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文化素质的提升方法

努力提高武汉人的文化素质⁽¹⁾

美国《未来学家》今年6～7月刊登的麦金利·康文的《未来的大城市》一文列举了未来10大超级城市，其中中国的城市就列举了两个——武汉和上海。此文分析了武汉的优越条件，认为武汉成为未来的超级城市“有很大的机会”。我想这不是偶然的。省委在最近闭幕的七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武汉市在西部开发中发挥“龙头”作用。武汉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的要求，抓住我国“入世”的形势和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武汉市发展的战略构想(包括“十五”规划和2015年远期规划思路)。我非常振奋。我认为省委的决策和市委的构想是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的。武汉应该腾飞，也一定可以腾飞。

武汉要向超级城市迈进，在湖北起龙头作用，首先当然要抓经济，抓现代化的设施，抓硬条件。没有硬条件，一切都谈不上。市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基本点上，提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完全正确的。我不懂经济，只能就提高市民的思想文化(包括道德)素质的问题提一点意见，供参考。

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现代化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城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硬件设施再好，人的思想文化素质不高还是不行。我到过不少发达国家的城市，包括超级城市。首先使我注意的倒不是它们的先进设施，而是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我决不是说发达国家的人素质都高。事实上它们那里污七八糟的事也常有，暴力、犯罪、吸毒、卖淫、赌博、乞丐等等，什么怪事都有。但是从大多数人看，从市民的总体看，素质是比较高的。比如它们的大多数人的法制观念、遵守公共秩序的观念、尊重他人的观念、自我约束的观念、文明礼貌的观念就比较强，几乎成了普遍的社会规范，违反规范的人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的。我第一次到美国，一方面亲眼看到8次乞丐要饭的事，有一个中年人在旧金山的大街上拣垃圾袋里的蛋糕吃，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可是也看到一些事使我很受触动。举几个小例子:我们在华盛顿参观白宫的时候排队的人很多，没有一个插队的，进去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在银行里排队用磁卡取钱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都很自觉地保持差不多半公尺的距离，为的是不看人家取钱的情况。公共汽车上没有售票员，乘客都自觉地买票。有一次一辆公共汽车本来要开了，司机看到一位残疾人坐着轮椅来了，就等他上车坐好了才开(车上有残疾人的专座)。对孕妇、老人和小孩大家都会自觉地照顾。街上的无人售报站很多，买报纸的人都自觉地付钱。在商店里售货员都非常有礼貌，整个商店也非常安静，没有大吵大闹的广播，说话也是轻声的，为的是不妨碍别人。走路时如果有一个在你后面的人要走到你前面去，通常他都会对你说一声“Excuse me!”。你要找人问路，通常都会遇到很热情的回答，有一次一位中年人还掏出笔给我画了个示意图。在纽约，除了地铁被人涂画得五颜六色以外，别的建筑物上都是干干净净的。人们的礼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频率非常高。像“对不起”、“谢谢”、“请原谅”之类的话一天不知道听到多少次。连几岁的小孩买爆玉米也会说:“Popecorn，please．”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的许多旅游点，游人很多，无论大人小孩没有往地上扔果皮纸屑的。这些小事积累起来就体现了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文明。这与国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人民对现代公共生活的规范的要求，是人民素质比较高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些大城市即使硬件设施再好也成不了合格的现代化城市，更不用说超级城市了。

