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在上海的崛起-宁波帮百年风云录

第一章　潮涌申城　宁波帮优势独具　源远流长　钱庄业进入鼎盛

（一）宁波帮在上海的崛起

宁波帮的崛起，是宁波商人从旧式商帮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群体的过程。作为旧式商帮，它早在明朝就开始形成，至鸦片战争前后形成近代宁波帮，直至今天它还活跃于世界各地，饮誉海内外。宁波帮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及现宁波市属余姚等地在外地的商人。他们人数众多，名人辈出，近百余年来发展迅速，影响巨大，业绩辉煌。究其原因，可以从天时、地理、人和三方面加以考察。

天时。宁波帮崛起的客观条件有两个。第一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但在机遇中，则有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如海关为洋人所控制，许多市场为列强所垄断，租界为洋人所统治，加上清廷腐败，社会秩序混乱，等等。以上海而言，不少外来商帮因经不起折磨，有的没落，有的衰退，而宁波商帮则能顺应天时，驾驭开放机遇，开创和发展了一番新的事业。

五口通商是被迫的、屈辱的开放，但它给宁波人外出经商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瞄准了这一机遇，如潮水似的涌向上海。

宁波于1844年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英、法、美等国相继派驻领事，设立洋行，宁波的金融、工商业随之有了发展。不久，上海成为全国近代经济中心，金融、贸易、航运、建筑、工厂等均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据统计，宁波人至清末到上海谋生者已达40万人。至20世纪初，宁波帮已成为上海最有实力的商人群体。

第二是1860年后开始的洋务运动。清代的洋务派，开始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以发展军用和民用工业。像李鸿章这一洋务派主脑人物，重用了一批有开放意识的商人以推动洋务运动，开办洋务企业和民族工商业。慈溪人严信厚就是在洋务运动影响下在宁波创办第一家轧花厂，并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第一家民办中国通商银行，又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领导人，从而被称为近代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地利。宁波人从事商业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之中段，成为南北货物交换的一大中转站。它与万商荟萃、百业云集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一苇可航，水陆两路交通便捷。加上宁波地处沿海一带，地狭人稠，且不少沿海地区土壤多为碱性，农作物难以生长，甬人不愿株守本土，加以“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而上海正是他们移民的理想之地。

人和。首先，宁波商人接受新事物颇为敏感，接触西方文化科学较早，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英国商人进入上海之初，带来一批广东籍买办，但因人地生疏，在对外贸易时遇到不少困难，遂被宁波籍买办所取代。宁波帮商人在上海有一定的经商基础，他们熟悉国内市场，在长江流域已布下相当规模的商业网。他们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外文，不少人进入洋行成为买办，他们实是一群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其中不少买办后来成为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名人。其次，宁波钱庄早就实行过账制度，后即引入上海钱庄，实行“汇划制度”，使资金通融更为便捷。而且宁波帮钱庄历史悠久，他们接触农工商市场甚广，信息灵通。钱庄在放款中不用抵押，但凭信用，尤其是当时币制复杂，识别困难，而钱庄对此特有经验，故外资银行、洋行不得不依赖钱庄，利用它的力量，承认钱庄庄票可作交易支付之用，以致洋行出货非庄票不收，因而使钱庄业务非但不受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而且历久不衰。钱庄之所以兴盛还在于它有正在勃起的民族工商企业为依托，故被称为“百业之母”。

20世纪上半叶的宁波老外滩，甬商从这里扬帆出海

宁波人潮涌至上海，并非一群乌合之众。宁波人素有群体意识。早在明清时代，宁波帮在不少地方建立了各式行会或会馆，以后即有公所。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嘉庆二年（1797）又在上海建立四明公所。

在上海四明公所建立后又建立了钱业会馆（1797），它一直为宁波帮所掌握；不久，由慈溪董棣林家族建立了南市天后宫浙宁会馆（1819）。在上海商界，1902—1926年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17人中宁波帮商人占14人，副会长占9人，足见宁波帮商人在商界之重要地位。而在17位会长中，绝大多数为宁波帮金融界的著名人物。

