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百年上海滩洋行活跃，名人云集

第五章　洋行林立　甬帮买办活跃上海滩　名人迭出　投资兴建民族工商业

（一）买办为中外贸易的桥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埠，国内市场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外商在各口岸纷纷建立洋行。遥居五口通商之首的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外国洋行陆续在上海投入资本。1844年，在上海的英美商行有10家，10年后激增为120多家，到1876年前后，在沪的外国商行已达200多家，投资额达2500万英镑。

洋商要到内地推销洋货，收购土产，要同国人做生意，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如语言障碍、人情风俗、各种异乎寻常的商业习惯等等。这就需要有与洋行打交道的中间人和代理人。于是就有一种从事对外贸易新式商人兴起，他们是中外贸易的桥梁。其主要任务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负责与洋商联络工作，搜集市场行情，推销进口洋货和收购出口土产，招揽业务等；在外资银行里的买办还需要有与华商钱庄银行等金融界交往业务的知识和经验。

上海美孚洋行旧址

外商进入上海之初，带来的是广东籍的买办，他们当中不少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已在广州与洋商有所联系。上海开埠后，他们捷足先登，成为第一批洋行买办，如林显扬、徐钰亭等。但不久，他们就被宁波籍的买办取而代之，这是由于宁波籍买办有三个优越条件:第一，由于宁波帮拥有势力雄厚的汇划钱庄，洋行以宁波人当买办，可以利用宁波帮钱庄进行埠际贸易，既便于洋商收购土产，也便于洋商推销洋货；第二，宁波帮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在长江中下游开拓一定的商业网；第三，宁波帮商人精于鉴别生丝和茶叶的质量，且与出产大宗出口丝茶的产区有密切的商业联系。洋商聘宁波人当买办，就可利用其优势开展中外贸易。另一方面宁波帮商人自愿充当买办收入颇丰，月薪较高，如刘鸿生24岁时被提升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后月薪为200元，另有2%之佣金和各种回扣，而在开平任职员时，月薪仅70元。而且买办以外商和租界工部局为背景，在社会地位上也显得高人一等。清末买办受列强庇护，可分享领事裁判权。凡任买办者一般不得任意拘捕，需经租界领事馆或工部局特许。买办一旦发迹便成为绅商。

（二）从买办起步，名人辈出

宁波人中最早从事买办的是穆炳元。穆炳元在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被英军所俘，后随英舰来到上海。穆炳元在英舰上已学会英语，颇得英商信任，“无论何人接受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由于商贸繁冗，穆炳元开始招收学徒专门传授普通英语和商业经济知识，其所招学徒多为宁波人，遂为甬人充当买办创造了条件。

宁波商人较早被洋商雇佣的买办是杨坊，鄞县人。早年从事收购国内生丝，成为著名丝商，后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为怡和设计一套收购生丝的有效方法而受洋商器重。除收购生丝外，同时经营茶叶、鸦片贸易。几年后与湖州商人顾福昌被上海道聘为丝茶捐总局董事。1860年与同乡买办吴熙元成立上海丝业会馆，任首届董事。杨坊在怡和时兼营钱庄和外贸，向日本贩卖药材、古董，成为“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才干的人物”。1850年后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晚年广积善德，在为上海四明公所建立新址中出力甚多。

自穆炳元、杨坊以后，宁波人充当买办者日益增多，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活跃于上海滩上之洋行洋商买办的著名人物有数十人。

王槐山，宁波人，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863年，英商麦克利回英国募集股款，准备筹办上海汇丰银行，因路费不足向王槐山商借，为期半年。王槐山无力出借，但重情谊，遂向舅母开设的三余钱庄挪用2000两借与麦克利。哪知麦克利半年未返，音信全无，钱庄恪于庄规，将任跑街的王槐山辞退，王槐山遂回乡务农。两年后，麦克利携500万两集资股金返沪，知王槐山为他代过，遂电函宁波乡下请王槐山回沪任汇丰银行首席买办。王槐山向麦克利提出汇丰应向宁波帮钱庄开通业务，接受上海汇划钱庄庄票，允许钱庄向汇丰拆借款项。后自汇丰起各外资银行相继照办。王槐山之建议为洋行打通钱庄业务并聘用买办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槐山

