位于跑马厅大钟下的万国商团华人队和工部局乐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在铜鼓喇叭声中进入主席台旁。当虞洽卿在王晓籁、袁履登、刘鸿生诸宁波帮名人簇拥下进入场内，这时观众掌声雷动。接着，虞洽卿绕场一周，检阅队伍。检阅完毕，虞洽卿坐在礼车上，跟着有马巡队、军乐队、华人体操队以及各团体代表等开始巡行。巡行路线由黄陂南路至静安寺路，向东至虞洽卿路，最后至宁波旅沪同乡会。沿途观看者不下30万人。当礼车行经时，各店铺燃放爆竹以示庆贺。次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以上盛大场面:

1936年10月1日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场景

虞洽卿路命名典礼

昨晨在甬同乡会举行

跑马厅检阅华队，观众万人空巷

同乡会举行庆祝大会仪式隆重

庆祝大会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二楼大厅举行，出席的中外来宾达千余人，其中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及上海各界名流。大会开始时由吴铁城、王晓籁致辞，继为工部局总董安诺德发言，盛赞虞洽卿在上海的种种德行善举。接着由各界代表徐新六、黄炎培、傅筱庵等相继演说致意。下午在同乡会演出杂剧和京剧。晚上九时，跑马厅上空大放五彩缤纷的焰火，万民瞻仰。

（二）办平粜米，人称“米蛀虫”

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篇章。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中旬，虞洽卿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庐山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虞洽卿回上海后，立即投入抗日活动之中。由上海500多个团体组成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于7月22日成立；接着，上海救济委员会于8月9日成立，虞洽卿均任监察委员。他不顾年迈，四处奔走筹集募捐，支援抗日。

1937年11月11日，坚持了三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中国军队撤退而告终。在战火中广大民众流离失所，留沪难民有10万之众。至该月底，小小租界已有70万难民。其时，救济难民刻不容缓，虞洽卿发起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由他任会长，由英商克诺登任副会长，秘书长为袁履登，以及委员18人，大多为宁波帮名人。虞洽卿提出这种救济分直接救济和间接救济两种。前者为自设各种收容所，维持难民生活；后者为各慈善机构，收养难民，由协会按期支付代养金。两种机构共30余处，先后收容难民8万余人，发放给养970万元。

1940年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凯自咸通过华董及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提出由于上海四周均被日军严密封锁，市内粮食紧缺，商请各方垫款购办洋米，以保障租界民食。华董虞洽卿首先表示赞成。由他出面召集各行业的公会开会，讨论成立平粜会。他在会上说:“上海的粮食已告恐慌，人们抢购成风，米价暴涨；平价售米，是造福市民的善举，望各位积极筹款，共襄义举。”会后他先后征募到垫款近百万元，成立了上海平粜委员会。

抗战初期，虞洽卿的航运业损失惨重，轮船有的被国民党征用，有的被日军炸沉，有的被阻止在江阴江面以堵塞长江航道，阻止日军进攻。虞洽卿的三北集团仅剩4万吨挂着外商旗帜的轮船，尚可使用。虞洽卿从西贡装米到上海，水脚每吨14元美元，三艘海轮一月两趟就是56万美元，两月来回就可赚100万美元。同时，虞洽卿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开了一家“中意公司”，购运洋米，往来于南洋、上海之间。因意大利为日本的同盟国，日本海军不加检查，因此大获其利。后虞洽卿又向汇丰银行借款买进几艘4000吨级的挪威旧船，来往于上海至南洋、西贡、印度支那之间，先后运来大米170余万包，按市价七折出售，差额由捐款补贴，平粜米共办了30多期，市民一时称为善举。

从南洋至上海几个来回，虞洽卿获利颇丰。他又在家乡宁波、镇海、三北等地也办起了平粜会。虞洽卿的平粜米以慈善家的名义获得为数颇巨的利润，真可谓名利双收，一举数得。当他的儿子虞顺恩表示父亲做平粜太不值得时，虞洽卿笑着说:“一，购买平粜米，进口照会容易打出来；二，平粜为赈济难民，海关只收码关捐，不收进口税；三，在货运时还可搭进西贡米，好处多得很呢！”

