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
答:我以为给某种哲学确定一个称谓，应当符合三个原则:(1)要能够准确地揭示这一哲学独有的本质特征，不致与别的哲学混同;(2)语词的涵义要清晰，不致产生歧义;(3)在以上两条的前提下尽可能简短。根据这三个原则，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Diale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准确的。如果更简短些，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此外，“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这些称谓的涵义也都没有原则区别，都可以使用。我同意赵光武同志的意见(2)，只作如下一些补充。
(一)有的同志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由之一，是马克思本人没有用这个称谓。我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1．一般说来，一种哲学应当如何称谓，不能仅以哲学家本人给自己的哲学如何命名为准。这种命名有符合实际的，也有不符合实际的。例如有的唯心主义者不说自己的哲学是唯心主义，有的唯物主义者也不说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关键不在于哲学家自己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什么，而在于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什么。这要依我们对他的全部论述、特别是他的根本观点的分析和判断而定。马克思本人是否说过“我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句话，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合作者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如何论述的。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列宁、苏联哲学家、斯大林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正确的。
实践唯物主义(Practical Materialism)这个称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用过。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指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3)，是针对那种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只解释世界而不去改变世界的旧唯物主义者而发的。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大纲》(4)中倒是多次用过。但他是在特定的场合、针对特定的问题，即在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区别的时候使用的。例如他在论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时说:“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5)他对“实践的唯物论”的解释很明确，即:“实践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6)他的《社会学大纲》分为五篇:《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的称谓还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而不是“实践的唯物论”。我认为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不可以，但它不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而且容易产生歧义，事实上在国际国内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歧义，以不用为好。
此外，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还用过“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7)、“现代唯物主义”(8)等等说法。但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这是从上下文就可以判断的。
2．“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且不说普列汉诺夫，也不说德波林，也不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家们，就说列宁吧，他早在1908年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了。他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不承认，那么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如果承认，那么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9)在同年写的此书第一版序言中又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10)。在191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之后，紧接着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用辩证法丰富了哲学，“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11)。这都是远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出版之前30年和25年的事。而且，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这种称谓的首创人是谁，而在于这种称谓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3．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体系对我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工作实际上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为教科书体系的工作就有许多人做过了。例如仅李达同志在1929～1932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就有4本书: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年9月出版)，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的上篇，全书1930年6月出版)，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10月出版)，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9月出版)。这些书都有各自的体系，都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关系。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的讲义印行，1937年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1936年)，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这些著作也都有自己的体系，都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毫无关系。即使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出版之后，它的体系对教科书的编写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只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的第2节，是为了说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党的发展史上的意义而写的，是党史教程的一部分，它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作了极简括而通俗的介绍，篇幅只有二三十页，本来就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他本人也没有要求苏联哲学家编写教科书时必须采用这个“体系”。事实上，除了50年代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讲课时一度采用过这种“体系”外，苏联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亚历山大诺夫主编的，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也并不都是按这个“体系”编写的。中国学者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更没有按这个“体系”。说斯大林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有特别大的影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顺便说到，我认为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内容也应当作客观的历史的估计，不要全盘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如果不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是作为一本通俗的简要的读物，那就应当说这本书基本上还是写得好的。至于它的缺点，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作了很中肯的批评，大家都已经熟悉。中国学者编写教科书的时候也并没有受这些缺点的影响，只要看看李达同志和艾思奇同志主编的教科书就清楚了。
(二)有的同志反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理由，是说这种称谓至少有三个大问题:(1)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成了两个“板块”。(2)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斯大林的“推广说”、“扩张说”或“运用说”，即假定马克思先有了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一般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把这个一般哲学原理“推广”、“扩张”或“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因而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过程。(3)在讲辩证唯物主义时没有突出实践的意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不清楚。
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1．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块“整钢”，决不能割裂。但这不等于说在它的体系内部不可以有相对独立的部分，不等于说不可以分成部分来叙述。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当然不能割裂，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总还得分别地讲，否则无法说话。分别地叙述如果弄得不好，确实可能割裂，但并不是必然会割裂。任何科学的各个部分都是有机联系的，但叙述的时候总得一部分一部分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应例外。
