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学塑造民族精神-回答记者问题

用哲学铸造民族的灵魂——答记者问⁽¹⁾

问:陶教授，您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走进哲学领域的?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我全是在武汉度过的。我从事哲学工作的经历与武汉分不开。假如我不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是一个哲学工作者。

我没有上过小学。12岁以前我在家里读书，我的老师是我的父母，还有教我古文的陈炳文先生和教我英语的杨相霖先生。除了开始学习英语外，我在家里读完了“四书”，读了《诗经》和《左传》的一部分，读了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初步学会了写诗填词的格律，读过《古文观止》，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志异》，加上又爱好京剧和书法，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抗日战争的中期，我在湖北的战时省会恩施考进了湖北省立实验中学(就是现在的武昌实验中学)。当时的生活条件虽然极其艰苦，但这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很强，教风学风非常好。我有幸遇上好几位教学方法特别高明的语文(当时叫国文)、数学、化学老师，使我对文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所以在整个中学时期我的志趣是在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武汉上了高中，开始接触一点哲学。那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国文老师贺良璜先生、罗书慎先生和魏其巍先生都是古典文学素养很高的学者，他们教我们读了一些诸子百家的文章，出题目要我们做一些与哲学有些关系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解放斗争的影响。我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社团秘密印刷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是我仍然没有打算专门学哲学。1949年武汉解放时我正好高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中大学外文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都被录取了。因为父亲新故，母亲多病而无人照顾，我几经考虑，终于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这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我在武汉大学期间除了本系专业课之外，还选修或旁听了一些其他课程，如数学分析、普通物理、逻辑、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文艺学、社会学。其中刘绪贻先生讲授的社会学用的教本就是李达同志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又相继学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得稍多一些了，产生了兴趣和信仰。1953年2月，李达同志来武汉大学任校长。他到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全校277名教师学习《实践论》，4月13日他就亲自作动员报告。我当时还是学生，在校刊兼做编辑工作，被派去为李达校长整理讲稿。李达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虽然他正在感冒低烧，还是满腔热情地同我谈了几个小时。他从自己的经历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哲学的重要性，谈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谈到他怎样从一个农家子弟、理工科学生成长为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艰苦而坎坷的历程，也谈了许多鼓励我的话，要我做他的助手，跟着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同志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老一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跟我这个22岁的学生谈话是那样亲切、诚恳、热情，充满了父辈对子侄般的殷切期望，使我受到终身难忘的教育，深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动。我当晚详细追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打算作为我终身的座右铭。可惜这篇记录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作为“罪证”抄去，永无下落了。1953年我毕业时，武汉大学哲学系在全国院系大调整中合并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我以政治辅导员和校长办公室秘书的名义留校。从此，我就成了李达同志的科研助手和学生，在他的指导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了13年，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去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就成了我的终身职业。1956年李达同志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我任助教，他就放手让我给本系的学生讲课。李达同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引路人和恩师，他不但把我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而且以活的榜样教育了我一生。他对我的培养与现在许多人理解的培养似乎有所不同:第一，他不要我担任任何党政工作，要求我把时间精力都用在读书、研究和写作上(不可阻挡的政治运动、劳动锻炼当然除外)。他再三强调，再聪明的人要成为真正的学者，没有非常扎实的功底是绝对不行的，那只能当一个摆摊子混饭吃的教授，即使骗得了虚名也毫无意义。第二，他从不在提职、加薪之类的问题上对我作任何许诺，除了谈工作学习还是谈工作学习。我工作了8年之后，他曾向当时的系主任余志宏同志提出我应当破格提为副教授的事。余志宏同志认为不满30岁就提副教授全校还没有先例，还是先提为讲师，多锻炼一段时间为好。李达同志立即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从未告诉我，后来还是余志宏同志告诉我的。李达同志对我的这种培养方式在现在大概会被看成是不够“重用”、没有“提拔”了。但我非常理解和感激他的苦心。我也正是在他的这种培养方式下多少打下了一点还算扎实的基础。每当他的身影在我脑际浮现的时候，我就不敢懈怠，不敢轻浮。

我个人的成长除了李达同志的直接指导起了决定作用之外，也与全国理论界的一批老同志对年轻人的教育、帮助和提携有关。即以武汉而论，如密加凡、彭展、杨锐、余志宏、陈正亮这样一些同志，都很重视帮助年轻人迅速成长，放手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也是受惠者之一。我还要深深感谢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许多对我后来非常有用的知识，而且为我提供了为人治学的榜样。