但是，这件事瞒不过那些参加平粜会议的一些从事面粉杂粮的代表，他们先是向虞洽卿要求分肥，但虞洽卿不予理睬，然后把个中底细在报上加以揭穿，一时间，舆论大哗，都谴责虞洽卿是借行善而发财的“米蛀虫大王”。虞洽卿曾满腹牢骚地对人说:“好人难做，我办平粜原是救济民食，偶因吨位不足，水脚要浪费，有时才办些米来凑足吨位，这不能算是假公济私吧。”

但不管怎么说，这三年来虞洽卿确是赚了一大笔钱。他用100万元买进了南京西路成都路盛宣怀的家祠地皮，51万元买进上海大戏院，70万元买进神州旅馆门面，60万元买进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

（三）形势逼人，毅然离沪

1937年11月12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12月13日，南京陷落，党国要员和那些富商巨贾纷纷离沪出逃。时任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与俞鸿钧、钱新之等人在上海沦陷后逃往香港，陈光甫、林康侯、穆藕初等也都逃出上海。11月26日，青帮头目杜月笙离沪赴港……(www.xing528.com)

虞洽卿自15岁来到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已有50余年，对大上海颇有乡土情结。他决定暂时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生意。加上他绝大部分财产在上海，岂能轻易抛弃。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多次威胁他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均被虞洽卿断然拒绝。过了几天，“七十六号”大特务吴四宝找上门来，说是借款，实是逼他下水，也被虞洽卿婉言谢绝。后吴四宝放出风声要对他绑票，但虞洽卿镇定自若。当时大上海笼罩着恐怖气氛，暗杀、绑票天天发生，他在报上看到一件件惊人的消息:

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的袁履登曾三易其居，最后还是被软禁起来，当上了上海市商会理事长；

“上海三老”之一的林康侯曾逃至香港，最后被日本特务抓回，出任伪职；

1938年1月14日，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范刚被锄奸团刺杀身亡；

1940年8月14日，青帮三巨头之一张啸林被军统派人杀死；

1940年10月11日，虞洽卿的老冤家傅筱庵任伪上海市长时被戴笠派人设计刺杀……

虞洽卿面对这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暗杀事件，日夜不安。日伪方面的人不断找他下水，重庆方面的人找他赶快离沪。何去何从，他必须做出抉择。

几天后，虞洽卿接到蒋介石托人带来的一份电报，劝他速去重庆从事商业建设。虞洽卿的女婿江一平律师自渝来信，催促他“尽早离沪去渝，林康侯是前车之鉴”。

“林康侯是被迫下水，我虞洽卿决不会当汉奸，我既不会给日本人做事，也不会给国民党干事，只想当一个老百姓，只做我的生意。”虞洽卿在家中反复地念叨着，再三地思量着……在虞洽卿想到林康侯和傅筱庵的下场后，感到静观待变决非良策。出任伪职，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美名将毁于一旦；去了重庆，尽管放下大批产业甚为可惜，但毕竟是爱国之举，况且留得青山在，到重庆大后方也可重振旗鼓，再创大业。

虞洽卿为掩人耳目，在出走前安排好各项产业后先到龙山家乡向老家告别，再将一笔钱汇至香港，偷偷地到达香港。在港时，他发现香港卡车比较便宜，运至大后方必有用处，便向华伦银行借5万英镑买下一批福特牌卡车，亲自押运一路辗转抵达重庆。

（四）跑运输大发国难财

虞洽卿到重庆后，既有一批福特牌卡车，又有以前三北轮埠公司设在重庆的规模很大的码头堆栈，这些设备仍可利用。于是与好友王晓籁合作，组织三民运输公司，以王晓籁为经理，自任董事长，朱联馥为协理，刘文照为运输主任。资本20万元，押运员、办事员11人。虞洽卿之所以与王晓籁合作，是因为王晓籁与交通部长张公权是儿女亲家，与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也有深交，可通过他们得到很多方便。虞洽卿又以第三个儿子虞顺慰名义，单独办了一个川光公司。朱联馥在虞洽卿来渝前已主持一家西川企业公司，于是在虞洽卿指挥下“三驾马车”齐力驱动。他们第一次合作办货100吨，表面上说是支持战略物资，实际上是从上海运来的百货商品。