我们的城市在硬件设施诸如国际机场、市内交通、现代通讯、环境绿化等等方面与国外大城市的差距很大，这是一望而知的事。可是思想文化素质方面的差距却往往容易被忽视，因为这好像是“软”条件。拿宾馆和商店来说，我们有些宾馆和商店的硬条件倒未必比国外的差多少，可是在“软”条件方面就显得差多了。我们有一个大城市有一个很有名的饭店，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设计大师设计的。可是人们议论说它是“一流的设计，二流的建筑，三流的服务”，并不怎么受欢迎。这里面当然有管理问题，但是管理问题说到底也还是人的素质问题。我觉得我们武汉似乎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最近《光明日报》(8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武汉人塑造新形象》。对武汉和武汉人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得很好。当然，“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这种说法并不很科学，因为各地都有各具特点的人，并不是一个地方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但是长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会使一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形成某种共同气质、风格和习惯，大概也是事实。这也许可以叫“省风”、“市风”吧。这篇文章说武汉人的优点是“聪明、热情、果敢、求新”;缺点是“语言欠文明，行为少规范，交往乏宽容，修养缺风范”。我看说得大致不差。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武汉人要“知耻而后勇”(孔子的话是“知耻近乎勇”，意思一样)，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下决心改正。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从小到老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武汉，武汉是我的故乡，我深爱着武汉。但我不得不承认，外地人对武汉和武汉人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在外面很少听到说武汉如何如何好的话。连武汉人自己好像也有点看不起自己。我常常不服气，但是冷静地想一想，这里面固然有些是误解甚至是偏见，但也不好说人家的看法都是错的。比如“语言欠文明”这一条就相当突出。其中最令人不堪的就是“汉骂”。脏话、粗话之“丰富”在全国城市中是罕见的，“普及”的程度之高也是少有的。更糟糕的是这些脏话粗话不仅在吵架骂人的时候用，而且在友好交谈的时候也用，成了语言的附加成分，有的人似乎不带这些“渣滓”就不会说话似的。前几年我有次由武汉去广州，在飞机上见到四五位说武汉话的年轻人，衣着很“新潮”，手里玩着“大哥大”，自以为“层次”还挺高的。他们从上飞机一直谈到下飞机，嗓门特大，旁若无人，每句话都带一串一串的“渣滓”，下飞机时还吹着口哨。有的乘客和空中小姐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他们，他们还一脸的得意之状。我感到愤怒。这样的“武汉人”配做现代化大城市的市民吗?十多天前我和老伴到武汉的一家大商场去看电器，那个柜台有五位年轻的售货员，他们正在那里打打闹闹，用脏话互相开玩笑，不理睬顾客。我和老伴看不下去了，才提醒他们，说你们这样不合适，与这么大的现代化商场不相称。他们接受了批评，没有跟我们争吵，这算不错的了。但这样的素质怎么能适应现代化城市的需要呢?至于另外三条，我看《光明日报》的文章也概括得不错，都是我们武汉人的大缺点。此外，我觉得似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缺乏百折不挠的韧劲，缺乏长远的眼光，缺乏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容易在一时的小成功面前止步。拿产品和服务来说吧，武汉人往往不是靠高质量的产品、高水平的服务在市场上取得人们的信任，然后又以不断的努力继续提高质量和水平，使自己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而是用一些小聪明、小技巧(用武汉话来说，就是所谓“巧板眼”)来赢得一时的成功，小有所获就满足了，接着就退步了，落后了，销声匿迹了，似乎丢了信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人说武汉的名牌坚持不了一两年就没有了。这不完全是俏皮话，它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曾经在武汉出过名的香烟、白酒、酱油、空调、洗衣机等等，这些名牌现在都不见了。更令人感慨的是一些老名牌，比如武汉的豆皮、汤包、热干面之类，质量也大不如以前了。前些时我的学生带着女儿从广州来，慕武汉豆皮之名，我们陪她们到最有名的豆皮店去品尝了一次，大失所望，人家很难理解这样的食品怎么会出名。我们只好解释说以前的确实好，至于现在为什么不好就无法解释了。这些东西并不需要什么高新技术，甚至也不需要不断革新，保持原有的质量就够了。肯德基炸鸡、麦当劳不也就是小吃吗?它们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性的产业，长盛不衰呢?无非是把质量看得特别重要而已。这些事情虽小，但是反映了武汉人精神方面的一个大问题、大缺点。(www.xing528.com)

这些“软”毛病很可怕。因为它不像“硬”毛病那样容易被发现、被重视，即使发现了、重视了，治疗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可是这“软”毛病不治好必定会带来“硬”结果，严重阻碍武汉向超级城市迈进。试想，如果我们现在就在街上设无人售报站，行得通吗?

提高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它涉及一代人风，至少不比物质文明建设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最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是说要从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要求出发，提出战略规划。小处着手是说要从非常具体的事抓起，一点一滴地抓，坚持不懈地抓，日积月累，逐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舆论，形成规范。比如解决语言不文明的问题，从幼儿园的孩子抓起，一直抓到成年人。对孩子就要教他们习惯尊重人，习惯讲礼貌，学会说“谢谢”、“对不起”、“请”，让他们从小就以说脏话粗话为耻。等到有一天说脏话粗话的人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不起，文明礼貌的语言蔚然成风，这问题就算解决了。遵守公共秩序的问题、保护环境的问题等等也同此道理。制定强制性的规章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处罚措施也不可缺少。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一点一滴的教育，靠党和政府启发群众的自觉性。现在市委、市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很好的措施，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这个问题抓好了，许多问题解决起来就顺畅得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翅膀都有力了，以武汉市的条件和现在的机遇，还愁飞不起来吗?

【注释】

(1)本文是作者1997年7月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