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吕振羽与李达的情谊-陶德麟文集

回忆吕振羽同志与李达同志的情谊⁽¹⁾

吕振羽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他是在我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之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拓荒人之一。他的功勋将永垂史册，他的人格力量将影响后世。振羽同志比我年长3l岁，是我的父辈。他已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我还在孩提之年。后来我又不治史学，同振羽同志也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然仰慕已久，直接受到他的教诲的机会却很少。我对他的了解，全是与我的恩师李达同志有关的。

10年前，在纪念李达同志95周年诞辰时，振羽同志的夫人江明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²⁾，对李达同志与振羽同志的师生和战友的情谊叙述得极为翔实，感人至深。文章虽然着重写李达同志，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振羽同志的战斗生涯和精神风貌。我在这里只能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作一点补充。

1953年春，当我还是武汉大学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时，由于组织派我记录整理李达同志的报告，李达同志在他家里同我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热情地鼓励我跟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讲了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艰苦奋斗的历程，讲了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研究什么领域的学问都可以抓住本质，事半功倍。他说他自己在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法学等领域中做的工作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他给我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吕振羽同志。他说他1925年在湖南大学法科讲授唯物史观(当时的课程名称是“社会学”)时，吕振羽同志是湖南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学生，才25岁，来听他的课，从此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和革命者。后来吕振羽同志专治中国历史，才33岁就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36岁就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样开创性的著作，还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了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达同志要我学习吕振羽同志的榜样，立志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谈话倾注着对后辈青年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对振羽同志的高度评价和深厚感情。我知道这两位前辈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从这次谈话开始的。这年暑期我毕业留校，做了李达同志的科研助手，同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他重建武大哲学系，我就到哲学系任教，同时仍继续做他的科研助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迫害去世。在13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李达同志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学生之一。

我第一次有幸见到振羽同志是在1959年春。那年我28岁，正在协助李达同志写《历史唯物主义讲座》。李达同志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抓紧时间写作，要我也随同去北京。李达同志住前门饭店，我住东方饭店。我每天都把写好的稿子送请李达同志审阅。一天下午我去李达同志房间时，振羽同志正在与李达同志谈话。李达同志向振羽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振羽同志风趣地说:“我们是师兄弟啦。”李达同志因事先去，振羽同志要我留下来继续谈话。他的热情、诚挚、谦虚使我感到亲如家人，非常温暖。他从自己的经历一直谈到为人治学，后来江明同志的回忆文章里叙述的内容当时几乎都谈到了，使我有胜读十年书之感。谈话一直进行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东方饭店当晚就追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大约有两千多字，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抄去，永无下落了。但其中有些重要的教诲我至今也没有忘记。他说:“一个人一生走什么道路，引路人特别重要，启蒙老师更是特别重要。我在年轻时是学工的，有爱国的热情和革命的热情，但是道理懂得很少，不知道应该怎么革命救国。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启蒙老师。他在长沙主办自修大学时才32岁，已经是一位有很大影响的革命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了。他培养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后来牺牲了的烈士和现在还健在的老革命家都是他的学生。他在湖南大学法科讲的社会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我听他讲课时也还只有25岁。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讲得那么深入浅出，我一听就完全信服了，好像在黑夜里忽然找到了一盏很亮的灯，原来看不清楚的东西一下就看清楚了。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过。后来30年代我在北平民国大学和中国大学教书的时候，年纪同你现在差不多，也是个青年。那时李达同志领着我们同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我本来不是学历史的，为什么去搞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史?就是因为要同反动派打仗，打思想仗、理论仗。为什么我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几本像样的书?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那时候的环境非常险恶，但我们就是凭理论的力量把大批的青年争取过来了。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了坚定的革命家。你们现在的条件与我们那时完全不同了。你能够遇上李达同志这样一位老师，是太有福了。你要从他那里学的东西很多很多，首先是他为人和治学的根本态度。”他说:“李达同志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一辈子想的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他做学问是为了革命，为了改造社会。他常说，科学不能掺杂信仰的成分，但为人不能没有基于科学的信仰。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真理，决不随风倒。他很谦虚，但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决不动摇。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像摆摊子的小贩，天气好就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起来。”“做学问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有提出新观点的勇气和魄力，但是下一个判断一定要有详细的事实材料做依据，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发现错了就要改。决不能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不懂的东西要下功夫弄懂，弄懂了才有发言权。”这些教诲至今还常常在我耳畔回响，时时鞭策着我，激励着我。

