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宝贵思想遗产(1)
左亚文、陶笑眉同志合著的这本书是左亚文同志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付梓之际,我遵作者之嘱在前面说几句话。
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不够重视的。虽然专业理论工作者对此有所研究和论述,但现在看来理解的深度远远不够,对它的意义的估计非常不足,这些思想对我国实际生活的影响更是十分微弱。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面的经验还没有充分积累,他还来不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如同邓小平理论那样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他在艰苦探索中敏锐地觉察到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意义和深刻地论述到的许多宝贵思想的价值还未能被后来的实践所充分显示;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在“左”的思想指导的时期根本不可能重视列宁的这些思想,更说不上意识到他的思想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关系。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之后,回顾当年苏俄建设初期的情况,就不能不感到列宁当年面临的问题与我们遇到的问题有许多类似之处,不能不感到列宁晚年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有许多契合之处,对我们有极可宝贵的借鉴意义。至于苏联在列宁逝世60多年后的解体,与列宁无关,当然丝毫无损于列宁思想的价值。因此,重新审视列宁的晚年思想,并把它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联系起来考虑,就很自然地成为我国理论界许多同志关注的课题了。
列宁是一位把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高度统一起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并引出符合情况的结论,而决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情况下的具体论断。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决不当作教条。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和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实就是范例。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与马恩当年预计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情况又是极其不同的。列宁所处的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而是小生产成了汪洋大海的国家;不是生产力和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而是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经典”可查,也没有成例可援的。照搬书本根本行不通,惟一的出路只能是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形成理论,指导行动。在短短的几年里,在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干扰和贫穷饥饿的威胁作斗争的同时,列宁领导党和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摸索前进中,党犯过错误。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公开地承认错误,迅速地、坚决地纠正错误,从错误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思想,例如必须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必须谨慎地对待现存的小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利用外资;必须培养大批科学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必须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有价值的东西,决不能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必须尽快地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必须缩减开支以增加教育经费;必须把人民教师提到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并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必须同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等等。这些思想实际上正在形成一个科学体系,本书作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有根据的。这对列宁本人来说是思想的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来说是全新的贡献和重大的发展,对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宝贵的遗产,对我们中国当前的改革来说更是极有启发意义的教材。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当然是不断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但是,研究别国的经验也不可少;其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它初期的经验尤其有特殊的意义。解剖和考察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最初几年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列宁为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所经历的思想历程,他设计的蓝图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将大有助于加深理解我们当前改革的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更自觉更坚定地投身于这场改革。为什么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航船触礁沉没了,而我们却能乘风破浪,扬帆前进?当我们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时候,列宁晚年的思想是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的。(www.xing528.com)
本书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下了切实的工夫的。他们占有翔实的材料,把列宁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力图理清它的发展脉络和飞跃的关节点,并且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阐明它的现实意义。书中有不少精彩的创见,对我个人很有启发。例如,在《列宁晚年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一章中,提出列宁晚年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飞跃”,就颇有新意。在为数不少的关于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成果中,作为一家之言,本书是具有理论特色和学术价值的。我欣喜地祝贺它的出版,并预期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注释】
(1)左亚文、陶笑眉著《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一书序。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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