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支持孙中山光复上海，百年风云录

第六章　光复上海　孙大总统筹饷紧迫　支援革命　甬商名人共赴国难

（一）朱葆三投身革命

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担任总理后，制定了三民主义学说，多次举行反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陆续响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辛亥革命前后和光复上海的斗争中，旅沪甬商中涌现了一批反清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其中著名的有朱葆三等人。

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自幼家贫，13岁到上海协记商铺当学徒。1878年，自设镇裕五金号发迹，后又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其间投资于民族工业及航运业达42万元。1897年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1905年出任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为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发动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权利的斗争。朱葆三以五金行业代表身份参加反美斗争大会，并提议通过不订美货决议，拟定通告全国35埠电稿。朱葆三在这场斗争中，团结其他行业，坚持爱国民族立场，为上海工商界人士所称道。

1905年，朱葆三与虞洽卿等绅士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在与上海工商界领袖人物交往中逐渐觉察到清政府提出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打着幌子的骗局，遂把变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党人身上。

辛亥革命前夕，朱葆三出席由陈其美等人组织的一次宴会，席间朱葆三同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革命。后朱葆三与虞洽卿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发起组织“宁商总会”，会址设于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总会执有香港英国政府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凭此执照租界巡捕房不得随意到总会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即以总会之地约人秘密集会，为革命党人从事活动的最佳掩护所。朱葆三还与上海总商会会董陆镛和棉布商虞芗山等宁波同乡共同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这个组织拥有武器，成员来自工人、学生和工商企业职工等不同阶层，他们接受过军事训练，后来在朱葆三带领下成为一支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起义部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1月3日上海起义前夕，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分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得这一消息，立即往商团司令部密告李平书；随后又偕刘燕翼和上海知县田宝荣越墙逃避至租界洋务局。城内文武官吏一时群龙无首，也纷纷出逃。10时左右，商团火烧道、县衙门，各城楼均挂白旗和革命军旗，城门由起义军把守，上海未经战斗即被商团占领，只有据守江南制造局的张士珩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当晚由杨谱笙、高子白率领敢死队及商团对该局进行强攻，张士珩逃逸，上海即宣告光复。据12月20日《民立报》刊，宁波帮沈仲礼、朱葆三、周晋镳等人均为国民党上海分部的职员。他们在上海光复后的新政权中都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见，朱葆三这时已从同情革命进而投身革命。是年，朱葆三64岁。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6日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任都督府财政总长。沈缦云任职仅一月，因急欲赴南洋劝募饷捐，呈请辞退。陈其美会同上海各界人士代表集会于味莼园（即张园），公举朱葆三任财政总长。朱葆三提出“以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三个条件相约，而后就任财政总长。

当时革命军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苏浙联军进攻南京，消灭清军在长江下游的各个据点。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军都取道上海，“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设有疏虞，贻误匪浅，万一兵士哗溃，责有攸归，一身不足惜，其如大局何？”朱葆三在《呈大总统文》中又说:“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艰难。而每月用款之多，数逾百万。”“但赋税因庆祝上海光复，概予豁免，大宗款项，全无着落。”为此，朱就任以后“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力效驰驱，勉尽天职”。

朱葆三就任财政总长后确实将革命视为“天职”，本人不支薪水，车旅之费亦自掏腰包，所聘顾问、参议亦各尽义务，不领分文。为解决上海光复后浩繁的各项开支，陈其美提出动用前清政府上海道存放于各钱庄的庚子赔款。但末任上海道台刘燕翼已逃至租界，他将前存于各钱庄道库公款的存折送交公共租界领袖比利时薛福德领事保管，并在11月18日登报声明:“鄙人现已停止办公，如有来宾以公事投揭者，恕不接见，特此布告。”钱庄照钱业规定，坚持付款须凭折才能办理，但各国驻沪领事却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而不能将存折交出，双方相持不下。当时上海钱业公会总董为朱五楼，陈其美以议事为名将朱五楼软禁于闸北湖州会馆。钱业界人士闻此突然消息均大为震惊。因陈其美与朱五楼原有亲戚关系，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是朱五楼的女婿。钱业同业为恢复朱五楼的自由，经过与各存款钱庄多次磋商，对道库存款由朱葆三出面具名发给收据核收，朱葆三以一言九鼎的信誉，才解决庄款问题。当时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

（二）筹组中华银行和发行军票

孙中山先生为筹集推翻清王朝的活动经费，十余年间奔波于欧美和东南亚各地，曾亲自组织和印发过“中华革命军银票”、“中华民国金币券”等大量筹饷票券。这些票券为广州、惠州等地的武装起义提供了军需军饷等财政支援。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全国各省为支持起义先后印发了各种银两票、银元票、军用票、公债票等，名目繁多。

1911年11月14日，沪军都督为开通财源，嘱财政总长筹设中华银行，经过一周的紧张筹组，于11月21日在上海南市吉祥弄正式成立中华银行，发行军用钞票。此时，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依靠发行军用票及公债和募捐。

