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资银行开拓新局面
宁波帮在上海金融界，曾以开办大批钱庄起步，对推动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出于对新兴事业的敏感，审时度势，以巨额投资，创设许多银行，形成钱庄与银行并举的发展态势。他们之所以开设银行，主要是银行业务可借鉴钱业的丰富经验，不仅通过钱庄拆借生息以立足，还使银行借助发行钞票以扩大业务，而钱庄独具优势的汇划制度对银行流通资金带来极大的便利。
以1897年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为起标，20世纪初宁波帮商人开始大力投资、创办许多银行，不少著名钱业界人士纷纷在银行中担任重要职务，成为钱庄与银行的“两栖人物”，较为著名的如:严信厚曾任中国通商银行首任总董；陈笙郊曾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二届华经理；朱葆三曾任中华银行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还一度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秦润卿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薰曾任四明银行总经理，等等。
宁波帮投资、创办的银行一般为常规银行，至1921年起开始创办各种特色银行，如刘鸿生创办的煤业银行、秦润卿创办的棉业银行、邬挺生创办的上海百货银行、王正廷等创办的中华劝工银行、严叔和等创办的上海女子银行以及黄楚九创办的上海日夜银行等。
宁波帮商人对新兴事物的独具敏感还表现在涉足金融新行业。他们在其中的贡献也十分突出，如虞洽卿、盛丕华等于1920年创办了上海规模最大的第一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朱葆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宋汉章于1931年创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为当时资金最大、信誉最高的保险公司。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38家著名银行中80%为宁波帮所把持，且宁波帮在银行界领导成员中历任要职，他们为振兴金融、发展我国近代工商企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略述具有代表性的由宁波帮主持的三家银行。
（二）由盛至衰的中国通商银行
1897年，由严信厚任总董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标志着宁波帮在银行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严信厚去世后，首任总经理陈笙郊、继承者谢纶辉在任期间业绩平平。1919年该行由傅筱庵（镇海人）任总经理，开始进入鼎盛期。傅筱庵为人机灵圆滑，又颇有经济手腕。1918年，傅筱庵在任通商银行董事期间，乘该行股权转移之机用低价收进大量股票，从中谋利。次年任该行总经理时，他已把大权掌握在手，并大力进行整改。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5元钞票
为扩大业务，傅筱庵在虹口和南市开设分行，又在宁波设立分支机构。这一时期通商银行业务不断上升，到1919年底，已获利17万两，并不断提高股东利息。
1927年傅筱庵因勾结孙传芳镇压工人运动而遭北伐军通缉，逃往大连，至1931年10月返沪。其间由陈光甫代理总经理，通商银行连年亏损。傅筱庵回上海后复任通商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1932年6月，傅筱庵召开股东大会，对银行进行五项改革。
第一，银行资本由过去的以银两为单位改为以银元为单位。原来实收资本额为250万两，按每两1元4角计算，共计350万元。
第二，改组董事会成员，增添徐圣禅、朱守梅、张啸林、杜月笙为董事，傅筱庵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第三，经傅筱庵通过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徐堪的门路，通商银行重新获得发行新钞票的权利。为扩大业务和钞票流通范围，在外地设立10家分支机构。由此，通商银行的存款为3100万元，与该行历年发行的钞票最高额2999万元基本持平。
第四，精简机构，裁撤冗员，选用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各分行、支行的经理，又调整了总行各部门负责人的人选。
第五，改革记账制度，由过去总行的账册簿据等全部用英文，改为一律用中文。
经过这次改革，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业绩开始好转。由于过去对北洋政府放款中以债券作抵押，大量资金成为呆账；1935年发生工商业倒闭风潮，致使通商银行出现大量亏空。但傅筱庵为装潢门面，斥巨资在福州路建造了一座中国通商大厦，使银行亏损更大，只得以150万元低价卖给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并更名为建设大厦。1935年，傅筱庵面对种种困境被迫离开中国通商银行，由杜月笙等接办。从此，这家名噪一时的第一所华商银行与宁波帮脱离关系。(www.xing528.com)
（三）历经艰险的四明银行
