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考证：方言学堂确为最早前身

武汉大学百年校史考⁽¹⁾

经考证，武汉大学的校史应从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算起。理由如下:

一、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

(一)方言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此点从无异议

(1)国立武汉大学1928年定名后，学校每年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和历届毕业生纪念册中“沿革概要”或“校史概略”，均将方言学堂列为本校沿革之内。如第十六届毕业生纪念册“校史”栏中记述:“民国二年教育部即其处(指方言学堂)建立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而规模少宏远矣。”

(2)1946年12月4日《武汉日报》载，武汉大学代校长刘秉麟在12月2日举行的“国立武汉大学三十五年度新生训练周”讲话中明确指出:“武大的前身最早为湖北方言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民国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始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定名国立武汉大学后的首任校长(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一贯认为武大的最早前身是方言学堂。1978年他在台湾寓所回答来访者时仍说:“武汉大学的前身，你们想必都已知道，最早是由方言学堂，而武昌高师，而师范大学，而武昌大学，然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址在原来武昌城内阅马场旁的东厂口。”

(二)方言学堂即是自强学堂的直接继续，此点亦毫无疑问

(1)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请奖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员教员折》中称:“至方言学堂，先名自强学堂，开办最早，后经迁移，始定今名。”又称:“惟方言学堂原名自强学堂，开办远在定章之前。”

(2)武昌高师校长(两湖书院毕业生)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称:“方言学堂，就自强学堂改设……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宗旨。”

(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5月出版的苏云峰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写道:“自强学堂设于光绪十九年十月，讲授西学，二十二年起偏重西语，迄廿八年，才正式改名为方言学堂。”

可见，方言学堂之为武汉大学的前身，实为举世共知的事实。自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以来，从首任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到现在的历任武大负责人，从当年到现在的所有本校文件，海内外数以万计的校友，以及海内外的有关专著，从未有否认或怀疑武汉大学的前身为方言学堂者。而方言学堂又是由自强学堂“改设”、“改名”而来，二者本为一体。故武汉大学的最早前身是自强学堂，是断无疑义的。

二、自强学堂是“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学堂

自强学堂不是完全意义的“高等学堂”或“大学堂”，亦未冠以“高等学堂”或“大学堂”之名，但却是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的学堂。

1．由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于1904年1月上奏并很快得到清廷认可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共二十多个文件)中，有《各学堂奖励章程》的文件。这个章程中有“京师译学馆、外省方言学堂毕业奖励”条。此条中规定:“五年毕业，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而所学系交涉事务，年限亦较多。考列最优者，作为举人出身，内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外以直隶州分省尽先补用，升入大学堂分科大学，或咨送出洋肄业。”自强学堂及改名后的方言学堂正是“五年毕业”、“所学系交涉事务”、“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

2．自强学堂的宗旨在于培养高级人才。张之洞在《设立自强学堂片》(1893年)中明确宣布该学堂的宗旨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次年，他在《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中又说:“本部堂意在造就通材，所期远大，欲使学者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则可深窥立法之本源，并可曲阐旁通之新义，既不必读辗转传翻之书，致得粗而遗精，亦不至墨守西师一人之说，免致所知之有限。将来学成以后，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功用甚宏，实基于此。”1896年他在《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中又说:“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字之意，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期共济时艰，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可见，自强学堂的培养目标一开始就决不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专科生”那样的中级人才，也不是只能当翻译的人才，而是“融贯中西，精研器数”，“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上备国家任使”的“志士”和“通材”，即高级人才。如无相当于高等学堂的水平，是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高级人才的。

3．自强学堂的教师多为知名学者。自强学堂开办初期即有18名教习。10名汉教习中已查明经历者7人均为候补知县。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及其胞弟华世芳曾在此任教多年(自强学堂曾将华蘅芳的教学研究成果刊印成《算草丛存》)。著名英国文学专家辜鸿铭在此教授英语。郑毓英、许寿仁、杨本适等亦为知名学者。8名洋教习中，骆丙生(H．H．Robinson)为牛津大学硕士，其他亦均有较高学历或较多著述。此外，还聘请了留学归来的陈毅、胡钧、李继膺等人任教。这样的教师队伍，其水平比之大学教师的水平是毫不逊色的。(www.xing528.com)

