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刘嵘教授指导)的基础上补充润色而成的学术专著。今年6月,我有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凤岐研究员一道到中山大学去参加过这篇博士论文的答辩,因而较早地通读过全文。当时我就和其他答辩委员一致认为这是一篇运用邓小平理论探索当代重大问题的优秀博士论文,建议略作修改后尽快出版。现在看到的清样,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我认为它是一部意义重大、内容宏富、体系严密、见解深刻、文字流畅的力作。
作者选定这样一个课题就需要有关注祖国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满腔热忱,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本书论述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作过一系列的原则性论述,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性质非常复杂,既无现成的经典可引,又无成功的他国经验可援,我国自己的实践经验又还远没有积累到十分丰富的程度,因而面对每日每时的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人们思想上出现很多困惑和混乱是很自然的。理论和实践的契合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本书引用的人们所谓“说得通行不通,行得通说不通”的议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领域的客观实际。这种状况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真正把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说通”。这种状况在一定时间里是难免的,但如果长期不改变,显然不利于12亿中国人民沿着正确方向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弄得不好还可能发生大的失误和偏差,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种后果往往比经济上的失误造成的后果影响还要深远,还要难于弥补。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说通”这个大问题,把“说”和“行”切实地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责任感、使命感的理论工作者是会以高昂的激情关注这个问题的。我以为本书的作者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然而要从理论上“说通”这个问题,谈何容易?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一定的意义上,文化问题比政治和经济问题更复杂,更具综合性,影响更深远,它的内外联系由于众多因素的扰动和遮蔽而更难清晰地把握。脱离实际的高玄之论和就事论事的琐屑之谈都不能“说通”问题,无补于事。本书的作者走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务实求新的路。这是一条满布荆榛的崎岖小路,然而是通向科学、发现真理的惟一的路。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背负行囊挥着汗水蹒跚前进的身影,看到他一串深深的足印。
要探索这样困难的问题,仅有激情当然还不够,还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那就是探索者本人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作者在这两方面也具有优势。他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训练,又比较广博地掌握了相关的多学科的知识,有融会贯通的能力。他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类群众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他又是一个细心体察情况,善于抓住事物症结的人。本书论述的问题和见解,都是他在胸中酝酿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这个总题目就是他从亲身接触的大量问题中概括出来的。此外,仅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也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作者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他的求新是以求实求真为基础的。他力求把理论和实践、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实证和推演有机地统一起来,几乎对每一个论及的问题都以最大的努力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论证。他不“绕开”问题,不用一些涵义不清的光怪陆离的词语来“滑过”问题,给人以似乎“解决”了问题的假象,也不用一些大而无当、说了等于不说的空论和高调来蒙混过关,他敢于直面现实,把问题的要害尖锐地揭示出来,然后穷追不舍地加以探究,从基本概念的定义到历史演变的轨迹,从问题的外部表现到内部联系,从理论的阐释到实践的对策,都作出了尽可能细致的分析,务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应有的本色。在浮躁之风颇炽的今天,坚持这样的学风确实难能可贵。正因为本书始终贯串着这种精神,所以在许多问题上新意迭出,给人以深深的启迪。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什么性质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非社会主义的文化有何区别?与社会主义的其他阶段的文化有何区别?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什么关系?应当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吸取什么,摈弃什么,怎样吸取,怎样摈弃?如何看待和处理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如何把人类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分按现代化的要求加以提升,并整合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整体?这种文化应当怎样建构?21世纪中国文化的形态、模式和发展战略应当是怎样的?如此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笼统地说一些一般的道理也并不十分困难,但要联系实际作出深刻的剖析和严密的理论概括却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而作者恰好把气力投放在这种最困难的工作上。应当说,作者的辛苦耕耘得到了应有的收获。
本书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优点,那就是文字的清新流畅,准确生动。我认为文风并非小事,而是与学风密不可分的大事。深入浅出——以明晰的语句说清繁难的道理,才是高手。而浅入深出——以晦涩的文字装点贫乏的思想,很难说是严肃的学者。本书在这一方面也起了力矫时弊的作用。(www.xing528.com)
我并不认为本书已经说清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全部问题,有些问题的分析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但是,只要想到这个问题的实践还方在开始,理论探索也还刚刚起步,就不能不对作者在本书中达到的成就表示钦佩了。这是作者艰苦研究的结果,也是刘嵘教授正确指导的结果。我从本书中得到了很多教益,相信广大读者也会对这本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作出应有的评价。
1999年11月10日
【注释】
(1)于幼军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一书序,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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