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在长征途中妥善解决俘虏兵和新兵吸食鸦片的问题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俘虏兵和其他新兵吸食鸦片的问题。红军坚决禁止自己的官兵吸食鸦片,但对于自愿参加红军又染有鸦片烟瘾的俘虏兵和群众,并不拒之门外,而是采取先留在补充营、新兵营限期戒烟,待戒绝烟瘾之后,再正式入伍的办法。
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一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也是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红军一入贵州、云南,陈云看到的景象之一就是:贵州军阀的“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鸦片满地”;在云南“惟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云南鸦片之所以贵于黔川几省者,系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惟鸦片在云南亦极便宜。在马龙、嵩明,每现洋一元可购云土半斤。”(48)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12月13日,红军进占贵州第一个县城锦屏。“该城原有黔军二十五军二个营,这个几乎全部吸食鸦片烟的贵州军阀的部队,一听到我七团轻机枪声及多路包围县城的动作,就晓得了红军来到,就赶紧狼狈逃走。”因此红军战士们都把贵州王家烈的二十五军叫做“双枪兵”(即二支枪:一支步枪,一枝鸦片烟枪)、“豆腐军”(即一触即溃),不堪一击。(49)(www.xing528.com)
1935年1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指出贵州白军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要求对贵州白军俘虏兵的工作,“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些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军队。”(50)1935年2月10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在云南扎西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其中专门规定:“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个战斗连中去,惟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应留新兵连训练。”(51)这是因为当时贵州的青年男子几乎都吸食鸦片,如果不准吸食鸦片者参加红军,那么“扩红”就成为空话。于是红军部队灵活掌握,欢迎所有的青年加入红军,新兵最初准许抽些鸦片烟泡,然后逐渐在新兵连里戒除烟瘾后才正式入伍。因此,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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