问:您从1953年从事哲学工作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说来惭愧。我只能说是一个平庸的探索者，费力不少，贡献甚微，乏善可陈。如果要谈谈的话，大体可以分成几段来说。

在跟李达同志当助手的13年里，也就是从22岁到35岁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政治运动、下放劳动和三年经济困难耽误了不少时间精力，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到了与哲学有关的工作上。那时我做的工作主要是为李达同志起草或协助撰写文章和著作，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学生和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干部、教师讲《实践论》和《矛盾论》，参加全国哲学界的学术活动，自己也在《红旗》、《人民日报》、《学习》、《哲学研究》、《新建设》、《理论战线》等刊物和省市报纸上发表了三十多篇哲学论文。

195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苏联的罗森塔尔和尤金两位院士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对“同一性”条目的释文，当时我24岁，似乎有一点初生之犊的劲头。《哲学研究》在1956年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影响。《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肯定了这一批评。次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简明哲学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简明哲学词典》作者接受了批评，再版时作了修改。这件事对我无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也使我产生了一些骄气，颇有点自以为是了。1958年“大跃进”的初期，我也一度跟着头脑发热，在《理论战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竟然主张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消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从而“消灭”由这种经济关系产生的经济规律，这样就可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当时那股错误思潮在我身上的表现，也表明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学好。武汉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对我这个年轻人作了非常善意的讨论式的批评。我也较快地认识到自己的理论错误，在《理论战线》和《新建设》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这件事给我的教训非常深刻，使我真正懂得了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做一个理论工作者的首要的必备条件。决不能把愿望当成事实，以感想代替科学，决不能无根据地下结论。即使后来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摇过。这件事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一直不敢忘记。

1961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庐山约李达同志长谈了许多问题，内容之一就是再一次高度评价了李达同志30年代的名著《社会学大纲》，要李达同志找几个得力的助手把这部著作修改后重新出版。李达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决定重新写一部着重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反映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自任主编，指定我和王玄武同志做助手，同时从武汉大学哲学系应届毕业生中选留了几位同志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当年冬天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花了四年时间，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完成了送审稿。他在北京养病期间给我写信说:“此书得以完成，你的贡献居多。作为主编者的我，对你深致感谢!”这对一个年轻后学是极大的鼓励。他指示我们立即把此书送请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开始指导我们撰写下卷《唯物史观》。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突然到来，李达同志以76岁的高龄横遭诬陷，被迫害致死，我也被打成“黑帮分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编书工作被宣布为“反革命活动”，无法继续进行了。李达同志在残酷批斗中昂然不屈，他坚信这部著作总有一天会问世。他在临终时留下遗言，要我将来为他修改完成这部著作。

在十年浩劫中，我一开始就受到残酷批斗，被送去“劳动改造”;接着因为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坚持为李达同志和所谓“李达三家村”翻案，又被打成“5·16分子”，受到更残酷的打击。我在农村里作为专政对象被监督劳动了整整八年，干过各种重体力劳动，受过坐单身牢房、审讯、殴打、假枪毙等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用“九死一生”还远不足以形容那种处境，只好说我是偶然地存活下来了。直到1973年年底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李达同志平反后，我的处境才稍有改善，由“阶级敌人”变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被允许回到教师队伍中继续改造。我从35岁到45岁这10年的宝贵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耗去了。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10年的时光又没有完全虚掷。我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奇特的人生经验，痛苦地思考了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思考的许多问题，使我对社会的观察能力比35岁以前提高了许多。这对一个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由于我当时的“身份”，我没有资格参加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斗争”，使我免掉了一笔遗憾的人生记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回到了工作岗位。从那时到改革开放的几年里，我做了几件主要工作:

(1)我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根据李达同志的遗言，修订出版了李达同志生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定名为《唯物辩证法大纲》。至于下卷《唯物史观》部分，由于全部提纲、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一空，李达同志又已去世多年，无从完成了。好在《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在送审稿完成13年之后得以出版，总算实现了李达同志的遗愿。这部37万多字的著作，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论著。1978年6月出版后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和各省市的主要报刊发表了消息和评论文章，作了很高的评价。此书后来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

(2)我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与李其驹、段启咸、熊崇善、曾勉之等同志共同编辑出版了160万字的《李达文集》四卷。《文集》首次汇集了李达同志自1919年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主要论著，为研究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我还撰写发表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李达同志》(《红旗》1981年第二期)、《李达传略》(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等文阐述李达同志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根据确凿的材料纠正了一些长期以讹传讹的说法。(www.xing528.com)

