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汲取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精华

正确汲取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精华⁽¹⁾

左亚文同志的这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而成的专著。亚文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也有相当的根柢。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思考着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问题。这本来是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但亚文思考的角度有他的特点。据我的了解，他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高昂的激情，与他反思我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有关，也与他关注当代世界的主题和人类今后的命运有关。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某些重大失误，以及当前世界的纷争动荡，与人类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有深层的联系。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思想对匡正这种片面性有极大的作用。因此，批判地吸取中国哲学的和合思想以充实唯物辩证法，将能补救人们思维方式的偏颇，以及对唯物辩证法传统理解的缺失。后来他从张立文教授倡导的和合学著作中受到很多启发，更坚定了他已有的想法，并认为和合思想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征，是中华民族的思想之根;正是这一点对建构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决定以和合思想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为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我听取了他的想法后支持了他的选择，同时也深感撰写此文之不易。我觉得，要说透这个大问题，仅凭善良的动机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一系列的难题。在论文的开题报告会上，我们专业的老师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我同他个别讨论时也多次向他提出种种诘难、追问和反驳，他都能虚心听取，并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应。在思想碰撞中，他对必须解决的难题有了自己的合理解答，他的学术境界愈益提升，理论思路愈益缜密，文字表述也愈益融贯，终于形成了一篇持之有故、见解不凡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得到了专家的好评。出版之前，他又投入了大量精力，一丝不苟地增删润色，力求精审，其中的艰辛是非同寻常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此书的由来。

我以为，亚文此书较好地回答了许多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这里我只谈这样几点:

第一，唯物辩证法有没有当代形态?如果有，应该如何建构?应该从哪些方面寻找思想源泉?无论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有多少分歧，人们都认为唯物辩证法必须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变化必然引起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唯物辩证法应该有它的当代形态。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至于它的当代形态是什么，那是有待人们去研究、去建构的问题。如何建构?从哪里去吸取思想源泉?人们的目光总是倾注于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的实践和科学所提供的新材料、新思想。这是理所当然的。把这一方面作为建构唯物辩证法当代形态的主要途径也完全正确。但是，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前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建构唯物辩证法当代形态的源泉之一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未必一致了。有的学者或隐或显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造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已经科学地总结了以往思想史上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些积极成果已经包蕴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之中，反复咀嚼这些老成果也不会给唯物辩证法增添实质上的新内容，对建构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并无实际意义。亚文此书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也认为这种看法大可商榷。任何思想当然都是时代的产物，但只要是有价值的思想，它的意义必定不限于产生它的时代。后世的人们从自己时代的视角来解读它们，就可能开掘出前所未见的新意义。重读过去也是创新的途径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度概括前人的思想成果的，我们今天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重新概括他们概括过的东西，得到的就不限于已有的结论，还会有前所未知的新结论，从而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忽视这一方面，就会丢失建构唯物辩证法当代形态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那无疑是不正确的。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能不能成为建构唯物辩证法当代形态的思想源泉?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至今还可以作为建构唯物辩证法当代形态的思想源泉是认可的，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作用则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没有“血缘”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本来就几乎没有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况且它又是没有受过近代西方科学洗礼的朴素形态的东西，在理论层次上没有达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水平，更远没有达到科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的水平。我们至多只能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摘取某些命题来印证唯物辩证法的普适性，至于从中吸取什么重要思想以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是不大可能的。这种看法我以为也未能得实。诚然，唯物辩证法总结的人类认识史主要是西方认识史，然而中国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反映的是同一世界的规律，除了各自的特殊性还有普遍性，并非不相干的东西。唯物辩证法概括的普遍规律也包括了中国辩证法反映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辩证法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来源。我们今天以现代眼光对中国辩证法重新解读后，就可能发现蕴涵其中而未被前人察知的当代意义。这种新的认识将同当代科学的新发现一样，为唯物辩证法注入新的血液。而这是非同小可的。正如列宁说过的，辩证法是多方面的没有片面性的发展学说。它是通过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表述的有机的理论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其中的每一方面又都可以有认识深浅的不同，发挥详略的差异，表述精粗的区别，但都不失为辩证法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亚文此书特别看重的中国辩证法中的和合思想，无疑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辩证法是在中国这块巨大的东方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它经过中华民族历代哲人的艰苦探索和长期积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确实代表了一种有远见卓识的东方智慧，在某些方面达到的高度为西方古代辩证法所不及，也为西方近代哲学所不及，它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思想宝库作出的独特贡献，理应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应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之外。当然，中国辩证法也有不及西方哲学之处。它毕竟没有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还不是科学形态的理论。一切朴素形态的辩证法的弱点，它也难免。在整体层次上，它低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因此，就其现成形态而言，它还不能直接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组成部分，更不能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这就需要首先对它作出当代的阐释，赋予它当代的意义，然后才能吸收到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之中。我们既不能无视或低估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意义，也不能把它的意义人为地无限拔高，似乎它囊括了人类的一切最高智慧，比唯物辩证法的水平还高。亚文此书注意了这两种辩证法的定位，我以为是合适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中国化?是否可能中国化?如何实现中国化?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都是无可回避的问题。八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建设史和中国思想发展史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人们在理论认识上似乎还不尽一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经验。但是，要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离开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种结合不是外在的结合，而是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相对恒定的一贯精神的内在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能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生根，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亚文此书正是在为这一伟大工程增砖添瓦。它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亚文此书也是满怀着对当今世界形势和人类前途的忧患感而作的。当今世界面貌的巨大变化完全出乎一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人们的预料。但是，阶级、国家、民族、地区、宗教等等的矛盾并未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而消失，反而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敌意和杀机仍然占据着许多人的心灵。人类拥有的科学手段足以将人类自身毁灭无余。诚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这也并非人类“良知”启示的结果，而是力量制衡的结果。我不相信那些以掠夺和扩张为生存目的的利益集团、那些霸权主义者们会因为受到和合思想的启示而良心发现，改变“思维方式”，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顾全大局，翻然悔悟，改弦更张，放弃私利的追逐而致力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也不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的会成为当今全人类一体遵循的“黄金原则”(倘真能如此，那就不仅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是“一句《论语》治全球”了)。坦率地说，我不相信和合思想有这么大的神力。但是，我丝毫不贬低和合思想的价值。这是因为，被科学地阐释了的和合思想毕竟对世界大多数人有启示作用，有助于帮助大多数人意识到人类根本利益的要求，着眼于长远和未来，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也知道应该怎么抑制那些陷人类于毁灭之中的贪婪狂悖的行为。这比宣传“仇必仇到底”终究要明智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和合思想的当代价值正在于此，亚文此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www.xing528.com)

亚文此书的论述是力求准确的。例如，他在批评“斗争哲学”的时候，并没有把和合思想解释成“无斗争的哲学”。相反，他仍然如实地阐明了斗争在发展中的作用。此书的文字也准确生动，读来令人有娓娓而谈，议论风生之感。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能兼顾诸多方面是颇为不易，很见功力的。

看到这本力作的出版，我同作者一道高兴。我相信此书会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2002年12月29日

【注释】

(1)左亚文著《和合思想的当代诠释——唯物辩证法与东方智慧的对话》一书序，此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