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百年风云录：证交所风云变幻、异军突起、损失惨重

第四章　异军突起　证交所风云变幻　历尽折腾　宁波帮损失惨重

（一）证券交易所异军突起

清末上海出现股票交易。股票掮客每日午前在茶馆聚会，洽谈业务，时称“茶会”。当时交通银行和镇海巨商宁炜臣创办的既济水电公司都有股票上市交易。

1907年，宁波帮商人周金箴等曾提出仿照日本“取引所”创办上海交易所，未果。后孙中山于1916年为筹措革命经费，采纳日本“取引所”的方式，与虞洽卿、盛丕华和赵家艺、赵家蕃兄弟商议，组织上海交易所，并租赁四明银行楼上作为办事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到1920年2月交易所才正式开业，取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洽卿被推为理事长，朱葆三为名誉议董，实收资本500万元，设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油、皮毛等七部，证券交易以公债为主。至1920年8月，该所报告称:“开市以来已收取手续费8.2万元。”此后，因交易所获利迅速，许多宁波帮金融界人士独资或合资开设的各种交易所一年内多达数十家。至20世纪30年代初，宁波帮商人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所最多的为镇海方家后代方稼荪，其独资开设乾丰、裕兴、辛泰、永祥等证券号10余家。

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盛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的特点是发展迅猛，信誉不佳，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和欺骗性，如造假、包揽、操纵垄断、溢资发行等。

（二）橡皮股票导致钱庄大倒闭

20世纪初，随着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汽车轮胎的市场需求剧增，价格不断上涨，上海许多外商投资橡胶业，开办公司，发行股票，并在沪上市。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故将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称为“橡皮股票”。

1908年，上海外商开设的橡皮公司有渣华、达区、萨马格、克罗华等10余家，至1910年已发展至40余家。起初，橡皮股票仅在洋商间争购，如发行最早的英商渣华橡胶公司每股为9两，开市不久即涨到30两，轰动一时。麦加利银行某经理按原始价买进该公司股票1000股，转手之间即获暴利。但橡皮股票在众业公所很难买到，仅有黑市交易，一时间上海居民掀起了一阵抢购黑市股票的浪潮。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

1909年，英商麦边见发行橡皮股票如此有利可图，便开设了一家兰格志橡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向上海市民招股，他采取了一系列舆论宣传攻势。

首先，在上海几家著名报纸上刊登一篇题为《今后的橡胶世界》的文章，先介绍橡胶的性能和用途，再分析世界上橡胶市场在今后30年内的供求趋势，给读者造成橡胶产品身价百倍的印象。

其次，在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传兰格志公司除在海外拥有许多橡胶种植园之外，还从事木材、石油等行业，资金充足，实力强盛。

再次，拼凑一个董事会，声称该公司在新加坡的橡胶种植园获得丰收，在英国伦敦股市，该公司的股票不断上涨。另外，将新加坡一家橡胶种植园的外景摄制成电影，招待上海市民观看，并宣称该公司股票每年分红可达45%。

最后，采取提早发红利的办法来抬高股票声誉。该公司宣称，兰格志比其他公司业绩显著，其发行的股票在三个月后即发放股息，每股可得12.5两。通过这种宣传造成该公司股票势必大涨的轰动效应，一时间人们趋之若鹜。

为了吸引一时缺少资金的购买者入股，不少洋商与外商银行互相串通，凡购买洋商橡皮股票的可向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押款，从而引来了大批股民，促使股价不断攀升。如当时面值仅10先令的股票，在尚未开市时已有人以10余倍的价格承购。

兰格志公司还设置了一个骗局，公司宣称凡购买该公司的橡皮股票可采用期货交易，规定在祥茂洋行预约登记，再在某月某日到汇丰银行缴款，领取股票。到了领股那天，股民们蜂拥赶到，汇丰银行门前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汇丰银行见势立即通知祥茂洋行派出了一批爪牙混入人群制造混乱，再调动租界英警强制股民退出，银行大门关闭，宣布另候通知，改期办理股票手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全市轰动，争购客户大量增加。数日后，两家洋商又出一招，由祥茂洋行宣布，由于认购者太多，客户需求一时难以满足，因此规定凡认购100股以内者，按20%缴款；认购100股以上者，按10%缴款。经过这一番表演，进一步刺激了大批股民，激起了一场争购橡皮股票的热潮。

随着橡皮股票价格不断上升，上海众业公所里人头攒动，日夜开市，争购橡皮股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沪上一批达官贵人、公司经理、钱庄老板，以及一般市民纷纷投入到这场股票投资狂潮之中。

上海道台蔡万煌率先投入其中，他将道库存入钱庄的资金不断透支，购进大量橡皮股票。候补道台施典章也动用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公款购进兰格志股票达485股，每股市价为1400两。许多钱庄老板也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据统计，华商在1909—1910年初投入橡皮股票交易市场的金额约为4000万两，于是上海钱庄的可流通资金几乎全部被橡皮股票套住。