1893年因法租界当局强买四明公所地皮而引起了全市罢工罢市的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1897年法租界当局又强买四明公所地皮而引起了一场血案和罢工罢市的斗争。两次四明公所斗争的胜利显示出宁波帮的巨大凝聚力。一百多年来，宁波帮商人在外国列强势力面前接受了考验，经受了锻炼。

（二）镇海方氏李氏家族人才辈出

“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上海拥有四家钱庄以上的有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即镇海方家、镇海李家、苏州程家、慈溪董家、镇海叶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宁波秦家、洞庭山万家。”（《上海钱庄史料》）其中宁波帮就占了5家。

镇海方介堂（1783－1846）为桕墅人，早年在沪开设糖行起家。到上海开埠后方家第二代出了三位名人:方润斋、方性斋和方仰乔。方润斋早年在上海开设南北两家履和钱庄，为当时著名的两大钱庄。由于资金雄厚，方润斋后专营外贸，进口洋布，出口丝茶，生意兴旺。

真正使方家成为巨富的是方性斋。除了原来方家的糖行及进出口贸易外，他一下在上海开了17家钱庄，又在汉口、宁波、杭州开设了3家钱庄，使他成为钱庄业的老大。嗣后他的堂弟方仰乔，在上海开设了8家钱庄，杭州2家，宁波8家。至此，方家先后已拥有42家钱庄，一跃登上上海钱业资本家的宝座。

第四代方椒伯曾两度出任上海总会副会长，后投资于大有余榨油厂公司并任董事长，又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为方氏家族投身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

第五代方液仙，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在抗战中不畏强暴卒遭日寇暗杀，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一面光辉旗帜。(www.xing528.com)

镇海小巷李氏家族，第一代——李世亭（1807－1868）。李世亭15岁到上海从事沙船行业，富于冒险精神，出没于海上贸易多年，后开设久大沙船号及码头，收入甚丰。有沙船必有钱庄，李世亭在十六铺开设3家钱庄，遂跻身于钱业而致富。

第三代李咏裳，在上海从事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开设6家钱庄，投资四川银行，任董事长。后又开设4家地产公司，买进租界外大量地皮，获利甚丰。李咏裳之子李屑清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7家钱庄，为当时钱业巨擘之一。

李咏裳堂弟李云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宁波帮著名的新派人物。曾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投资铁路、轮船、保险、绢丝等新兴民族商业，又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任总理，是上海工商界的著名领袖之一。

20世纪20年代赴西方国家留学的镇海小港李氏家族部分成员合影

小港李家的后裔还出现过李善祥、李徵五、李薇庄、李祖夔等著名人物，有的因办企业而有成，有的投资于银行为主事，有的在辛亥革命中支持孙中山而得名。小港李家，族代绵长，俊才辈出。

除上述方李两家外，还有慈溪三七市董家。第一代董棣林，早在嘉庆年间因往来于东北三省和上海之间采办人参药材而积财，为董氏发家之始。第二代董耿轩、董友梅兄弟在上海开设大生沙船号，成为仅次于李氏久大沙船号的第二家沙船业的巨子。董友梅后裔董子咸、董慎甫在上海、宁波、杭州、汉口开设7家钱庄，资产雄厚，成为上海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之一。

镇海叶氏家族第一代叶澄衷（1840－1899），早年因经营五金火油致富，人称“五金大王”。后经营房地产和投资6家钱庄，成为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族之一。其后裔叶世恭、叶庚年均从事民族工业，前者为燮昌火柴厂厂长，后者在香港创办新昌营造厂，任新昌集团董事长，为宁波帮家族绵延至海外创业的先驱。

宁波腰带河头秦君安（？－1935），以颜料商起家，从1905年起在上海开设8家钱庄，为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之一。