(3)与黎德扬、郝侠君同志共同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至1994年第五次修订出版时已发行近78万册，为许多高校选用。

(4)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撰，担任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副主编。

但是，我自认为在这几年里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还是参加了为摧毁“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而进行的理论斗争。那是21年前的事。没有身历其境的年轻同志是很难理解当时那种惊心动魄的局面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举国一片欢腾。1977年我以幸存之身应邀到北京参加了纪念“两论”发表40周年的会议，与阔别多年的哲学界的师友们重逢，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我与有些同志彻夜长谈，大家思考的问题很自然地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祸国殃民的事件之所以能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里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有一套荒谬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支撑，因而党历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彻底破坏了。这套“理论”的基石就是在真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实践标准。只要认可了这个“基石”，任何荒谬的“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当时正压在人们头上的“两个凡是”，仍然是坚持这个“基石”的。如果不摧毁这个“基石”，就不可能驳倒“两个凡是”，中国就只有沿着老路走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可能重演或者变相重演，中华民族的命运就不堪设想。正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果不从哲学上解决问题就不可能挽救革命一样，在今天如果不从哲学上解决问题就不可能挽救中国。说实在的，有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哲学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荣枯、人民的祸福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当时我们这一批同志是以火一般的热情决心为摧毁“两个凡是”的哲学基础而斗争的。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做这样的工作谈何容易?可是，在一批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一批首先鸣炮的理论界的同志的发动和组织下，真理标准大讨论终于在1978年夏天展开了。我是这场讨论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在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上作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大会发言，不久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回到武汉后我又在干部群众中作过好几场报告，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批驳“两个凡是”。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我又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哲学研究》)、《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江汉论坛》)两文，回答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惟一性”问题。同时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和《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两文，从理论上为解放思想扫清道路。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比较自觉地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上。我主要研究了现阶段的道德原则如何适应经济改革，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如何理解生产力标准，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发表的文章后来汇集成了《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一书。此外，我还主持了一些国家重点课题和重大课题，这些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出版。1984年以来，我连续十几年兼任党政工作，包括武汉大学校长的工作，社会兼职又多，分散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想来还是不无遗憾的。

作为一名教师，我的主要工作还是教学和学科建设。我国实行学位制度以后，我在198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1984年1月在武汉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个博士点在1987年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1989年被评定为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四个A级学科之一。我们武汉有这样一个博士点和重点学科，对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级人才非常有利，对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非常有利。15年来，这个博士点和重点学科培养了几十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他们在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都成了骨干或担任了领导工作，有不少人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看到年轻一代的迅速成长，我内心的喜悦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

问: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您能否就今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的大课题，我只能谈谈个人的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

(1)哲学的本义是“爱智”，哲学追求的惟一目标是真理，或者说是真善美，而且是形而上的真理。这似乎没有分歧。但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哲学从开始就过多地关注人事，缺乏形而上的品格，没有西方哲学那种纯哲学的传统，因而中国哲学始终达不到西方哲学的水平，甚至够不够资格称为哲学都成了问题。我却另有想法。我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这与“爱智”不仅不相抵触，而且相辅相成。实际上，不管哲学家自己的想法如何，哲学的最深层的根基还是人对自身处境的关注和思索、理解和追求。西方哲学也不例外。各派哲学尽管千差万别，但在这一点上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并不说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归根到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²⁾。马克思主义引起近现代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不可缺少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不能没有民族的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不断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着的丰富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给予理论的回答，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命之源和必由之路。当然，真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我想大概是没有的，但哲学家不可无为此献身的情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

(2)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的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

(3)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与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难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就应当有一种责任感，为此尽一点微薄之力。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改革开放前有好多年把哲学变成了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确有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我们子孙万代都要对这段惨痛的历史引以为戒，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一定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榜样，时刻想一想他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我们才能以世界的胸怀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炼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4)学风问题十分重要。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避免虚夸不实的毛病。在哲学领域里，要切切实实地分析清楚一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可是在哲学上搞假、大、空也最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用空话把问题的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我以为是不可取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文风问题。写文章的人各有风格，这是个人的自由，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那种尽可能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复杂道理的文章，而不喜欢佶屈聱牙冗长晦涩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哲学家写文章还是尽可能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为好。我并不是主张把任何复杂的哲学问题都写成快板式的东西，让没有足够知识准备的人也都能听懂，损害理论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但善于以简洁晓畅的语言讲清复杂的道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能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高手。

(5)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能够对时代提出的某些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一些创见，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就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注释】

(1)原载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编著的《时代的回响》一书，1999年10月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