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三北航运：造福桑梓百年风云

第九章　强敌环伺　虞洽卿创立三北航运　乡谊为重　同乡会造福桑梓良多

（一）宁绍公司与洋商打票价战

1908年，从宁波到上海这条繁忙的航运线上行驶的轮船，有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中法合资东方公司的“立大轮”和官办招商局的“江天轮”。这些轮船的船长、大副、稽查等均由洋人充任，他们态度傲慢，歧视华客，仗势欺人，查票时对拥挤在统舱里的旅客横冲直撞，任意谩骂。虞洽卿在往返家乡镇海与上海时，也亲尝过这种非人待遇。

当时三家公司垄断这段航线，票价甚贵，统舱要卖一元大洋，为当时一石米价的1/4，实为贫苦百姓所难承受。

虞洽卿在两年前以随员身份参加官方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商务。在日本时受同乡老友吴锦堂影响，对吴锦堂创办实业致富深受启发，并看到日本国力强盛源于工商业的发达，遂萌发回国办实业的愿望。1909年，虞洽卿以四明公所名义为维护同乡利益曾要求各公司改变服务态度和降低票价，但洋商置之不理，并互订密约，一致行动不降票价。

1913年，虞洽卿与宁波同乡商议后决定创办宁绍轮船公司，资本100万元，推虞洽卿为总经理。虞洽卿先向马尾福州造船厂买来一艘“宁绍轮”，又买进一艘较小的“甬兴轮”，开始运行；后又添置“新宁轮”。但有了船只，还得有码头。洋商一开始就对宁绍公司设置种种障碍和刁难。当时上海黄浦江沿岸可设置码头的较好地段均被外商占去。虞洽卿先向日商租用外白渡桥东洋公司码头，遭到拒绝，继而又向法国领事馆对面南码头商借，也遭冷遇。最后才租得大达轮埠公司的十六铺的大达码头。

紧接着，在轮船票价上与洋商开展了一场票价争夺战。虞洽卿本着造福桑梓、为穷人服务的宗旨，把票价定为五角，并在统舱内树立一块牌子——“立永洋五角”，即每票五角永不变更，加上船上服务人员均为宁绍老乡，服务周到，使许多乘客有宾至如归之感，因而宁绍公司营业大增。这就使太古公司等外轮，常常放出空船。太古等轮船公司自持资本雄厚，便把票价从一元降到三角，并向乘客赠送毛巾、肥皂，以招揽生意，东方等公司也如法炮制。结果许多乘客都被洋商拉去。面临困境，虞洽卿立即召开公司股东会，决定组织“船票维持会”，将票价降为三角，差额二角由维持会补贴。同时，虞洽卿以旅沪同乡会名义向宁波、绍兴和许多华商相约:把浙沪间的货运均交由宁绍公司承运。虞洽卿这一招迅速取得效果，于是一般宁绍旅客在票价相同的情况下都宁愿乘宁绍轮，不乘外轮。

不久，太古等公司不得不向虞洽卿做出和解的表示，并主动将票价回升到五角。虞洽卿的宁绍公司仍在船上树“立永洋五角”招牌，一场维护民族和同乡会利益的斗争终于以胜利告终。

在维持票价中，宁绍公司前后支出10万元的补贴，获得宁波商人的支持，其中虞洽卿的同乡好友吴锦堂捐资最多。

（二）三北集团堪称航运业巨擘

虞洽卿是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主要发起人，1911年同乡会正式成立后，他立志要把镇海龙山家乡建成一个“小上海”，在三北（慈北、姚北、镇北三地之简称）修筑一条公路，办了医院、学校。1913年，他又在龙山乡修筑海堤，建设码头，计划购置百吨舱船，往来于家乡与甬江，与甬沪线相接。虞洽卿的这一雄心壮志因在宁绍公司内部发生一场纠葛而得以实现。

1914年，在一次宁绍公司董事会上，董事长乐振葆提出，因公司资金暂时发生短缺，有人愿意以6万两购买“甬光轮”。会上卖与不卖意见不一，各执一词。作为总经理的虞洽卿在听了众人意见之后，表示愿以6.5万两购买此船。会后虞将此轮转手租于外商，一年租金即达30万元，为原价的4倍以上。不久此事传到宁绍公司股东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有的要取消他的总经理一职，有的要向法院起诉，申请扣压“甬兴轮”。虞洽卿屡屡向股东们申辩，据理力争，并在报上发表申明:“这次成交经董事会议决，何能指为舞弊营私！”后经前辈朱葆三出面做双方调解，才将一场风波平息。

