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问题的精辟见解-陶德麟文集

对“官德”问题的精辟之见⁽¹⁾

张梦义、喻承久同志合撰的《官德论》，是他们继《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建设同构》之后的又一部研究现实问题的力作。我曾为《同构》一书作过序。不久前，这两位部队理论界的同志嘱我再为《官德论》作一短序。我对这一问题虽然并无研究，但在同作者交换了意见并读了部分原稿之后，觉得我们的看法有许多契合之处，也就不揣浅陋，欣然从命了。

作者所论的“官德”，是指我们各级干部的品德。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归根到底也是指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第一，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极其尖锐的问题;第二，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议论最多、关心最切的问题;第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从理论上说清的问题;第四，这又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我的眼界有限，在读这部书之前还没有读到过以“官德”为主题的系统专著。我认为作者的选题本身就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人们常常把“法治”和“人治”作为互斥的概念。我认为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意义上(即把“人治”定义为根本不受法律约束的统治行为)才是合理的，超出了这个限度就未必合理。一切治理(包括领导和管理)都是通过“人”实现的，最健全的“法”也不可能是一架无须“人”来操作的自动运转机。不仅“法”的执行离不开“人”，“法”的制定和修改也离不开“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一切的“治”都是“人治”，而不可能有“无人之治”。“依法治国”也是说由“人”来“依法治国”。历史上的“法治”和“礼治”之争，实际上还是争的究竟是应当由“人”来依“法”或者依“礼”治国的问题。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法”的重要性的意思。“法”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合理、健全而周密的法制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吃法制不健全的苦头够多了，对健全法制的期盼和呼唤够强烈了，我们党、国家和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和执法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成效也确实非常显著，今后也必然还要不遗余力地加强法制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缺少了“人”的因素，再好的法制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流于一纸空文。这“人”的因素，当然包括全体人民的素质，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各级干部的素质，因为干部毕竟是掌握权力率领群众的特殊群体;而干部素质中最主要的又是道德素质。道德素质低下的干部，即使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高，也会干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坏事，甚至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干出一般人还无法干成的坏事。孔子是主张“德治”和“礼治”，不大重视“法治”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当然未免有些迂阔，在当时就已经行不通;但是他看到了“德”对于“为政”的重要性，不能不说是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本书作者阐述的“官德”问题实在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和祖国荣辱兴衰的大问题。

对“官德”问题发出种种一般议论是容易的，作出一般的理论分析也不是特别困难。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能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追本溯源的探讨，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系统地阐发了有关“官德”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分析了“官德”的独特本质、功能和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德”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范畴，以及“官德”建设的基本对策。作者对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回避尖锐敏感的问题，寓激情于理智之中，既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又不作感情用事的夸大和渲染;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这部书能使许多人感到“说不清、道不明、想不通”的问题豁然开朗，确实是一部密切联系实际的学术著作。我相信，这部著作对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广大干部群众是有启发、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当然，由于问题本身的繁难，本书的论述也难免有不足之处。有些问题在读者中也必定有见仁见智的区别。但是，这毕竟是一部有创新性的力作。我谨向作者表示祝贺，并预期广大读者会对本书作出应有的评价。(www.xing528.com)

1999年6月16日

【注释】

(1)张梦义、喻承久著《官德论》一书序，该书由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