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陶德麟文集

《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自序⁽¹⁾

这本书，只能说是一个平庸的探求者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几个足迹。

我成为一个以哲学为专业的人，并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在高中时代，由于社会的激荡，也曾思考过一些宇宙人生的问题，写过《孟荀论性平议》、《评墨翟兼爱说》之类的文章，胡乱翻阅过一些哲学书籍，对哲学有朦胧的兴趣。但我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主要的兴趣似乎也不在哲学而在文学和科学。我的素质也不适宜于弄哲学。1948年，我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印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受了一点入门的教育。1949年进大学后，我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课程学习，初步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李达教授的学生和助手。在他的指导和其他师友的帮助下，我成了一个哲学教师，于今35年了。⁽²⁾

我刚踏进哲学领域的时候，还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都谈不上，对环境、对自己都懵然无知，而且不自知其无知。我坚信自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凭着自己学得的那点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当马克思主义者。我坚信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从哲学上论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我的天职。后来当党犯“左”的错误的时候我也认为只是支流，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是难免的。因此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里我虽然也宣传过正确的东西，但也写过为“左”的错误作辩护的文章。当然，在林彪鼓吹“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走捷径”、“顶峰论”那一套时，我对自己能够觉察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事实的荒谬说法还是有所抵制的，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初期把我打成“黑帮”分子也就不乏材料。在“文革”中我受了十年的残酷批斗和肉体折磨，我虽然不服，但还是相信应该正确地对待群众的冲击，虔诚地检查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如果也有抱怨的话，也无非是深信自己的“错误”并非出于恶意，竟然遭到如此的“误解”实在太冤屈而已。现在我翻阅“文革”前自己写的文章，大部分都带有当时流行的“左”的色彩，有的甚至不堪卒读，而当时却还在反复检查自己的“右”。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然而我不想以此作为自我辩护的理由。在“左”倾大潮席卷而来的岁月里，不是也有不少有胆有识的理论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为捍卫真理而披沥陈词，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吗?相形之下，我只有愧悚而已!

真正使我陷入痛苦的沉思和反省的，是“文革”后期的现实。那时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了，理应是“到处莺歌燕舞”了，可是成千成万善良的、出色的、有贡献的人们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人群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世代人民歌颂、珍惜的美好事物成了粪土和垃圾，愚昧和野蛮成了备受推崇的优秀品质。这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于理解的。那时我身在“牛棚”，当然没有讲哲学的权利，但却有学哲学的义务，因为据说这是脱胎换骨所绝对必需的。我学的当然是由当时的权威理论家们解释和发挥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感到这种哲学理论与“文革”的实践是那样高度地“统一”，以至于“文革”需要什么它就能论证什么，而这种理论的效果又是使成千成万善良的人民陷入无边的苦海。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老是要去论证灾难的必要性、合理性、美妙性呢?讲“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时又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讲“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同时又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顶峰”;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讲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又宣扬政治万能论和精神万能论，猛批“唯生产力论”;讲“认识需要多次循环往复”，“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同时又鼓吹个别领袖人物能“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这样自相矛盾的“理论”难道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我怀疑了，迷惘了，愤怒了。我感到受了极大的愚弄和欺骗。当然，这一切当时都还只限于“腹诽”，而且自己的思想也还是很混乱的。

正在这时，“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在九死一生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在北京同阔别十年的理论界的前辈和朋友们相聚，辛酸与欣慰交织的感情是无法形容的。我们握手时流下了热泪。我们在一起议论过去，展望未来，真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我们的议论很自然地集中到一点:“文革”中那些祸国殃民的疯狂行为为什么竟能在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十年之久?这十年的畸形的历史是怎样造成的?这样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中国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民族的命运究竟怎样?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还来不及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角度、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作深层的反思，而只能看到比较表层的问题，特别是横亘在眼前的非立即解决不可的问题。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参加议论的同行认为，“文革”的“理论”是从我们这个社会多年的不正常的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母腹里生长出来的怪胎，它产生之后又成了迷醉人民的符咒，它能泯灭人们的理性和良知，使人们在愚昧中疯狂，在疯狂中自我践踏，自我毁灭。不摧毁这套“理论”就谈不上防止“文革”的重演。而这套“理论”最主要的支柱是两个哲学观点: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指示”;一个是，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可言。这两个观点本来是荒谬绝伦、愚昧不堪的东西，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且是稍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是它们却以魔法般的力量变成了几乎不容置疑的“真理”。而只要认可了这两个观点，“文革”的全套“理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方面的“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出更奇特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痛切地感受到哲学与人民的祸福、民族的荣枯、国家的安危有这样密切的关系!那时我们确有一种不可遏抑的烈火般的激情，要摧毁这两个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哲学教条。但是，严酷的现实使我们很快就觉察到，我们的头上还笼罩着阴云，那就是“两个凡是”的新戒律。根据这种新戒律，那两个哲学教条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定理，“四人帮”的罪恶只在于“歪曲”和“篡改”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今后的任务倒是要更准确地、更有力地贯彻这个理论，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继续前进”。这种戒律以党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成了很难逾越的政治栅栏，使一切触及要害的理论讨论都成为非法之举。

