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好书的文风说起-陶德麟文集

从一本好书的文风说起⁽¹⁾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撰写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一书最近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篇幅简短，论述集中;概念清晰，分析中肯;逻辑严密，条理分明;语言明快，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它的清新的文风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文风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整风运动，就把文风列为必须整顿的“三风”之一。他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²⁾“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³⁾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他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作了刻画入微的揭露和淋漓尽致的批评，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如果没有健康的文风，新的思想就没有合理的表达形式，就很难有效地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新思想、新理论，引导大家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可是，现在的某些理论文章的文风恰恰有不少问题。党八股(还有洋八股)的某些特征，在一些文章里又有新的表现。例如，有的文章冗长拖沓，空话、套话、废话连篇，形容词和副词层出不穷，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偏要叠床架屋地说上几十句。有的文章概念不清晰，分析不周密，推理不合逻辑，论断不恰当，甚至有结论而无论证。有的文章不联系实际，不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只作空洞的概念推演，没有实证材料，也没有例证和比喻，烦琐枯燥，味同嚼蜡。有的文章故作高深，刻意晦涩，佶屈聱牙，玄之又玄，不是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而是把不太复杂的道理讲糊涂。这样的文章看了令人头痛，干部群众很不欢迎。虽然连篇累牍，宣传效果却几乎等于零，甚至等于负数——坏了理论的名声，倒了读者的胃口。这样的文风是一种疾病，现在是该治疗的时候了。

上述种种症状，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平庸乏味，一类是艰深晦涩。考其病因，恐怕是作者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作宣传，就是把别人还不理解或者还不大理解的东西告诉别人，求得别人的理解和认同。一篇文章别人不想看，看不懂，勉强看了也没有收获，这文章不是白写了吗?

前一类文章并不难懂，可是信息量极小，讲的都是大家熟知的东西，甚至是听腻了的东西，说了等于没说;语言也是陈词滥调，没有几句自己的新话。韩愈提倡“唯陈言之务去”，而这种文章恰恰是“陈言”的排列组合，即使读者句句都能看懂，看了也一无所获，浪费时间而已。当然，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知识储备，不同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的要求，不可一概而论。某些读者熟知的东西，另一些读者可能还需要学习。1+1=2对初学数学的孩子还是非讲不可的，不能因为求“新”而硬说1+1=3。有些公认的名词术语和规范的表述方式也不能当作“陈言”而随意改变。这个界限读者是不难划清的。

后一类文章可就难懂了。这难懂，如果是由于读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那不能怪作者。这里说的是另一种难懂，那就是文章讲的道理本来是读者有能力理解的，可是作者讲得艰深晦涩，云遮雾障，让人不知所云。这使人想起苏轼晚年给他的朋友谢举廉的一封信。他在信里批评了汉代的扬雄(就是那位写过《太玄》、《法言》的扬子云)，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扬雄是不是确有这个毛病，可以存而不论;但苏轼指出的毛病在某些人身上存在，却是事实。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说(“正言之”)，而要劳神费力地堆砌一些“艰深之辞”呢?无非是为了“文浅易之说”;倘用“普通话”说出来，不过是“人人知之”的道理，并没有那么神乎其神，“浅易”就露馅了。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还有些文章特别热衷于生硬地搬运外国名词和句式，读起来好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这又使人想起黑格尔的话。他在致J．H．沃斯的信里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⁴⁾黑格尔力求用他的本国语言讲哲学，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本国语言写理论文章呢?如果是为了“在语言上貌似深奥”，那就很不可取了。毫无疑问，为了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有选择地吸收外国词汇和表达方式完全必要，正如有选择地吸收中国古文的有用成分完全必要一样。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更加无可置疑。但吸收什么，如何吸收，却应该视需要和可能而定，而且要使它们融入本国语言的体系，不能脱离本国语言的基本格局，把中国话变成了“洋话”。有的读者讽刺说，现在有些文章比古文和外文难懂得多，究竟算不算中国的白话文?

有的人看不起通俗易懂的文章，认为很容易写。这是一大误解。孔夫子说:“辞，达而已矣。”这“达”字谈何容易!还是苏轼说得好:“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把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明白晓畅，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引人入胜，没有深厚的功力是做不到的。“深入浅出”才是真功夫。相反，故作高深，“浅入深出”，倒往往是功力不够的表现。当然，文章好不好主要看内容，单凭通俗易懂也未必就是好文章。但有了好的内容，就应该力求通俗易懂，不使文字成为读者理解的障碍。(www.xing528.com)

通俗易懂会不会妨碍科学性和准确性?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有的人把通俗和庸俗混为一谈，过去也确实出现过为了追求“通俗易懂”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的偏差，这个教训应该吸取，但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主张的通俗易懂不是没有前提的，这前提就是不损害理论的科学性和论述的准确性。这是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我就是靠这本书走进哲学之门的。我的同龄人中有不少同志也是这样。这本书所以能对我们起那么大的启蒙作用，就是因为它比较成功地做到了通俗易懂。当然，通俗易懂也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分别不同的层次，而不把一种模式绝对化。不能要求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模仿《大众哲学》的写法。但是《大众哲学》毕竟是成功的范例之一。《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这本书，继承了《大众哲学》的优点而又有新的发展，把十六大精神讲活了。它将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并对改进文风起促进作用。

【注释】

(1)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理论周刊》。

(2)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3)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4)黑格尔:《致J．H．沃斯的信》。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