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回忆冯定同志与李达交往的点滴

回忆冯定同志⁽¹⁾

我没有机会直接当冯定同志的学生，他的著作我也读得不多。但他一直是我崇敬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我第一次知道冯定同志是在50年前。1952年我在武汉大学上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校刊《新武大》的编辑工作，也协助党总支宣传委员(那时武大没有党委，只有党总支和党组)做一些与全校师生政治学习有关的具体工作。那时“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全校都在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大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可以说是一边倒，几乎都认为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论断只是就民主革命时期而言的，现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两面性，只有反动性的一面了。至于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更不可能有任何积极作用。当时武大的主要负责同志还发表过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说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惟利是图”和“虚伪性”之外就一无所有。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冯定同志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然有两面性，作了很细致的分析，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大不一样，与《学习》杂志上几篇文章的观点也不一样。这时学校领导告诉我们，说中央认为冯定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党在现阶段的政策。学校党总支决定把冯定同志的文章铅印出来作为学习资料供大家讨论。印刷校对的工作是我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做的。我还参加了整理学习反映的工作，所以印象颇深。我反复读了冯定同志的文章，初步领悟到一些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从那以后，冯定同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确立起来了。后来我又读过他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觉得这两本书说理透辟，通俗易懂，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见到冯定同志本人，是40年前的事。

1959年，中央宣传部门布置编写我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时的大背景是反修防修。许多省市委和高校都把编写教科书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集中了一批理论工作者专门做这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出了若干稿本。1960年春天，哲学界的一部分同志集中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对其中的6本书稿进行讨论，目的是集中6本书稿的优点，编成一本高质量的教科书。这6本书稿是“中央党校本”、“人民大学本”、“北大本”、“上海本”、“吉林本”和“湖北本”。讨论会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领导小组，由艾思奇同志任书记和组长。康生和陈伯达还到会听过汇报，讲过话。参加讨论会的同志除了当时哲学界有影响的老专家和中年专家以外，还有不少像我这样二三十岁的年轻同志。当时领导小组强调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会上的气氛也确实非常活跃。但那时正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反修的气氛甚浓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同志提意见的火气很旺，调门很高，一个劲地强调高举“三面红旗”，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总嫌几本书的革命性不够，批判的火力不足。在会上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李达同志和冯定同志。“湖北本”中李达同志执笔的一部分被批评为“机械反映论”、“旧唯物主义”;“北大本”中冯定同志执笔的一部分则被批评为“处世哲学”、“庸人哲学”。李达同志当时在武汉，没有直接听到那些过火的批评。冯定同志是亲自参加了会议的。在那些很不实事求是的批评面前，冯定同志在原则上没有让步，但他的发言完全是心平气和的说理，不但没有计较批评者的那些不妥的言辞，还肯定了年轻同志的热情和某些合理的意见。他那种以平等态度对待年轻同志的长者风范和谦和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多年不能忘记。艾思奇同志对会议的掌握是很有分寸的，对那些不恰当的批评都以正面的方式作了澄清。后来集中编成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主编)也没有采纳会上那些过火的意见。事隔多年，当时参加会议的年轻同志现在也都是老人了，我想大家回忆起来会有同样的感受。

1964年，《红旗》杂志突然发表了批判冯定同志的文章。那些批判文章有的长达十几页，说《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是“帮助资产阶级毒害青年的坏书”，是“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是“别有用心的”，是“十分反动的”等等，“调子”之高，用语之狠，与声讨敌人的口吻毫无二致。冯定同志的这两本书我是读过的，从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怎么现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如此“反动”的“坏书”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的背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批判冯定同志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大力进行”，但反正是感到一场暴风雨要来了。那时我和几位青年同志正在协助李达同志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我们清楚地知道李达同志对这种不讲道理的批判是十分反感的。当时有人出于保护李达同志的好意，通过武大党委负责同志给李达同志打招呼，要他“参加战斗”，写文章批判杨献珍同志和冯定同志;还说有一家外国电台不怀好意地说“中国的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沉默了”，李达同志如果不写批判文章会有不好的国际影响。但李达同志仍然坚决不参加。在连篇累牍的批判冯定同志和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中始终没有李达同志和他的学生们的文章。据我所知，李达同志与冯定同志的交往并不多，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当然也都在劫难逃。李达同志惨遭迫害去世了，冯定同志也受尽了磨难。(www.xing528.com)

1978年7月17日至24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在北京举行。那时同“两个凡是”的斗争非常激烈，局势也并不明朗，会议的名称都只好叫“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而不叫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我当时还处在半解放的状态，如果不是社会科学院两次发函指名邀请我到会作专题发言，我是不可能参加这个会的。但我毕竟去了，有机会同一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同志一起批评“两个凡是”。就在这次会上，我从北大的同志那里得知冯定同志在1964年以后受到的打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心情非常沉重。7月24日下午的闭幕式上，冯定同志是大会发言人之一。冯定同志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大家的情绪非常热烈。这时的冯定同志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在饱受摧残之后身体已经很衰弱，讲话很吃力，大家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掉泪。但他的观点很鲜明，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给到会的同志很大的鼓舞。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冯定同志，但也是最后一次了。

在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思想理论界经受了各式各样的考验。我以为其中最严峻的考验就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能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把握真理的能力和水平，尤其要有忠于人民事业的热忱和坚持真理的节操。没有“大丈夫精神”是很难做到的。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冯定同志以他的经历和地位更不可能不知道。他完全可以根据当时的“形势”修改他那两本代表作中那些不合时宜的论点。但他不肯这样做。他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真理负责，他决不迎合那些明知其为谬误的东西，即使受到打击也义无反顾。在我们的老前辈中，有这种精神的同志是不少的，冯定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在纪念冯定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一点。

【注释】

(1)原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探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