真好像绝处逢生一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1978年的夏天开始了。现在有一种议论，说这次讨论不过是由政治力量导演的为了解决政治问题的戏剧，讨论的问题不过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可是我想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单靠理论界的“书生”确实是不可能发动这场讨论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另一种政治力量的压制。这次讨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完全是事实。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这是那时解决问题的惟一可能的途径。而且，这次讨论并不是由“上面”出题定调，“下面”做文章的那种讨论(那种讨论是人们感到厌恶的)，而是理论界发自内心的迫切要求，是一切关心民族兴亡的志士仁人的迫切要求。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支持这种要求，而是极力压制的。讨论的问题也决非“常识”，而是千百年来许多伟大的头脑辛勤探索过、而且至今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的重大哲学问题。即使它的基本结论在今天理应成为人们的“常识”，然而在由于遗忘了“常识”而弄得举国昏昏，临悬崖而不知勒马，入苦海而不知回头的时候，恢复“常识”的意义也就决不在提出新理论之下。当时如果不通过这场讨论把人们从现代迷信的愚昧中唤醒，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就不可能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迈出哪怕一小步，就没有今天的一切。我毫不掩饰我对这次讨论的感情。说真的，我还从未感受过那种精神解放的喜悦，我仿佛从狭窄阴暗的囚笼一步跨到了辽阔晴明的原野，看见了绚丽多彩的新天地!在1978年夏季从北京参加讨论会归来的一个不眠之夜，我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在紧接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晚，我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www.xing528.com)

一夜欢声动，袅袅上青天。嫦娥梦里惊问:“底事闹纷喧?”我笑嫦娥贪睡，一觉醒来迟了，错过好机缘。月里方一宿，世上已千年。

卿云烂，浓雰散，净尘寰。东方乍白，朝霞冉冉出天边。想见桃娇柳宠，一扫园林萧索，人面比花妍。翘首长空外，好信借风传。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我立即感到前路的艰难。以往，我认为只是在“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歪曲，而“文革”以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普及程度恐怕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从大学教授到半文盲，从七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太到十来岁的小朋友，都在学哲学、用哲学、讲哲学，以至于“大跃进”年代里有人自豪地说我们是“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是启迪智慧、指引方向的明灯。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熏陶的民族却恰恰做出了那么多的错事和蠢事呢?这种奇特的矛盾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实际生活提出来的一个非常辛辣的问题，它促使我们不能不反省。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是说到底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恰恰不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是违背了这些原理，讲的和做的脱了节，甚至许多明明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出现。另一方面，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研究和宣传虽然有大量正确的东西，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也确实有严重的弱点，主要是:第一，把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成了套话，不理解、不重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和人类知识状况的巨大变化，无视了恩格斯讲的“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的道理，把经典作家的一切个别论断、甚至教科书里的某些并不准确的说法统统视为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很少吸收当代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概括世界和我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调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道理，不是教人思考，教人探索，教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来运用，而是教人崇拜偶像，背诵经典。这种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理所当然地不能成为智慧的钥匙，只能成为愚昧的渊薮。这种理解和宣传的失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失真”了，严重妨碍了广大群众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精髓。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有意歪曲，其结果就不能不是灾难性的了。看到这一点，所谓的“奇特的矛盾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中国的问题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太多，而是出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太少。

但是，有些人并不这样看。他们把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研究和宣传上的失误统统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账上，甚至把“文革”的灾难也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账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大加非难。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我们失误的理论根源，进行种种讽刺和嘲笑;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今天的“四化”建设只需要具体的科学和技术，只需要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学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有害无益”的“空谈”根本可以取消;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过时”，必须“引进”现代西方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种论调似乎已经汇成一股思潮，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我认为这些论调都是无知的，短视的，完全错误的。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它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中所处的位置的最集中的标志。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整个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这不是“创新”和“前进”，恰恰是非常愚蠢的倒退。当然，我们需要的不是僵化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的理论基地上不断容纳当代人类实践和思维的一切积极成果、充满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本书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匆匆编成的。选入本书的文字主要是近十年来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的记录。有些专业色彩较重的论文，想在补充修改后另行汇集成册。本书还选入了“文革”前发表的多少可以反映那时的认识水平而又还能勉强一读的七篇文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同过去告别，重新开始学习。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都是我热烈期待的。

1988年10月于珞珈山麓

【注释】

(1)《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

(2)此序作于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