4．自强学堂的毕业生多担负重要工作。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廿八日的奏折中称:“至方言学堂第一班学生尚在四年级，未届毕生之期。其前在自强学堂之旧学生曾经两次考试毕业率皆分往各省，或任教习，或充翻译，并办理厂局商务各事。现在湖北及因事回省者止三十名，其肄业年限多在五年以上。”据苏云峰统计，自强、方言毕业生在湖北各学堂任教者即有29人，其中有些担任监学、教务长。

5．自强学堂实行分门教学的体制，在全国起了示范带头作用。自强学堂一开办就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科)，每科又分斋(班)授课。这是仿照西方高等学校的体制(“门”即Department，今称“系”)，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体制。这一突出特点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学堂，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重视和赞扬。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1896年6月12日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建议时，就指出:“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堂(按:指自强学堂)外，其余诸学堂，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在李端棻看来，自强学堂的学业分斋院、生徒重门的做法，是一切学堂(包括京师的同文馆)均应仿效的模范。事实上，自此以后，许多学堂“均仿自强学堂成法”，实行分科教学了。这一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忽视的。

6．自强学堂的成就与水平，得到了许多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清史稿》认为:“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8年第3期载:“湖北办新式高等学堂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公历11月29日)开办之自强学堂。”《武汉市志·教育志》认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为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之始。”

以上材料表明:自强学堂虽然尚不具备如后来的京师大学堂那样大的规模和完备程度，亦无“大学堂”或“高等学堂”的名称，但无论从培养目标、教师水平、教学体制、毕业生去向、社会影响以及对推广新式学堂的带头作用来看，它确是一所高等教育层次的学堂，即如清政府批准颁行的《各学堂奖励章程》中所说的“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学堂。它与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上海南洋公学(1897年)是同一层次的学堂。

三、武汉大学校史应从自强学堂开办之时(1893年)算起

武汉大学校史从自强学堂开办之时(1893年)算起，是既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又符合国际国内的通例的。

1．按国际通例，许多著名的大学计算校史时作为始点的学校不一定是“高等学校”。仅举一例:美国的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第一流大学，但它的历史是由纽敦(后根据一些重要移民的母校名称改为剑桥)的一所“学院”开始的。1638年夏天开学时只有一名教师、一所木板房子和一个“校院”，全部“课程”只有神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哈佛大学”条释文)，但哈佛大学的校史却是从1636年算起的(比1638年该“校院”开学还早两年)，全世界都承认哈佛大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他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等等的情况，毋庸一一赘述。

2．按国内通例，现在国家教委直属的重点院校计算校史作为始点的学校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高等学堂”或“大学堂”，例如，天津的中西学堂(1895年)和上海的南洋公学(1897年)当时亦无“大学堂”、“高等学堂”或“高等学校”之名;在1934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是与湖北的自强学堂并列在“含有专门性质之学堂”的表内的，分明是同一层次的学堂。但这并不妨碍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史从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算起。北京的清华学堂(1911年)是用“庚款”的退还部分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浙江的求是书院(1897年)是一所“当时学制未定”、“尚存书院旧习”的学堂，都不是“大学堂”、“高等学堂”或“高等学校”，但也不妨碍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校史从清华学堂和求是书院算起。

上述这种国际国内普遍认可的算法，我们认为是符合历史主义原则的，是合理的。现代高校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较长的高校，其前身(特别是最早的前身)往往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体制不完备，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因此而否认它是现代高校的前身，将它排除于校史之外，那就是割断历史。武汉大学校史是从自强学堂开办之日算起，不过是遵循国际国内早已公认的合理通例而已。

更何况自强学堂的办学宗旨和实际水平已与高等学堂相当，对推广新式高等学堂又起过带头作用，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以它作为武汉大学校史的始点就更是合情合理了。

总之，校史论证是极为严肃的工作，必须依据确凿的史实和国际国内公认的标准，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既不人为地“拉长”校史，也不人为地切断校史。

根据以上论证，我们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校史应从1893年自强学堂开办之日算起，今年应是武汉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过去与此相异的算法，应据此订正。

【注释】

(1)此文即《关于武汉大学校史应从源北自强学堂开办之时算起的论证报告》，由陶德麟根据武汉大学档案馆徐正榜等同志多年研究提供的材料写成。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署名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