2．所谓“推广说”、“应用说”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诚然，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确实非常明确地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但这不是斯大林的独特观点，而是列宁的一贯观点。列宁早在191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就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2)他在1914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中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些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3)我认为列宁的这个观点并无不当。列宁讲的“推广”、“发挥”和“运用”，并不是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从时间上说是先创立了一个不包括历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把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发挥”、“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上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是从唯物主义的“上半截”入手，冲破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藩篱，首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于1844年的《手稿》，完成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这时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飞跃到了辩证唯物主义，无所谓时间先后的问题。但是，作为普适于自然、社会、思维诸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却逻辑地先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下半截”毕竟与“上半截”不是一回事，没有“下半截”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基础，“上半截”是无法建立的。从逻辑秩序上说，如果马克思不首先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发挥”、“运用”也并无不可。只要对这些语词的涵义作出正确的解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3．以往通行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处理确有原则性的缺陷，确实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时间顺序上马克思是首先创立了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把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社会生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教科书在讲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与意识、辩证法的时候，“实践”的范畴几乎没有出场，直到讲认识论的时候才讲实践，而且仅仅作为认识论的范畴，似乎没有实践观点也可以有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实际情况，也没有体现出实践观点的引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的革命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如此。例如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在第一篇第一章论述“唯物辩证法的生成”时就突出地阐明了实践的意义，作者指出:“创始者们(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造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的实践。”“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14)应该说，李达同志的解释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可见问题不在于用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名词，而在于理论论述的内容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实际过程。
问: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基本内容、核心内容、主要内容)
答:现在我们哲学界对一些重大的前提性问题还有很大的争议，并没有达成共识。而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共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的理解也就很难一致。例如:(1)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与恩格斯的哲学有根本的不同(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本体论”，恩格斯的哲学是“物质本体论”)，只有马克思本人著作中论述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都不能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和前苏联的其他哲学家，毛泽东和中国的其他哲学家)写的哲学著作更不能算马克思主义哲学。(2)有的同志认为最能代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的是马克思早年的和晚年的著作。(3)有的同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有很大的片面性，马克思在晚年实际上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如此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在理论探讨中尽可以继续争鸣，但在编写教科书时却不能不有统一的表述。我个人是不赞成上述的这些看法的，具体理由我在有关的文章中已作过一些说明(15)，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教科书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讲到哪些内容?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路径来思考: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梳理一遍，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哪些根本观点，体系如何。二是把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外国的和中国的)梳理一遍，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看看它们的得失(要历史地全面地看，不要轻易否定)。三是总结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把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充实到教科书里去。把从这三个路径思考的结果综合起来，也许可以比较全面。
问: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逻辑起点、主线、框架、顺序)答: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对体系问题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还在讨论之中。我认为应当区别两种意义的体系:一是理论本身固有的体系，即由理论的诸概念(范畴)和诸命题以一定的逻辑关系构成的系统。这是比较固定的，随意变更就会歪曲理论的实质。这就像人脸的五官的相对位置不能随意变更，变更了就不成其为一张人脸一样。对这种意义的体系，目前还不能说已经把握得很准确，还应当深入探讨。二是理论的表述体系，即我们在叙述这个理论时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的次序。这有很大的自由度。就像画家在画人脸的时候既可以先画眼睛也可以先画嘴唇，只要不弄错眼睛与嘴唇的相对位置就行了一样。这种意义上的体系如果能与前一种意义上的体系一致当然最好，但也可以适当变动，因为要考虑读者的认识规律，要力求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接受，很难说哪一种叙述体系是绝对合理的。但是，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注意，想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我不赞成效法黑格尔构造体系的做法。黑格尔主张范畴的排列应当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思想是正确的、深刻的。但他自己也并没有完全做到，他的范畴排列实际上也有很随意的地方，也有牵强附会的东西，并不都有那么深刻的道理。恩格斯在1891年11月1日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对黑格尔的这一缺点作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指出黑格尔“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16)。他劝施米特“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的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17)。黑格尔的范畴排列之所以有许多牵强附会的东西，是因为他必须把他的体系描绘成“思想的自我发展”，而把实际事物的发展说成思想发展的反光。恩格斯建议施米特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对照一下，从而理解两者的区别。这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2．如果撇开黑格尔不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得极其成功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行不行呢?从原则上说，不仅行，而且应该。但是，要实际上完全做到却非常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没有这样做过，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要真正做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就必须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资本论》的体系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再现(否则它就是随意的而不是科学的了)。但经济的发展是客观的物质的过程，是应该而且可能通过详细占有实际材料、分析它的种种发展形态来把握的;而哲学的发展却是精神的过程，它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不受到各种复杂的物质条件的左右，并不仅仅是哲学范畴的逻辑推演过程，何况哲学本来就不是像演绎逻辑那样从若干公理出发经过有效的推理规则推导出来的形式系统。当然，通过总结认识史，也能大体说明哲学范畴发展演变的过程，但是要确切地、有根据地说明在某一哲学体系中的诸范畴哪一个相当于《资本论》中的“商品”范畴，诸范畴又怎样从这个范畴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途径一个一个地推演出来，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与分析经济范畴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刻意追求，勉强去做，很可能劳而无功，说不定还会弄出一些牵强附会的东西。
问: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形态?(主要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形态与科学形态的区别)