1910年春，橡皮股票价格已经上涨到十分惊人的程度。以兰格志公司为例，该公司的橡皮股票至3月底已涨到每股1650两，为原票面的275倍。麦边审时度势，见股票已经涨到饱和状态，于是迅速乘高出手，携巨款逃往国外。与此同时，外商银行不断催赎橡胶股票的押款。至当年7月，外商银行同时宣布停止橡胶股票押款。消息一经传出，上海股市一片混乱。股民们见势纷纷将手中股票抛出。但为时已晚，平均每股90余两的股票，狂跌至每股2 ～3两。且有卖无买，股票形同废纸。其时，大批股民围住上海众业公所要求抛股，但公所已经无力兑付，即告破产，被这场股票狂潮所殃及的数十家钱庄纷纷倒闭。

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通过借远期庄票，向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借现金购买橡皮股票金额达4000万两，无法归还。兆康钱庄老板戴家宝、谦余钱庄老板陆达生均热衷于橡皮股票活动，资金也被套住。于是这三家沪上著名钱庄于1910年7月22日关闭停业。继后，大批钱庄宣告歇业或破产。叶澄衷家族的升大、余大、瑞大、承大四家钱庄在这场狂潮冲击下同时宣告歇业清理，被称为“四大皆空”，德源钱庄经理严锡龄、森源钱庄经理刘向芻等因资金无法周转而致使两庄相继破产；顺康钱庄在这场风暴中亏损20万两亦宣告歇业整顿。宁波帮钱庄被卷入这场漩涡中者更多，除上述“四大”和顺康外，最著名金融家严信厚家族的源丰润票号于这一年9月宣告倒闭，其在全国各地的17家分支票号同时停业，负债2000余万两，严氏家道遂由此中落。与此同时，甬帮会大、晋大两钱庄业宣告歇业；镇海方氏家族在沪经营的钱庄先后有16家倒闭；镇海李氏、叶氏家族所经营的大部分钱庄在劫难逃，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

上海钱庄在这次“大倒闭”风潮中，由原来的82家变成仅存24家，总资本由数千万两骤跌至150万两，整个沪上金融界呈现一派萧条之势。

这次风潮中，列强采取诈骗手段大肆掠夺上海股民的财产，导致大批钱庄倒闭，引起金融大恐慌。经过3年，至1913年上海钱庄业才得以逐渐恢复。(www.xing528.com)

（三）辛亥革命前后钱业元气大伤

继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作为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上海，又首先受到影响，谣言蜂起，市面银根开始紧缩。

受到在橡皮股票风潮中由严信厚家族创办的票号兼银号源丰润倒闭的影响，李鸿章家族经营的义善源票号也终于在1911年7月倒闭。义善源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24处，往来关系密切的钱庄（包括上海钱庄）达36家。在倒闭之前，李鸿章之侄李经楚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因此常向交通银行借款来维持义善源的资金。后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欲攫取交通银行大权，严信厚令义善源归还借款，但李经楚已无法偿还，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此次倒闭事件可谓辛亥革命后金融风潮之先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上海市民人心惶惶，沪上许多士绅和满族官员为了外逃，将存款大量流入外商银行，不少钱庄由于资金准备不足，应付困难，在1911年10月10日—20日之间，已有承大、志大、瑞大、余大四家钱庄在这场提款风潮中宣告歇业清理，此外还有衍庆、晋和、敦和、慎德、升大、大庆等6家钱庄搁浅。按惯例，个别钱庄倒闭可按合同先由买办赔偿，但这次欠款数额巨大，买办无法先行清偿。外国银行趁火打劫，对钱庄拆款的本金不付利息，对一般存款户，则仅以4折偿付。在债务纠纷中，外国银行开始停止对钱庄拆放。上海钱庄受此沉重打击，加上在这一风潮中，主要得力于清政府扶植的山西票号大批倒闭，上海钱庄一时无法开市。后由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会同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虞洽卿奔走调停，方才扭转局面。但上海钱业元气大伤，开业钱庄仅26家。在这次风潮中，不少宁波帮钱庄，如镇海李家3庄、方家7庄、叶家2庄均在劫难逃，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

（四）1921年的信交风潮

发生于1921年的信交风潮，是上海金融市场继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和1911年的挤兑风潮后的又一次猛烈风潮。

1920年2月，宁波帮首脑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次年，由朱葆三任董事长的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在上海开业。

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当日成交的第一批一公斤金锭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从开始营业到年底的半年中盈利达50余万元，年收益率达100%。其他如面粉、杂粮等交易所在1921年开业后也获利丰厚。由此产生开交易所赚钱容易，是一条致富捷径的印象，于是群起仿效，一时成为热潮。1921年5月起，新增交易所逐月增加，到11月底上海已开设交易所达112家，几乎较大的行业均有一个交易所。不少交易所在星期日和夜间均有服务。上海各大报纸广告栏上每隔数日即有新设的交易所或信托公司出现。例如余姚人黄楚九与包达三、叶山涛、袁履登等人合伙在大世界底层创设上海夜市物品交易所，每周在《申报》等刊登广告，为大世界和日夜银行做宣传。

