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仅仅用了八十年的时间,就把濒于沦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岿然独立于世界的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自1840年开始的八十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的救亡图存没有出路。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从1921年开始的八十年的历史又证明,有了马克思主义而不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作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只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想工具,并不提供实际问题的具体结论;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又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的论断,未必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因此,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教条主义只能导致失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艰苦的独立探索,形成中国自己的一整套纲领、路线、战略、策略、方针、政策,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走向解放之路的最根本的经验。这是历史的结论。
然而这种“结合”是非常艰难的事业。我们在“结合”的过程中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关键的难点就在于对“中国实际”的准确把握。“中国实际”当然包括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的文化)诸方面的全部属性(共性和个性),说到底就是广义的中国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各民族在其世代相传的历史发展长途中创造和积淀起来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体现民族特征、支配民族走向的最深层的力量。任何外来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无论如何强大,如何先进,如果不与本民族的特征结合、嫁接、融会,以至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是不可能在本民族生根、存活,更不可能发扬光大的。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就已成为事实,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更与传统中国文化激烈冲突,迫使人们判断和抉择。于是优劣之争、去取之争、体用之争弥漫朝野,与救亡图存息息相关。20世纪前半叶的中西文化论战,已上升到哲学层面,出现了文化哲学。但这些讨论和争议大都建立在中西文化截然对立的认识基础上,抑扬褒贬,各有所偏,拘于一隅,很少着眼于中西文化的契合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有不少人断言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继续。这种论断在许多人士中颇有市场也不为无因;因为马克思主义这种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土壤的学说如何可能在中国这个具有不同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里生根,确实是一个绝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因为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把普遍与特殊统一了起来,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没有对文化发生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这个意义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的关键正在于此。
但是,事情并没有终结。时代在发展,我们在新世纪面对的是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国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国际风云变幻多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趋势下,我们不仅要继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且要处理好世界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既海纳百川而又不失本位,既走向世界又弘扬民族特色,是摆在我们目前的历史性的大课题。在这种形势下,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把文化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作系统的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有当代内涵的文化哲学,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哲学再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论著,是势所必至的。
何萍同志是我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值中国学术界开展文化问题的讨论。受到这场讨论的影响,她开始研究文化哲学。她的博士论文《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就是专门研究文化哲学的认识论问题的。198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她进一步研究了文化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出版了《生存与评价》一书;同时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现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就是她近16年来潜心研究的总结和发展。与《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生存与评价》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又前进了一步:第一,对文化哲学的传统作了理论的清理,提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突出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了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性质和特点、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妇女与家庭问题等等。当然,书中对这些问题还仅仅是从宏观上提出了论证,还需要从微观上作更深入更缜密的探讨;但书中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哲学的提炼,把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深化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无论对于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还是以创新的精神深入开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都是有益的。我希望作者继续发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虚心听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把文化哲学的研究做得更好。(www.xing528.com)
2001年10月26日
【注释】
(1)何萍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一书序。该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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