1923年6月落成的汇丰银行大楼

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买办。一生从事金融、工商企业繁多，为上海商界巨擘。宁波帮买办多半由他引荐、担保，除上海外，天津买办也多由他向洋行荐介。同行中人称他为“买办中之买办”。其事迹在本书中有专章介绍。

虞洽卿，镇海人。25岁起为德商鲁麟洋行买办，10年后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转任荷兰银行买办，在三任买办中致富，成为“上海大闻人”。1920年上海荷兰银行为他举办任华经理25周年庆典，并颁予荷兰政府勋章。虞洽卿是从事买办起家的反帝爱国资本家的典型。其事迹在本书中有专章介绍。

周宗良，鄞县人。1910年任德商谦信洋行买办。1914 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洋行经理轧罗门回德国前将谦信染料全部转让给周宗良，遂获巨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周宗良将谦信财产如数交还新任经理魏白兰，谦信洋行对周宗良格外器重。1924年德商成立统一的德采洋行，经理魏白兰任周宗良为总买办。周宗良在任买办期间之财产约400万美元。1930年周宗良设立周宗记颜料行，获利甚巨。周宗良还投资兴办金融业、工矿企业和房地产业，先后任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银行董事和中央银行理事。他另创办宗泰进出口行、镇东机器厂，投资中兴轮船公司、康元制罐厂、公和纺织厂、振丰毛纺织厂等。在抗战期间，周宗良陆续买进上海福建中路等多处房地产，并在战时投资100万元建立宗良医院以及一所较大的伤兵医院。

贝润生，宁波人。早期曾与周宗良合伙成立谦信公司并任经理，专事颜料贸易，后扩大资本，在全国各地广设分号、代理处，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任全国最大的德商谦信洋行买办，成为沪上巨富。贝润生在经营进口颜料的同时，对近代工业进行了大量投入。先后独资创办赓记缫丝厂、振丝缫丝厂。1906年投资厚生纺纱厂、裕和缫丝厂、纶华缫丝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贝润生又向上海房地产投资，先后购置各类房屋1000多幢，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50亩，又在苏州建造名园“狮子林”，成为当时上海房地产业中的超级大户。

许春荣，宁波人。德华银行和花旗银行买办。1853年，许春荣与人合伙在上海南京路河南路东设立大丰洋布店，专营英商泰和洋行进口的洋布、洋纱，生意甚旺，年盈利达3万两。后来又开始向金融方面投资，先后开设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7家钱庄。许春荣又利用与叶澄衷儿女的姻亲关系，合伙设余大、瑞大、志大、正大等钱庄，成为当时上海九大钱庄集团的重要成员。

美国花旗银行铜质招牌

袁履登，鄞县人。1917年任德商科发药房、美商茂昌洋行买办。辛亥革命时，在宁波光复后任军政分府外交兼交通部次长。1920年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上海国民商业银行董事长、中兴地产公司董事。五卅运动期间任上海各界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工部局华董。与林康侯、闻兰亭合称“上海三老”。上海沦陷后任上海特别市商会理事长、米粮统制委员会主委。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判7年徒刑。1948年获大赦去香港定居。

谢蘅牕，镇海人。早年在上海煤炭行学业，后受雇于上海法商立兴洋行买办达10余年。在1915—1918年四年间，谢蘅牕与朱葆三、傅筱庵等联合创办震昌轮船公司和益商轮船公司。次年，与沈联芳等创办中国第一毛纺织厂，后又开设鼎新裕府绸厂、三星织布厂、元昌丝厂、和兴化铁厂等，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贡献。20世纪20年代中期，先后投资并兼任华东煤矿、汉冶萍、贾汪、大通、博山、六河沟、长兴等矿务公司董事、监事，在江西乐平县创办鄱乐煤矿公司，并筹办上海煤业银行，被时人誉为“煤炭大王”。同时参与创建宁绍轮船公司维持会，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开展“压价拉客”竞争获胜，后被推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抗战爆发后，在重庆继续经营煤炭、煤矿业务。胜利后，任上海煤炭公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煤炭公会主任委员。后有人这样评价谢蘅牕:“先生晚年曾曰:经营煤炭已三十九年，而吾之营煤，将以救国，非肥家也。”(www.xing528.com)