（三）“黄金时代”钱庄业绩辉煌

鸦片战争后，投资钱庄一般为5万两即可开业，而宁波帮在钱业中投资特别巨大。如镇海方家的安裕钱庄创办时股本为12万两，镇海李家的恒兴钱庄创办时资本额为11万两，后开设恒大、恒赉、恒巽3家钱庄，资本额均在20万两以上。尤为突出的是，慈溪严信厚在1895年设于上海的源丰润票号（钱庄）资本额为100万两。源丰润资力雄厚，信誉卓著，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设立分号，形成一条数百万两资金的钱庄网络，被称为“钱业之魁”。

1912年冬，辛亥革命结束不久，各地军阀均需加强军需装备，纷纷通过钱庄、洋号向列强借款，外国银行、洋行亟须以钱庄作中介为其服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促使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其时，上海钱庄经辛亥革命后开始恢复，至1914年上海钱庄已达28家，1926年发展至87家，资本总额已达1870万两。1913－1926年的十余年间，上海钱庄无论从数量上和资金上均趋上升态势，史称为钱庄的“黄金时代”。其时上海不少宁波帮钱庄对民族工业贡献卓著，以名庄福源为例，1926年至1929年三年间向民营工厂每年放款达300万至4000万元。

钱庄场景

钱庄汇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新式银行像雨后春笋似地在上海设立起来，而这种旧式的钱庄却仍然能继续生存并有所发展，其原因何在？除了上述时代背景之外，钱庄的生存有其内在原因。1926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银行的势力何以不如钱庄》一文，他列了八条钱庄比银行的便利之处。

第一，信用。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而钱庄则注重信用，抵押品一层可以通融。中国商人认为，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所以都愿与钱庄往来。第二，保人。银行放款，除抵押品外还须保人签字盖章，手续非常麻烦，钱庄则无此等手续。第三，方便。银行办事时间固定，假日不做生意。钱庄则不然，无论假日礼拜，自早到晚，并无休息。第四，数目。银行放款，数目较大，数目小者不甚欢迎。钱庄放款，数目随便，数百数千均可。第五，内容。银行对于商情市况，不如钱庄明了，而钱庄为我国特有的出产，由来已久，对于商家，知之甚详，所以放款不用抵押品，亦无何种危险。第六，历史。银行成立甚晚，所发钞票、支票，均不得社会之信仰，故钞票在市面上，不能与庄票同等看待。第七，技术。分辨洋钱之真假，为钱庄特具本能，银行行员，难比得上。第八，出货。钱庄所发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

在钱业“黄金时代”，除了方氏、李氏、董氏、叶氏、秦氏老一代五大家族集团之外，后起的钱业新秀不断地涌现出来。首先是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领导职务达17年之久的慈溪人秦润卿。1917年钱业公会初建时，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两年后会长朱五楼因年迈退休，会长由秦润卿递任，主持会务达17年之久。从钱业公会的领导人员看，十余年来宁波帮都占绝对优势。不但宁波帮的资本家家族所开钱庄经理都是宁波人，甚至苏州帮资本家所开钱庄也用宁波人当经理，如著名的福源钱庄的经理为秦润卿，副理为徐文卿。

活跃于钱业公会和著名钱庄的经理，较为著名的有袁鎏、盛筱珊、孙衡甫、李寿山、谢纶辉、俞传良、裴云卿、陆书臣、秦贞甫、楼恂如、陈笙郊、林莲荪、沈晋镛、王鞠如等十余人。其中如慈溪人袁鎏，于1889年参与创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并长期担任董事长，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钱业界的领袖人物。慈溪人盛筱珊于1917年任上海钱业公会第二届副会长，后又任第三至第七届会董，第八至十一届执行委员，为钱业公会任职时间最长的会董和委员之一。

自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南京政府成立后，对上海银钱业不断进行控制和掠夺，钱业界遭到多次冲击。直至1933年废两改元，钱庄一向维护的银两本位被银元所代替，钱庄业务遭到极大影响，“黄金时代”遂结束，其地位逐渐被银行业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