以后，我在处理李达同志的信件时，不时看到振羽同志的来信。信全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称李达同志为“鹤师”(李达同志号鹤鸣)。李达同志回信时则称振羽同志为“振羽弟”或“振羽老弟”。他们的亲密关系跃然纸上。1962年12月在长沙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时，李达同志面邀振羽同志来武汉大学讲学。振羽同志因事提前返京，未能来武大。他写信向李达老师表示歉意，并在路过武昌时写了一首系念老师的七言绝句，寄托着他的一片深情:

今过武昌未下车，心事拳拳系珞珈。

立雪当年蒙解惑，担簦一帙走天涯。

就在由武昌到北京的途中，振羽同志突然因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拘捕，被囚禁多年。出狱时李达同志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去世，他们的长沙一晤竟成永诀了。(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年)李达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虽然当时还只是不彻底的平反)，李达同志的夫人石曼华同志在饱受多年折磨之后迁到北京定居。我和几位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为李达同志翻案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长期失去人身自由，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获得解放。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编辑出版《李达文集》的小组，需要常常到北京去办事。1979年，我和萧萐父同志到西皇城根南街吕振羽同志的寓所去看望他。这时他已年近八十，身心又受了极大的摧残，重病缠身，说话也有些艰难了。但他见我们去了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提起李达同志他就声泪俱下。他讲到他在狱中受到诬陷、审讯、逼供的一些惊人的情况，以及他为坚持真理而反抗斗争的种种感人的事迹。例如，审讯人员逼迫他“揭发”刘少奇怎样反党，他凛然不屈地说:“我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教育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反党!”当审讯人员拿出所谓“铁证”要他承认刘少奇的“罪行”时，他愤怒地指出:“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并当场痛加批驳。为此他受到了肉体折磨，头发都被揪掉了。他决不屈服，还高呼“打倒托派叛徒陈伯达”的口号，震撼了监狱。

1980年春，《李达文集》编辑组的同志拜望振羽同志时我没有参加。他们回来向我传达了振羽同志的谈话，其中有三点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振羽同志说，李达同志是他终身难忘的启蒙老师，对他的影响最深。第二，李达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李达同志的高尚品德和杰出贡献还没有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对李达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置生死于度外，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的精神和贡献的评价远远不够。出版《李达文集》的意义很大。他相信有一天会恢复李达同志应有的历史地位。第三，他有责任写一部《李达传》，因为他对李达同志的一生了解得最清楚、最详细。可是他身体不行了，运笔构思都很困难，恐怕是难于了此宿愿了。

1980年8月3日，我从大连讲课回来路过北京，本来是准备去看望振羽同志的。但当天就在石曼华同志家里听到振羽同志病逝的噩耗，极为悲痛。8月5日我偕石曼华同志前往振羽同志寓所悼唁。江明同志紧握我们的手热泪纵横，久久哽咽不能成声，我们也泫然流涕。江明同志告诉我们，振羽同志的追悼会定于9日在八宝山举行，小平、陈云等同志送花圈，胡耀邦同志参加，胡乔木同志主持，邓力群同志致悼词，已对我们发了邀请。我因当天即须赶回武汉，未能参加追悼会并向振羽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心里非常难过。我在火车上作了一副挽联以表达我的哀思:

节重泰山，千秋仪范。

功垂竹帛，一代宗师。

【注释】

(1)原载王忍之、刘海藩主编《吕振羽研究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2)载《文献》1980年第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一书选载了此文，见该书第22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