创办于1908年的上海四明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由“清一色”宁波帮商人合资经营。发起人有袁鎏、朱葆三、李云书、严子彬、周晋镳、虞洽卿等人，以周晋镳为总董；陈薰为总经理；虞洽卿为协理，又为实际负责人。9月11日在上海江西路悬牌开业时，前来道贺的绅商络绎不绝，储蓄存款尤为活跃。
四明银行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积极支持上海光复和攻克南京诸役。然而四明银行在开办半年后，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濒于破产。三年后，该行由孙衡甫（慈溪人）盘进，时孙衡甫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接任四明银行后，孙衡甫先从内部进行整顿，健全组织，其经营方式具有独到之处。
1921年新建的四明银行
第一，千方百计延揽存款。他聘任了一大批跑街先生，有时自己亲自外出活动兜揽工商业存款及社会游资，并用各种新颖手法来扩大储蓄业务，如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礼券等，使该行一时存款额高达4000万元，超过原始资金数十倍之多。
第二，扩大银行信誉。孙衡甫曾说:“争取存款，不在存款利率高低，而在银行信用厚薄。”他深知媒体宣传的作用，除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外，还利用行产、房产大做广告。如四明银行在汉口、宁波建造分行大楼，在当地为最豪华的建筑大厦，令全市民众瞩目。该行所拥房地产均以“四明”命名，如“四明里”、“四明坊”、“四明村”、“四明别墅”等。房产最多时达1200幢左右。1931年，该行房地产和营业房共值270余万元。孙衡甫的这一计划达到了相当良好的效果，使四明银行的信誉日隆。
第三，取得宁波同乡的主持。孙衡甫考虑到金融市场会遇到各种风险，故特别重视在宁波帮著名人物中进行公关活动。如1935年该行发生挤兑风潮时，孙衡甫急得无法应对，遂求救于虞洽卿，虞洽卿立即亲自押送几箱银元，应付挤兑，另以砖石装箱数十只尾随其后，抬入四明银行库房，以示现金准备充足。虞洽卿用了“空城计”才把挤兑风潮平息。
1935年秋，蒋介石官僚资本在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下为转嫁自身危机，便向四明银行开刀。孔祥熙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段，先嘱咐中央银行在回笼民办银行钞票时，将四明银行钞票拣出，分批派人向四明银行兑现，造成四明银行一时无法应付，只能将房地产抵债，中央银行乘机提出官商合股，以公债抵充官股，迫使四明银行成为以官股为主，宁波帮股东损失惨重。后孙衡甫被孔祥熙撤换，孙衡甫的股票被官僚资本掠夺一空。1944年孙衡甫病故，5年后四明银行官股已达95%以上，宁波帮在该行中已无立足之地。
（四）和衷共济的垦业银行
中国垦业银行1926年原开设于天津，后由于营业状况恶化而难以维持，股东王伯元（鄞县人）等拟将该行筹组于上海。由于王伯元感到自己在银行界信誉不足，遂敦请秦润卿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润卿在出任之前曾与王伯元约法“四章”。
第一，银行业务以稳健为主，不得参与标金、股票等投机活动。第二，本行股东、职员不得向银行宕账、透支。第三，办事、用人一律公开，不得任用家属私人，并不得采用行贿等手段谋取眼前利益。第四，银行董事长、董事均须每天到行办公，不得随意缺席。在得到王伯元上述承诺后，秦润卿同意出任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伯元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在总资本额中王伯元独占58%。在两人共同合作下，改组工作相当顺利。1929年9月6日，中国垦业银行开业于上海，天津垦业银行改为分行。
1933年建造的中国垦业银行大厦
该行成立后在上海金融界声誉鹊起，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凭借秦润卿在上海金融界和宁波帮同行中的声誉，存款剧增。如该行开业时《申报》报道:“营业极为发达，存户储蓄尤为拥护，该行原定星期日休业，近因各存户纷纷要求，于此日照常营业。”不久，垦业银行在宁波、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不少分行及支行。
其次，举办多种业务项目，除存放款、地产、信托、钞票发行外，还创办了多种民众储蓄，如节俭储蓄（如新春时有压岁钱储蓄券、茶包券）、教育基金储蓄、婚嫁储蓄等。同时赠送各种精美礼品；在报上刊广告时宣传反对沉湎赌博，倡导节俭储蓄。
再次，重视企业信誉。当时金融风潮频发，1935年2 月3日，《申报》以《中国垦业银行钞票信誉卓著》为题发表报道，介绍垦业的钞票兑换券发行总额、准备金、现金、保证金等各种数额的“检查报告”，以取信于民众。是年春，沪上银根紧缩，日本人在日文报上散布垦业即将倒闭的谣言，引起银行门前挤兑，秦润卿与王伯元共同沉着应对。秦润卿动员福源等四家钱庄运来大批现银从银行大门口运进，并通知大小钱庄张贴兑换垦业钞票现金，次日风潮即被煞住。
最后，垦业银行为帮助农村经济发展在浙东、浦东等产棉重要区域建筑农村仓库，为棉农办理棉花产品之出口押汇、押款和放款，仓租保费之利息极为低廉。后《申报》评论此举“于农村经济裨益匪浅”。
由于秦润卿与王伯元能和衷共济，业务发展迅速，1933年在北京路兴建一幢8层大楼。1943年底秦润卿因年事已高，辞去垦业总经理之职，由王伯元任总经理。1948年，王伯元离沪，垦业由宁波帮金融家董建侯主持，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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