邬挺生，奉化人。1902年任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分公司买办，为该公司的各类香烟销售出力甚多，公司为其捐得候补道，还被聘为北京政府国务院咨议。1913年任财政部调查卷烟税专员，其间任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第二届会长。1917年在上海组建协和贸易公司，任总经理。1919年脱离英美烟草公司买办职务，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后任营业部主任、经理，全国纸烟捐务总局总稽核。1927年任浙江省烟酒公卖局驻沪办事处处长，次年任华商烟厂联合会会长。

刘鸿生，定海人。1911年任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后又任上海英商开滦煤矿局买办，至1939年才结束29年的买办生涯。刘鸿生在任买办期间，致力于发展多种民族工矿企业，被称为“企业大王”。刘鸿生是宁波帮中经营民族工商企业最多的爱国商人代表。其事迹在本书中有专章介绍。

傅筱庵，镇海人。1892年在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做工。后为严信厚管理财产。1916年任美商友华银行买办，曾任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股权代表人。1919年与人集资创办大源五金号，任总经理，并任美商美兴洋行、英商长利洋行买办，1936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在金融方面，历任上海中华银行、中法银行、中华懋业银行董事，四明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驻沪监理。1931年后任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监察人等。傅筱庵是从事买办起家的著名金融家。在上海沦为孤岛后因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于1940年被锄奸团刺死。

金润庠，镇海人。18岁到上海，在英商华通保险公司任练习生，后任华经理，不久任美商上海德泰洋行和光耀洋行买办，开始致富。1929年后与竺梅先等盘进嘉兴禾丰纸厂及杭州武林纸厂，并改名为民丰造纸厂和华丰造纸厂，任协理。抗战胜利后任民丰、华丰两纸厂总经理，为民营纸厂之著名人物。在金融业方面，投资大沪银行、大来银行等。金润庠是以洋行买办起家发展国产卷烟纸工业的工商界爱国人士。

宁波帮商人曾任买办的著名人物还有任美国华义银行买办的厉树雄，任大英银行买办的徐懋棠，任日本三井银行买办的朱子奎，任美国汇业银行和运通银行买办的许葆初，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的王容卿，任英商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买办的陶秉钧，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的叶琢堂，任苏商旗昌洋行买办的严蕉铭，任英商太古洋行买办的李维龄，任荷商恒丰洋行买办的徐企生，任德商美最时洋行买办的杜宪章，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的陈吟漱，任德商天利洋行买办的李炳志，任法商永兴洋行买办的严逸文等，他们在发展中外贸易和开展民族工商企业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三）天津两大买办世家

宁波帮的买办发源于上海，但在外地也各有发展，其中以天津为最盛。

近代天津为北方商业重镇，外商云集，洋行众多。当时在天津设立之英商洋行即有怡和、太古等8家，德商有礼和、泰来等5家。其买办多为广东帮和宁波帮。

王铭槐，镇海人，德商泰来洋行买办、礼和洋行买办和捷成洋行买办。少年时代在叶澄衷所开的老顺记五金行学业，后渐升为高级职员，成为叶澄衷的亲信。

1880年叶澄衷派王铭槐到天津任老顺记经理，时李鸿章与捻军作战正向外商购买大量军火。王铭槐通过同乡严筱舫当上了专营军火和机器的德商泰来洋行买办。其间，王铭槐开始大做进口军装、军火及机器生意，几年中迅速致富。1896年由李鸿章荐举，王铭槐当上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在清政府向道胜借债和收付款项时，乘机做行市，从中牟利。这些收入连同应得的佣金，使他发了一笔洋财。