虞洽卿辞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之后，决心在航运业上大干一场。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交战各列强注意力转移，不少洋商轮船驰向欧洲，给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中国近代经济获得空前未有的发展。虞洽卿审时度势，正式创办三北轮埠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于宁波、镇海、龙山等地设立分公司，股本总额定为20万元。虞洽卿自知个人财力不够，以宁波旅沪同乡会领导身份，四处奔走，借助几万会员和宁波帮巨商之力积极筹款。他首先找到甬商巨富严信厚之子严子均和傅筱庵等人。另外他向广大同乡会会员招股，以5元为1股，多多益善。半个多月下来，集得资金28万元，但创办一家轮船公司至少需有50万元资金。所缺20万元，获得严子均出资6万元，傅筱庵出资2万元。其余差额，由他以荷兰银行买办身份，从荷兰银行拆兑了15万元。

三北轮埠公司旧址

资金初备，虞洽卿亲自到福州马尾购得客货两用轮船一艘，后又购得奥国商船一艘，接着又买下了英国鸿安轮船公司，改名为鸿安商船公司，拥有“德兴”、“长安”两艘轮船以及宁沪等地的堆栈码头。他又卖掉自己的一些小企业，凑得资金100万元，购得5艘大轮，组成宁兴轮船公司。次年，他又购入“升有”、“惠顺”等火轮，以及日本的一艘“仁阳丸”。此时，虞洽卿已拥有“鸿安”、“宁兴”和“三北”三家航运公司。这三家公司，均由虞洽卿个人调度资金，在外借款时互做担保，如“三北”欲借钱，“鸿安”可作担保，“宁兴”要资金，在借款时“三北”可作担保，连环作保，抵押贷款，资金愈滚愈大。

1927年办三北轮埠公司时的虞洽卿

这三家公司，各有分工:“三北”航行于上海至宁波及北洋各港，“鸿安”行驶于上海至汉口一线，“宁兴”则航行于上海至福州。虞洽卿将三家公司称为三北航业集团，到1919年底，该集团已拥有12艘轮船，总吨位达14097吨。

1919—1929年，虞洽卿的三北航业集团在10年间迅速发展。1919年底，获得北京政府150万元的保息贷款；次年公司资本增加一倍，其名下的三家公司总资本达320万元。至1927年，虞洽卿的三北航业集团打破过去江海主要航线完全被外商和官办轮船公司垄断的局面，成为我国东南地区同行业之首，他本人被推选为上海航运公会主席。是年，他已购进轮船18艘，计25000余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战祸连绵，时局动荡。三北集团仍在艰难中发展，至1928年轮船数量达50艘，67850吨，但也遭到南京政府的盘剥，以致虞洽卿对蒋介石深表不满，多次向上申诉军用船租拖欠不交，官兵搭轮损耗无数。虞洽卿的产业多是不动产，资金周转异常困难，因而负债累累，常有几家债主同时登门索债。当时虞洽卿的全部资产大约值500万元，而他的债务也达500万元，光是欠四明银行一家债务即达300万元。虞洽卿表面上声威赫赫，内里却是一个“空心大佬”。

1928年底，虞洽卿亲自到南京国民政府为三北集团申诉。他去见白崇禧，提出16艘船被军队征用，长达两个月之久，一直不归还，也不付14万元的租金煤款，照此下去三北集团何能维持。白崇禧倒也给他点面子，将三北集团的商船全部归还，也补了点钱。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虞洽卿对办三北航运，绝不因遇到困难而停步不前。在时局动乱中他多方设法为公司创造各种条件。他一方面借沪甬地域优势和他在宁波同乡会首领的声势，继续向甬人招股集资；另一方面他继续购进旧船，经整修后可充新轮去银行贷款。后来他又想出新招，开辟了一条新路。

当时，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四川一带仍然是军阀割据，时有争战，航运业十分紧缺，虽有钱可赚，但亦有风险，一般民间航船如不挂洋人商船旗帜常被扣押勒索。但虞洽卿敢于顶风而上，在蜀道上闯出新路。事先，他向当地军阀宣传三北集团不挂洋人旗帜是为了长中国人志气，中国人应帮助中国人；另外，将三北集团货运费大大降低，如果轮船被扣，货主可以获得对所有损失的赔偿。他的宣传对四川各界影响很大，招来了不少货主。结果三北集团在四川一带一路顺利，获利颇丰。但好景不长，1930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发“统一商运”，并不断向航运业增税，三北集团又遇到困境。虞洽卿再一次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申请贷款。经他多次交涉申诉，财政部批准三北轮埠公司可以发行债券，这无疑是对他解困的有力支持，使他在资金周转上有了活动的余地。