这一百多家相继开设的交易所，大多热衷于买卖各种股票，进行投机活动。往往交易所一开张，第二天它的股票就上市开拍，有的只挂一个筹备处的牌子，取得认股证后就设法哄抬股价，使市价高于股票面额一倍乃至两三倍。更有甚者，发起人在交易所挂牌后进行买空卖空，转手之间获得巨利。例如被称为“金子大王”的王伯元开设裕安永金号后开始办上海金业交易所，自任理事并任经纪人。他掌握了金标行情后，遇赤金行情比外汇汇票行情低时立即卖出汇票买进赤金，从中套利，且不担风险。后又开办元发证券号，买卖各种有价证券，不久成为百万富翁。

新设的10余家信托公司，除朱葆三的中易信托公司外，大都不具备金融机构应有的条件，也像许多交易所一样以本公司的股票进行投机买卖，从中渔利；或以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相互利用，兴风作浪。

100多家交易所和10余家信托公司共有资本仅1亿多元，实收资本不及1/4。正值各类股票价格飞涨、投机之风席卷上海之际，上海的钱庄、银行业深感不安。1921年6月，秦润卿代表上海钱业公会要求限制交易所，会同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宋汉章呈清北洋政府要求限制交易所设立。

《申报》于10月1日报道:“昨日，北市汇划钱业馆董事秦润卿邀同南市汇划钱业全体，在铁马路公所开会，决定自阴历10月份起，凡同业各庄，无论经理伙友，皆不准入交易所作投机生涯，并互相查察，以杜后患，如有查出私做情事，经公会筹议处分。”

银行公会不久也采取相应措施，并联络金融界有识之士，相约停止向企业界放款。与此同时，洋商银行突然抽紧银根。于是一哄而起的近140多家交易所和信托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中易信托公司的突然倒闭，其他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立即出现了股民纷纷抛售股票的恐慌局面。

不久，上海滩上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100多家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倒闭，投机者借贷无门，“信交风潮”随之落幕。

（五）“白银风潮”导致钱业大恐慌

上海金融业自1921年的信交风潮以后，虽影响深远，但随着民族工商业的逐步发展，上海的银行、钱庄到1934年发展势头相当迅速。据统计，1933年上海共有钱庄72家，宁波人所开16家，其中秦君安先后与人开设的钱庄即有8家。

1935年，由于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再一次大量外流而引起了一场“白银风潮”，对上海金融及工商界影响极大。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白银大量出口，大战后银元缺乏，使银钱业的经营捉襟见肘。1933年7月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经美国鼓吹，达成“白银协定”，其中包括美国等产银国不得将余额售向国外，并限制中国不得把银币熔铸成白银出售，以保持白银的购买力。次年6月，美国又通过《购银法案》，在国内外大量购白银，以提高本国以银本位的白银购买力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由于美国的推动，世界市场银价不断猛升，而首当其冲的是用银国中国，大量白银开始外流。外国在上海的银行就成为运银出口的急先锋。

当时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商银行把大量库存白银装运出口后，势必减少在上海金融业和工商业的投放量。以最能反映银根紧松的上海金融同业拆款为例，1934年1月的最高日拆每千元每天是0.09元，到1935年1月就高达每千元每天0.55元。由于银根紧迫，资金周转不灵，上海的许多工商业只得停业、清理和倒闭。随之而来的上海那些资金薄弱的银行钱庄也面临倒闭和清理的命运。在1935年，由于市场上人人都想脱货求现，物价继续下跌，工商业大批倒闭之风越刮越猛，仅倒闭的商店即达521家，在繁华的南京路上许多店铺挂起“大廉价”、“大拍卖”的旗帜。民办银行倒闭、停业的达12家，钱庄倒闭11家。其中对宁波帮的金融业影响最甚。加上1933年废两改元以后，一向以维护银两本位的钱庄被银元所代替，至1935年“钱业大恐慌”，集中反映了钱业所处的严重困境。例如宁波帮秦君安家族所设的恒兴、恒赉两大钱庄相继倒闭，另外永兴、永丰等10家钱庄又相继倒闭。

国民党政府对于外国银行肆无忌惮地装运白银出口，一直不采取防范措施。1933年3月、4月两次下令实行废两改元并实施法币政策，使上海金融业遭到严重打击，钱庄的优势开始丧失。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受钱业公会全体会员之托往南京拜见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政府设法救济，于是官僚资本开始渗入民营钱庄，虽使这场风潮逐渐平息，但秦润卿因此而意志消沉，于是年终辞去钱业公会会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