不久，王铭槐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大量购进租界内的地皮，盖建了一大批房屋，从事房地产的投机买卖。

1904年，王铭槐因房地产资金积压，超越实力，一时周转不灵，就想出了挪用道胜银行银库的主意。他监守自盗，掌握了大量现钱经商牟利，成为天津的一大财主，在全盛时期财产总值约为白银250万两。

当王铭槐干得最顺手之时，盗用银库之事被人告发。王铭槐遂被解除买办职务。消息传出，王铭槐在社会上信用动摇，他经营的几家钱庄、商号纷纷倒闭，亏空达一百数十万两。王铭槐虽有不少房地产，但一时无法变成现金偿债。后宁波帮买办孙仲英、陈协中、徐企生、周星北等，恐因此影响宁波帮的共同信誉及利益，乃集资相助，将所亏之款归清，始寝其事。

王铭槐在离开道胜银行之后，继续经营军火生意，不久在宁波帮买办支持下，当上了德商天津礼和洋行买办兼沈阳礼和洋行买办。王铭槐进入礼和时正赶上清政府急需购买军火。王铭槐乘机勾结李鸿章替他从德国购进一批鱼雷艇，又勾结东三省总督裴锡銮、山东省巡抚孙宝琦，为他们采购各类军装、军火和器械，生意十分顺手。

王铭槐从军火生意中所攫取的利润，为数相当可观。后因1914年欧战爆发，德商各洋行业务停顿，乃不得不转入其他贸易，1915年因病去世。

王铭槐做了一生的买办，不但实现了依靠洋商和官僚发财致富的理想，还想子子孙孙能继承他的衣钵。果然，他的儿子王采丞接了中法工商银行买办，王毓丞接了德华银行买办，他的孙子王步洲、王云洲也做了德华银行买办，有“三代买办”之称。

徐企生，鄞县人，少时自宁波到沪时曾在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店学业。1878年，徐企生被派往天津老顺记任经理。由于洋行获利丰厚，遂辞去老顺记任德商老世昌公司买办。1897年又转至荷商在天津新开办之恒丰洋行任买办。由于徐企生在天津经商20余年，加之在天津经商做买办的宁波帮人数众多，徐企生利用这些优势很快为恒丰洋行打开局面。

1907年徐企生去世后，其长子徐楚泉为继承父业，于1924年出任天津恒丰洋行买办，至1942年为时18年之久。该行以出口猪鬃、蛋品、山货、皮毛、草帽为主，尤以手拣花生米为大宗，仅此一项每年出口达六七千吨。在任恒丰买办的同时，徐楚泉独资开设了福丰成货栈，经营各种山货，由产地低价买进，后利用廉价人力加工以供出口，从中获利甚丰。10余年间，积资巨万。1939年盘进严信厚开设的物华楼金店，由于该店信誉卓著，加以徐楚泉经营灵活，门市销售额大增，盈利甚丰。抗战前夕，徐楚泉被推举为天津浙江会馆董事长，并投资于济安自来水公司、中原公司，任董事长，成为天津宁波帮的后起之秀。

徐楚潮，徐企生次子，徐楚泉之弟。1932年任恒丰洋行营业主任。因兄致力于货栈、会馆等事业，遂将恒丰买办之业务交于其弟，主持一切。徐的主要业务是将福丰成货栈业务全盘接过来，以加工桃仁、分拣猪鬃为主，然后出口荷兰及西欧各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荷籍经理段杨被日军送进山东集中营。抗战胜利后，段杨回津，恒丰改组为好时洋行，任徐楚潮为买办兼代理经理，至1952年歇业。徐企生家族在天津任买办达60余年之久，时间之长，为津门所罕有。

除了上述王铭槐、徐企生两买办家族外，在天津的宁波帮买办尚有镇海叶星海、慈溪王昌南等，均颇有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