1927年，虞洽卿从他干了20余年的荷兰银行买办位置上退休，由其长子顺恩袭职。从此，虞洽卿集中精力经营航运事业。他已拥有“三北”、“宁兴”、“鸿安”和鸿升码头堆栈等。到1935年，虞洽卿已拥有大小船只65艘，计9万多吨，占当时全国华资航运业总吨位1/7，其业务还扩展到东南亚地区，与天津政记轮船公司和重庆民生轮船公司鼎足而立，成为我国航运集团的三大巨擘之一。(www.xing528.com)

（三）热心于同乡会与家乡建设

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是在四明公所事件后为团结宁波帮而设立的一大社会团体，它正式成立于1911年2月。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时，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1912年同乡会章程规定，凡旅沪同乡品行端正，经会员一人介绍，年纳会费洋五角者为普通会员，洋一元者为特别会员，洋二元者为维持会员，洋五元者为赞助会员，洋十元者为基本会员；捐资一百元以上者为名誉会董。经过多次会员征集活动，会员总数最高达36490人，经费近10万两。1921年5月，在西藏中路建成五层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大厦。1926年9月，虞洽卿出任同乡会会长。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活动，“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为宗旨”。

建于1921年的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

虞洽卿历任同乡会副会长、会长，直到1945年离沪为止。他在同乡会的活动中，提出“先乡后国”、“友谊为重”，积极投入各项社会救济、申冤解困、赈灾建设和兴办教育等系列活动。

第一，申冤解难。由于虞洽卿出身低微，自幼养成仗义济困的精神。平时对待同乡来访求助，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贫贱富贵，都能一视同仁。对待各种冤案错案，尽心尽力地帮助解决。早在同乡会成立前，1904年在周生有事件和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的仗义精神就已为人称道。在同乡会成立后，虞洽卿在遇到各种冤案时都亲自介入处理。

1923年2月，宁波人乐志华被虹口巡捕房西探鲍尔庆等人诬陷盗窃并刑讯逼供而致残废，虞洽卿领导宁波旅沪同乡会奔走呼吁，最后于7月1日结案，赔偿乐志华1000元，鲍尔庆等人被停职。

1930年，宁波人忻丁香在黄浦江撑舢板为生，被法水兵殴击，不幸落水身死，后经虞洽卿率宁波同乡会与法租界工部局多次交涉，最终得以惩凶、道歉、赔偿。

1934年，宁波人开设的庄源大酱园和瑞昌顺五金店两店店主之子被诬为劫匪。同乡会闻知此事后，十分重视，虞洽卿立即召开同乡会头面人物200余人商议，聘请律师，搜集证据。开庭之日，虞洽卿等亲自前去听审。在人证物证面前，法官当庭宣布两被告无罪释放。

1934年夏，有人发现益利汽水厂汽水瓶中有苍蝇，信谊药厂针剂中有小虫，并扬言要送卫生局检验，吊销两厂营业执照。该两厂均为甬商所办，在沪素有信誉。两家厂方万分焦急，向同乡会求助。虞洽卿对此作了调查，得知系黄金荣手下的人故意制造事端，蓄意敲诈。虞洽卿早年任洋行买办时，黄金荣在租界当捕头，称虞洽卿为“老爷”，因此一经虞洽卿向黄金荣打招呼，两件事端即刻摆平。

同年秋，甬籍商家子弟庄继孟、张祖铭被诬告为薛迈罗会计事务所抢劫案主要嫌疑犯。虞洽卿了解案情后，即召集同乡会紧急会议，并聘请律师，确定证人，开庭时虞洽卿亲自到庭听审，最终案情大白，两被告无罪释放。此案经《申报》消息刊登，虞洽卿与同乡会声誉大振。

1935年，公共租界电力工人罢工，虞洽卿代表同乡会出面与工部局谈判，敦促工部局尊重工人意见，不久经过协商，事态很快平息。

第二，救灾济困。宁波同乡会创立后，在虞洽卿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救济本乡穷人的工作。同乡会的遣返工作主要是针对在沪无法立足又无资回乡的同胞。凡宁波籍同乡，无论是否为会员，只要提出申请，由同乡会出面即可免费搭船回甬。同时又设立免息借款局，无息放小本资金以救助失业同乡。1922年，同乡会设立心畲社，资遣同乡回籍达1754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同乡会即派船驶往汉口，将同乡中之老弱妇孺接回宁波。