虞洽卿鉴于滇缅公路为云南军阀龙云势力范围，因此亲自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并拜访了素有“云南宋子文”之称的缪云台。缪云台早在抗战初期与英属缅甸当局一起，历经千辛万苦修建了一条滇缅公路，如今这条公路已成为大后方的交通大动脉，几乎所有援华物资和重庆与外国进行物资交流都得通过这条公路。虞洽卿与云南财政厅长缪云台合资开设三北运输公司，增购福特卡车120辆，往来于滇缅道上，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一张“手谕”，写明虞洽卿在滇缅公路上为“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留难。有了这把上方宝剑，三北运输公司所属车辆，于装运军用物资外，兼运私商货物，虞洽卿的“三北”大发了一笔国难财。

不久，日军发现这条公路对中国的重要性，便在马来半岛登陆后，侵入仰光，企图切断这条国际交通干线。1942年春，这条公路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不久日军向曼特勒紧逼，城内百姓四处逃散，那些当地商人急需脱货求现，所存大批货物竞相压价出售，有的甚至将仓库货物低于市价一半以下出售。虞洽卿公司开了十几辆卡车，携带大批卢比，亲自押车到曼德勒抢购这批廉价大小五金及日用品。当这批物资运到昆明后被何应钦下令所有物资不得在昆明出售，后有人控告三北公司为侵占公家物资，被官方扣留。虞洽卿只得请律师打官司，直到1943年才判决发还，而此时物价更涨，三北公司反而赚了更多的钱。

后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相继被日军切断，大后方物资的运输更趋困难，虞洽卿又投资办多种企业。他除了在成都创办三北企业公司外，又与人合作办万轮车厂，在重庆又办起航运保险公司，并大量投资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在衡阳，与俞佐宸等合办衡阳德生盐号；在内江设酒精厂。

虞洽卿到大后方后，一直经商，不任一官半职，实现了他的口语“在商言商”。他在投资创办大量实业牟取厚利中，以在滇缅公路上跑运输获利最巨，故说他在大后方大发国难财也不为言之过甚。其时，虞洽卿在渝还办多项公益事业，出任浙灾筹赈会云南分会理事长，1943年又为浙江旱灾募集捐款，在宁波旅沪同乡会设虞洽卿奖学金等。

1943年6月19日，虞洽卿七十六岁诞辰祝寿会在重庆举行。其排场固然比不上在上海时七十大寿之盛况，但也相当热闹，新朋故友齐来祝寿，工商界名人还自演自唱，另有一番盛况。虞洽卿自来重庆后虽腰缠万贯，但平时生活十分检点，不事铺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准备在滇缅公路重新开通之际，在运输上再显身手，可惜他毕竟年事已高。1945年4 月24日，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突然发作，于4月26日便溘然长逝，撒手人寰，终年78岁。

临死前，他提出捐赠黄金万两，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他死后，也获殊荣。蒋介石在挽文中写道:“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国民政府在赠匾额上书:“输财报国”四个大字。国民党中常委决定由国史馆立传，以志其生平事迹。

虞洽卿终于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总商会、总工会、农会、教育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十余个团体共同发出决议:1945年11月24日上午8时奉迎虞洽卿灵柩车辆自南京路外滩码头出发，经南京东路、西藏中路、西藏南路、林森东路、民国路至四明公所安灵，下午二时在四明公所举行隆重追悼会。当晚，四明公所内唱了一夜的四明文书和甬滩（宁波滩簧），直至天明。随后，把虞洽卿夫妻双柩运送至他的故乡镇海伏龙山上安葬。

虞洽卿是近代中国社会环境造就的一名特殊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其复杂一生的评价由于“左”的思潮影响，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直至20世纪90年代对他的总体评价仍有褒贬不一的争议。进入21世纪，这位宁波帮“大闻人”才被人称为“爱国的民族资本家”。21世纪初，国务院把虞洽卿家乡龙山镇下村旧宅“天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虞洽卿墓一起成为宁波市的一个旅游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