答:按我的理解，这里说的“科学形态”就相当于我说的第一种意义的“体系”;“教学形态”则相当于我说的第二种意义的“体系”。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说过了。这里要补充的只有两点: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形态(比如教科书、教材、讲义等等)可以不同于它的科学形态，但不能与它的科学形态相抵触，不能使读者对它的科学形态产生误解。
2．在这个前提下，教学形态要力求符合教学对象的认识规律，概念(范畴)的定义要准确，命题的陈述要清晰，论证要合乎逻辑，而且要联系实际。从反面说，就是:(1)不要让一大堆的概念一股脑儿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又不加定义，成为拦路虎。(2)不要在同一本书里对同一概念作不同的定义，或者在论述的中途悄悄地偷换概念的涵义，使读者无所适从。(3)不要把原理作为“当然”的结论来宣布，不讲道理，不作分析，使读者不知其所以然，也学不到分析问题的方法。(4)不要在陈述和论证中出现逻辑矛盾，特别是在讲辩证法的时候不要违反形式逻辑。(5)不要只有抽象的推演而没有实例，使读者觉得是概念游戏。举例当然不能代替论证。我们反对的“原则加例子”，是指对原则不作严密的论证，而例子又是信手拈来，随意贴上，因而无助于理解原理的做法，并不是一概反对举例。好的例子对启发读者联系实际理解原理是极有帮助的。列宁在讲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区别时以玻璃杯的功能为例，毛泽东在“两论”中也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深刻的哲学道理，都是很好的榜样。贴切而生动的比喻也可以用，当然要慎重选择。(6)文字要严密规范，简洁晓畅，生动活泼，有中国气派，不要艰深晦涩，冗长拖沓，佶屈聱牙，切忌用汉字写的“洋文”。(7)不要脱离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不要忘记我国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要下大功夫从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特别是要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而又自然地融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去，使读者体会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8)在批评有代表性的对立观点时既要旗帜鲜明，又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使读者从对比中体验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切忌不加分析地简单打倒。(9)在讲到与具体科学(以及技术)有关的哲学原理时，要站在当代水平上，不要与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相抵触，有些论断必须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作出新的解释，乃至作出修改。
问:如何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原则、依据、思路)(www.xing528.com)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创新。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现在就没有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必要。但是什么是创新?怎样创新?新的教材应当新在何处?实际上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我只能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1)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我认为我们的教材应当是当代的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的道理应当具有最大的普适性，没有国界，否则不成其为哲学。但这不等于说它不可能或不应该有民族特点。哲学在这一点上与数学和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不与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群众要求等等特点相结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不可能成为这个民族自己的精神财富。黑格尔说得好:“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18)他说他自己“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19)，也就是使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产生于中国，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也得“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所以为中国人民接受，不仅因为它的根本原理是符合中国人民解放斗争需要的客观真理，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常常说要走向世界，这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国产”的东西，凭什么走向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源泉是实际生活，发展的源泉也是实际生活。我们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经验之丰富是举世罕见的，有些是前无古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中的智慧也是世界文化瑰宝中极为灿烂的部分。把如此丰富的中国实际加以提炼概括，用来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需，而且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宝库增添新财富的必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才是真能走向世界的著作。我这样说的意思决不是轻视或低估现代世界文明发展中其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决不是说不要吸收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优秀成分，搞变相的狭隘的国粹主义，而是说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立足点。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是非常正确的。但他说的“拿来”是指“我们”去“拿”，而“我们”是当代的中国人，我们应当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眼光。如果轻视了这一点，就可能什么也没有“拿来”，最后连自己也被人家“拿去”了。
(2)一脉相承，别开生面。我们的教材一定要与时俱进，体现当代性，充分反映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的巨大变化及其特点，要对这些特点作出有根有据的哲学概括，而不能落后于时代。对原理的叙述和论证都要别开生面，使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有些已被实践证明确实陈旧了的说法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出订正，过去没有被实践揭示的新原理应当补充进去。这样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当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世界的巨大变化不仅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因此，无论怎样别开生面，也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别开生面要以一脉相承为前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还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说成马克思主义。我们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问题有这样那样的理解，甚至有不少的分歧意见，这完全正常，应当通过百家争鸣，从容讨论，逐步解决，但写进教科书里的东西却应当是基本达成共识的东西。如果今后发现仍有不妥，再来修改就是。
(3)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这里说的实际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当代世界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的态势，以及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和哲学观点;二是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四是读者的思想实际。教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具体答案，但要提供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给读者留下自己思考的空间，举一反三的余地。对有些问题可以引而不发，点到为止。
【注释】
(1)对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征求意见的回答。
(2)见赵光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2期。
(3)德文原文是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英文本译文是the practical materialist。
(4)《社会学大纲》是当时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检查而使用的书名，此书的内容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称此书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35年作为大学讲义印行，1937年出版，1948年中原新华书店翻印。
(5)《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6)《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7)《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3页。
(8)《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9)《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0)《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1)《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2页。
(12)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3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3)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6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4)《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5)见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现代哲学》2002年第2期。《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8)黑格尔:《致J．H．沃斯的信》，见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19)黑格尔:《致J．H．沃斯的信》，见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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