在上海发生战乱期间，旅沪同乡会积极开展遣返和救护工作。1932年和1937年分别发生一·二八与八一三战事时，同乡会都设特别委员会，办理同乡救护、遣送、收容工作。如1932年1月29日—4月8日，同乡会收容9008人，遣返回籍6048人；八一三事件后，同乡会在历时三个月中，大规模筹集经费，收容同乡难民，无偿提供食宿医疗，同时派出百余名工作人员，租用20多辆救护车，从火线救出难民8万余人。同时，同乡会还租用轮船四艘，免费遣送20万余同乡回籍。另外，同乡会在设立收容所和施诊所时，凡赤贫者免费送药，重病者与四明医院联系，送该院治疗，病故者施给棺木。在1915年甬兴轮在崇明遇难事件以及1940年景升轮事件中，同乡会及时救赈，妥善处理善后。

第三，家乡建设。重视乡情，关心家乡建设在虞洽卿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自称从事社会事业的宗旨是“先乡后国”。1911年9月宁属各县发生天灾人祸时，他率领同乡会募集五万元赈济家乡灾民。1915年8月，同乡会联合绍兴七邑同乡会，设立浙江宁波义赈分事务所，募款赈灾宁绍水灾。1920年6月，宁波粮荒，同乡会即联合甬地士绅，设接济公所，采办大米，办理平粜。1922年，宁属各县又接连发生暴雨水灾，同乡会立即设法筹款将数万石大米运往灾区。

虞洽卿在20岁时即有“筹五百元，将家乡建设完成”之愿望。后随着经商致富，他陆续在镇海龙山投资300多万元，将龙山村建成“宁波唯一的模范村庄”。他在龙山投资的最大项目是龙山三北轮埠公司码头，因地处淤涂之上，为筑石塘，费时四年终于在1914年建成此项工程。另在家乡之虞宅北首办电报局、电话处、铁路等，后又办起火力发电所、救火会所。

1929年，三北轮船可从龙山出发，直抵宁波、上海，后又通运长途汽车。从此三北棉花有了一个快捷的出口途径。虞洽卿了此心愿后曾欣慰地说:“仅此一项而论，三北乡民，每年可省六十余万元。”

1930年，虞洽卿和虞和锟等发起疏浚凤浦湖，历经九年寒暑，投资54000元，终于在1939年3月完成。后又在家乡出资办了一家惠乡诊所，聘专职医护人员，对乡人免费施诊。

第四，兴办教育。1906年，虞洽卿在龙山家宅旁设一“龙山公学”。1916年，依教育厅令改为“私立龙山国民学校”。抗战前规模扩大，添加设置，校名改为“洽卿小学”，资金由虞洽卿独力维持，该校被称镇海私立小学之冠。

虞洽卿早期除在家乡创办“洽卿小学”外，在上海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十余年间，对于兴办各类教育亦极为关注。在虞洽卿的提议下，宁波旅沪同乡会首先致力于创办普及文化的小学。1913年，始办初等小学——旅沪第一小学于七浦路。1920年，增设小学三所。其时，虞洽卿聘邬琴崖为学务主任，同时聘请陈谦夫、袁履登等为学务董事。至1927年冬，已增小学十所，学生人数在抗战前最多达3460名。1931年6月，根据校董会规定，公推邬琴崖为常务校董，虞洽卿为董事长，秦润卿、王伯元、俞佐廷等为校董。各小学经费均由同乡会组织筹集，学校一律不收学费。各小学以“养成新时代的儿童，实现新时代的社会”为教育宗旨。

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办小学同时，还附设“问字处”，以传授乡人最简易的文化知识，同时创设民众夜校和图书馆。1921年同乡会新址在西藏路落成，在三楼特设图书馆及阅览室，不论读者籍贯均可借阅。在宁波同乡会影响下，甬商开设各种学校甚多。如叶澄衷创办澄衷学堂，王才运等创办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夜校，秦润卿创办钱业公学，虞洽卿、袁履登、方椒伯创办无线电工程学校，俞佐庭、金润庠创办上海市商会夜校，等等。

1922年，虞洽卿接受甬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请，要求宁波旅沪同乡会补助其学费，因此同乡会有创办“四明大学”之议。因条件未备，于是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由虞洽卿、秦润卿、孙衡甫、陈布雷、王伯元等25人组成奖学金委员会，虞洽卿率先捐资5千元，加上四明银行、三北公司及刘鸿生等人共集资5万元，以资助同乡子弟中的优秀大学生，额定125名，每人每年可得奖学金400元。“四明奖学金”为虞洽卿等宁波帮商界人士之首创，其后有王伯元奖学金、虞洽卿奖学金等一直到王宽诚奖学金，薪火绵传，亦为甬商培英育才之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