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在我国近代工商金融史上，严信厚被史家称为“宁波帮的开山祖师”，这是因为他抓住“五口通商”的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这两个机遇而成为第一代宁波帮崛起时的领头人物。他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以做官经商而致巨富，全部投入近代工业和金融业，而成为“三个第一”:他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的主持人，又是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办人，又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创立者。
严信厚
严信厚（1837—1907），字筱舫，生于慈溪庄桥费市村。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曾在宁波恒业钱庄当学徒。17岁时，他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学习英语和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尤善画芦雁。
同治初年，杭州富商胡雪岩在上海为左宗棠办军务时与严信厚相识，严信厚将他的芦雁折扇赠与胡雪岩，胡雪岩大喜，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相比”，后持书荐于李鸿章。李鸿章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又保委严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又任他督销长芦盐务。1885年，严信厚又任天津盐务帮办。此时，严信厚的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次年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在经营中积累大量财富。后又在上海开设源丰润票号总部，同时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分号，由此建立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钱庄网，资本增至100万两，信誉卓著，获利丰厚，在当时堪与外商银行匹敌。
严信厚书画——团扇
严信厚的源丰润票号虽是钱庄业中的大户，但钱庄毕竟经不起金融风潮的袭击，并处于外资银行的附庸地位。清末，大清银行尚未成立之前，清政府就准备着手开办一家商办银行。当时李鸿章办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任铁路总办的盛宣怀曾多次向朝廷奏本。他在奏折中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并强调“银行必须商办”。最后慈禧下令由盛宣怀具体操办。盛宣怀把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之事交给严信厚，因他俩都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关系密切。在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之初，严信厚曾建议由他所办的源丰润票号作为基础来建银行，但盛宣怀未予采纳，原因是盛宣怀心中的银行一切要学汇丰银行的模式。
盛宣怀
严信厚的建议虽未能实现，但他对盛宣怀的擢拔建行则极为热心。在该行筹备时，计划总资本额为500万两。严信厚率先投资5万两，盛宣怀投资73万两作为私股，盛宣怀所控制的招商局、电报局各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作为官股，另外有广东、青岛数巨商入股。在成立总董事会中，九位总董中三人是宁波帮人，即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由严信厚主持总董会。盛宣怀虽请了汇丰银行的英国人来当银行的大班（洋经理），但华大班（华经理）则由严信厚推荐的余姚人陈笙郊（咸康钱庄经理）来担任。该行实权均操在宁波帮手中，故它的成立标志着宁波帮钱庄业向新式银行转化之开始。
当时外商银行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有自己办的银行，于是在利息、融资、借贷方面想方设法来挤垮中国通商银行。但是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开张。看到第一家中国人自办银行的诞生，上海商民欢欣鼓舞，华人商号、钱庄和广大市民纷纷前来开户存款，银行门前车水马龙。最高峰时一天营业额就高达白银250万两。
两年后，中国通商银行在全国有数十家分支机构，据严信厚统计，银行除正常开销外，每年可发给股东利息10万两，呈缴户部利息10万两。初创时已能达到这样的盛况，连严信厚自己也未能想到，确是盛宣怀慧眼擢拔精英之结果。
（二）创办第一家机器纺织厂(www.xing528.com)
严信厚在主持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前便投资于新式民族工业。1886年，他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其创办的动机是他看到宁波在五口通商开埠后，西方人带进洋货洋布充斥市场，宁波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严信厚决心自办一家机器轧花厂。1887年3月，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筹集5万两资金，把地处宁波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取名为通久源轧花厂，它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更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
通久源轧花厂开办后，严信厚先后在上海设立有利棉轧花厂、原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1896年，通久源改为纱厂，它与杭州通益公纱厂、萧山通惠公纱厂并称“三通”，为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三家著名的近代民族资本工厂。该厂使轧花、纺纱、织布各工序连为一体，而以纺纱为主，生产的龙门牌纱布十分畅销。纱厂拥有工人1200多名，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年产棉纱1.1万件，成为洋布的竞争者。该厂还取得一项特权，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口，使龙门牌纱布畅销宁波、绍兴、温州、福建各地，每年获利甚丰。
此后，严信厚出于振兴我国实业的爱国思想，在上海和其他各地创办和投资的工厂企业有: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龙章造纸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同利机器麻袋厂、锦州天一垦务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
1898年，清朝下令给各省，要求设立商务局，两江总督刘坤一照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为理商务，通上下情，议立商会”。后商务大臣盛宣怀因在上海修订对外商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商人组织，即要求上海道袁树勋会同严信厚负责筹组商会。严信厚以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商帮，排众议，期必成”，积极着手联络上海各业资本家，亲自捐资赁屋，并议定简章，提出商会“为保护中国商人利益，庶可联络商情，不为外商蒙蔽与欺骗，求得一致对外之精神”，于1902年创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这是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以后的上海总商会）的成立是我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因它在国内首创，故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严信厚在筹备和主持商会中不仅表现了他高度的组织能力，并富有民族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通过商会，使上海广大商人开始将目光从个人的身家财产提升到集体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另外，它的成立，把过去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开始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并逐步参与了上海以及全国的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如商会在第三年（1905）即领导过首次抵制洋货运动，迫使美国废除禁止华工赴美条约。
原上海总商会门楼（北苏州河路470号）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为总理，此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在多次换届改选中，除第二届总理曾铸（福建人）外，总理、协理多为宁波帮中人，可见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自始至终由宁波帮在领导层中占绝对优势。辛亥革命后，上海商务总会改称为上海总商会，历届领导人又多为宁波帮人。
严信厚在致富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培养人才和兴办教育贡献卓著。自1890年以来，浙中赈饥、顺直工赈、永定河决、淮徐水灾、安徽赈饥、顺直秦晋大灾、山东赈饥等，严信厚均竭力以赴，对天津塘沽铁路以及宁波铁路亦均有捐输。
严信厚在上海还创办了仁济、广益、元济诸善堂，在宁波设靖节堂、仁安公所，在家乡费市村举办养正学堂、芝秀义塾以及芝生痘局等教育医疗机构，使乡人和贫寒子弟得以免费看病、入学。由他发起创办的宁波储才学堂（后改为宁波中学）培养出李思浩等众多名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严信厚病逝于天津寓所，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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