1911年发行的中华银行军用钞票

中华银行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发行后，颇受上海士绅学界的欢迎，人们不惜以重金争兑该票第一号钞票。如郭竹樵以500元兑得面额拾圆的第一号钞票，王奋以钻戒一只兑得面额壹圆的第一号钞票。此外，如宁波帮头面人物沈缦云、虞洽卿、俞寰澄等人均以高价兑得第二、三、四号军票。各商店取消对军票的贴水，在市面上流通无阻，足见当时民心向往革命，予革命军以最大的支持。军票在全国发行后，信誉良好。翌年11月才由江苏财政厅批令限期收回。

1911年12月10日，中华银行召开股东大会，成立董事会和执行部。董事会总董由孙中山担任，黄兴为副董，董事为朱葆三等16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辞去了中华银行总董之职，由朱葆三改任董事长，宁波人林莲荪任总经理。1913年2月，中华银行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完全商办，行址由南市迁至福州路镇裕五金号（朱葆三创办）二楼。

上海光复后，民国政府决定设立上海总商会。1912年6月11日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议定《商法》。上海总商会第一任总理为周晋镳，1914年复选，周晋镳仍为总理，朱葆三任协理。次年周晋镳推荐朱葆三为总理，一直到1920年6月朱葆三已71岁，方辞去总理之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主张责任内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北火车站，朱葆三与王一亭、沈缦云以国民党上海分部负责人名义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整顿吏治，保护人民，严惩凶手。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交通部假座张园开追悼会，朱葆三等担任大会主持人。1916年，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反袁活动的陈英士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朱葆三是主丧者之一。(www.xing528.com)

（三）支援孙中山革命，名人辈出

支援孙中山革命的甬商名人中，还有赵家蕃、赵家艺兄弟。赵家蕃（1870—1924），赵家艺（1876—1924），鄞县人。赵氏兄弟童年时随父到苏州就读，1904年兄弟俩赴日本留学，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

1904—1905年间，赵家蕃与张人杰赴巴黎经商，以获利资助孙中山，其金额数以万计。1906年，赵氏兄弟同住上海平桥路三家园，这时各地革命党风起云涌，清政府大索党人，上海三家园“赵公馆”成为当时海外革命党人与上海党人联络通信的秘密地点之一。次年，孙中山领导的潮州、黄花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起义，镇南关起义，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孙中山日困愁城，无以为计。当时由陈英士将孙中山的情况通知赵家蕃、赵家艺，他们一时筹不到大量现款，于是兄弟俩双双赶回宁波，把父亲遗留下来分授给他们的大批田产悉数贬价出售，得到一大批现款后以接济孙中山的急需。这段变卖祖产支援革命的义举，在宁波市民间广为流传。

1910年，赵家蕃同于右任等先后集资创办《民吁报》、《民立报》，倡导革命，后又与吴朗西创办《民意报》，其办报资金大部分赖赵氏兄弟资助。

1911年，陈其美等策划华东地区革命活动。7月13日于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沪设总部时赵家蕃参与策划，并在宁波设立同盟会宁波支部，赵家艺任会长，陈训正任副会长。

武昌起义成功，1911年11月5日宁波光复，事前宁绍道台满洲人文溥早已携眷逃沪。在成立“宁波军政分府”时，由赵家艺担任参议部长，总揽庶务。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委赵家蕃担任全国造币厂厂长。

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莅浙视察，到宁波时由赵家艺代表宁波各界人士前往欢迎，孙中山在省立第四中学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宁波和宁波人寄予厚望。他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他又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共筹资金，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为紧要之举。”“以宁波既有此之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之努力耳。”（1916年8月25日《民国日报》）会议结束后，赵家艺等陪同孙中山参观湖西竹洲女子师范，登天封塔远眺全市。

吴锦堂（1855—1926），又名作镆，慈溪人，清末民初著名爱国侨商领袖。自幼务农，28岁去上海油烛店做店员。1885年与友人到日本长崎、大阪、神户三地从事物资运销。后办多种企业，利润猛增，并在神户等地开办商号。1904年，吴锦堂已进入关西十大富商之列，成为爱国华侨界的著名人物。1911年11月26日，700多名大阪、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集会，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支援辛亥革命。吴锦堂在参加这次大会后与人共同发动认购中华银行股票，并电告在经济上支援革命政府。此时吴锦堂加入同盟会，并捐赠上海、宁波军政府各白银1.06万两、银元2500元，以资政务开支，并允诺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

孙中山“逊位”给袁世凯之后，于1913年3月13日到达神户。在孙中山的两天活动中，吴锦堂几乎全程陪同左右，主持神户华侨组织盛大的欢迎集会，并致欢迎词。稍后，孙中山参加神户中国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会上部长吴锦堂致欢迎词。第二天，孙中山参观了由吴锦堂投资的华侨子弟学校，中午孙中山与马君武等人出席吴锦堂举办的午餐会。吴锦堂在致词中盛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伟绩，他说:“伏承先生与诸志士千辛万苦，以铁血造成民国，去四千余年专制之锢弊，一旦创造共和，以天下为大公。功成退位，赠勋不居，其高风不翅古之尧舜，吾祖国四万万同胞，敢不钦感先生云天之盛德流芳万世。”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宴会后拍摄合照留下纪念。

包达三（1884—1957），字楚，浙江镇海人。历任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包达三出身贫寒农家，16岁到上海一家纸行当学徒，靠平日勤苦攻读，于1906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先攻商科后转学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十分敬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义，曾亲往他寓所晋谒，聆听孙中山的教诲，增强了他的反清革命热情。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与当时的盟友蒋介石、张群、周佛海等人结为金兰十兄弟。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时任同盟会中部总会部长的陈其美召包达三回国。11月13日上海起义爆发，包达三参加上海民军敢死队，首次攻打江南制造局，一时未能攻克，民军死伤10人。下午2时，第二次攻打江南制造局，陈其美率敢死队400人，向上海商团公会借得40余支步枪，自南市出发抵达江南制造局时遭到驻守清兵负隅顽抗。陈其美被捕，进攻又告失利。是日深夜，敢死队会同商团武装进行第三次进攻。事先由熟悉制造局内情者翻墙入局，举火焚屋，继而乘机涌入，终于将制造局攻克。陈其美被救出，上海全境光复。当晚，包达三等敢死队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急驰杭州，会同驻杭新军和各地会党攻下抚署。杭州光复后包达三仍回上海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任职。

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指使王竹卿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事后公众要求严惩凶手，包达三对蒋介石此举十分不满，从此两人关系疏远。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杀手暗杀宋教仁，引起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在反袁斗争中，包达三在上海参加陈其美组织的讨袁军，数次攻打被袁军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都未攻克。8月，全国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包达三等人遭通缉，包达三再度避往日本。9月，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包达三积极参加筹组工作，成为该党的第一批党员，并任部长。翌年回上海匿居租界，秘密参加反袁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在沪遭袁世凯暗算，被杀害后，包达三遂离沪去粤，弃政从商，走实业救国之路。

虞洽卿（1867—1945），又名和德，镇海人。出身清寒家庭，15岁进入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后任德商鲁麟洋行跑街、买办，30岁时任华俄银行买办。1898年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他组织宁波工商界人士举行全市停工罢市，迫使法国人让步，从此在沪声誉鹊起。不久当选为四明公所会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

辛亥革命前夕，虞洽卿在沪上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资助起义经费8000元，并与朱葆三等人在租界建立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集会之地。他又为起义军代办军械。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向虞洽卿筹饷，虞洽卿当即慨允“暂借10万元充军需”。11月4日上海光复，虞洽卿当晚携巨款赶到苏州，策动苏州巡抚程德全起义，在民军等配合下，程德全宣告独立。后虞洽卿又赶到南京，将购得的军械弹药亲自押送至南京前线天堡城下，接济革命军，终于攻克南京。虞洽卿在南京前线见民军生活十分艰苦，返回上海后与胡寄梅、袁恒之等人发起“节费助饷会”，呼吁上海市民支持民军。

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洽卿被委任为上海军政分府外交部副部长、闸北民政局局长。为解决都督府财政困难，由他经手向荷兰银行借银1000万两，并向外商订购德国式快枪4000支，以应付沪军武器不济。

孙鹤皋（1888—1970），浙江奉化人。少年时就读于肖镇华英学堂，接受爱国思想。1905年东渡日本，考入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其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各地宣传三民主义，他深受启发，面谒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帝反满活动。在日本时，孙鹤皋与蒋介石、张群、黄郛等相识。1909年，孙鹤皋乘学校放寒假回国之机，将蒋介石交给他的一份密件带往上海同盟会。原来这是蒋介石在学校搞到的10多张沪、浙、甬城区及沿海的军用地图，以供同盟会在起义时备用，此事受到陈英士的称赞。

1911年孙鹤皋回国后，考入财政部库藏司任职。他受同盟会密令从库藏司湘鄂科借用银两支援革命。武昌起义后，他受陈英士之命到上海沪军都督府任参事，他通过虞洽卿、朱葆三等人，先后共调用了100多万银两，为革命政府提供财力。次年，孙鹤皋受孙中山之命到广东中国银行任协理，负责清理大清银行的善后工作，后又到香港和南洋各地，向华侨募捐，继续为革命筹集资金。在“二次革命”时，孙鹤皋受孙中山之命任东北军讨袁副司令，他率领部队攻克青岛、潍县等地，受到孙中山的嘉奖。

除了以上所述甬商名人外，另有方椒伯、竺梅先、周晋镳以及李云书、薇庄、征五三兄弟等，不胜枚举，其事迹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