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关系,是近若干年来广大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实际上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向,影响着全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归宿,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能否实现。广大群众往往是从亲身的感受得出自己的看法的,有些看法包含着相当多的困惑和混乱。例如,有人认为现在是道德沦丧的年代,发出今不如昔的慨叹,并归咎于市场经济;有人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即使道德沦丧也是一种必要的代价。诸如此类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不能两全的。对这个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合理地作出回答并提出可操作的方案,要想全民族步调一致地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奋斗是很困难的。这些年来我国理论界积极探讨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为解决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理论界进一步继续研究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喻承久、张梦义两同志撰写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同构》一书,是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以前成稿的,后来又根据全会决议的精神作了补充修改。我认为本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建构的理论框架。我个人至今还没有读到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其他专著,我为本书作者的这一成果的问世感到高兴。
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所以困惑甚多,原因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没有解决“两张皮”的问题。人们固然也在谈论经济对道德的决定作用与道德对经济的反作用,但当实际地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时,却往往未能自觉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而是孤立进行“单构”,即如本书所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只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部价值在于资源配置最优,它只关注‘经济不经济’,而把‘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交给道德建设去处理,或者在它的视界里,‘经济的’即是‘道德的’,‘不经济的’即是‘不道德的’。同样,道德的建设也不介入经济体制的建构”。本书作者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单构论’,主观上也是讲辩证法的,既强调经济体制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又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但它是在单构‘完成式’基础上讲辩证法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它讲的辩证法也都在理。但如果看到了这一点,就不难认识到它恰恰是违反了辩证法。辩证法要求我们建构任何一个人工事物时,一定要按矛盾双方的真实联系去体现它们之间的统一和斗争。如果在建构时排斥它方,使某物在生成中就没有矛盾作为生命要素,那么,该物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与对立面构成矛盾运动的机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悟性很可能会照样按所谓‘决定作用—反作用’等定势去规范它们,但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还会由于思辨的似是而非的满足而钝化了人们的理性。”由此可见,作者提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同构的思路是深入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的结果,是富有建设性的思路。至于作者对解决问题的具体结论是否都很恰当,当然还有待于实际生活的检验。但是,提出这样一种思路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2)同样,在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问题时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只有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真正实现“两个文明”一齐抓。
本书努力论证了人对物质利益追求、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原理,考察了三者相互关系在我国递嬗演化的过程,提出:“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必须放在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的视野来同构,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坚持以社会为本位统摄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应当说,这个视野是宏深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力图摆脱那种浅薄的、浮躁的、短视的心态,赋予他们的研究以历史感。作者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进行了认真的发掘,以中华民族在现代意义上走向“世界历史”作为同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的价值标准,并进一步揭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的真谛。这也是富有见地的。由于研究视野的广阔和价值取向的正确,本书给了读者以良好的导向。读者也可以通过作者的论述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人民利益负责,惟科学真理是依的著述立场。
塑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精神,可以看作是本书的重点部分。作者自己也说道:“我们是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极尽绵薄之力想要把这六种精神鲜明地确立起来,使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健美圣洁的灵魂。”作者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精神概括为:尚公、大容、公平、进取、诚信、互助。这是迄今还无人着手做的工作,而他们做了,并且这一概括依我看来,是比较完整的,它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又反映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又注入了时代气息。的确,塑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精神,使其系统化、理论化,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如同一个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一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也必须有它的精神,M.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的同时,就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既然如此,我国在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中,也一定要注重塑造它的道德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道德责任感,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因此,作者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应当受到肯定与鼓励的。
关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评价部分,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建构全面涵盖社会主体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系统与道德评价系统。它突破了以往伦理学仅仅规范和评价个人行为这一不足,在向非个人化(non-personal)拓展时有所创新。例如,作者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配置手段、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经济过程的调控手段这三个层面进行透视,阐释对它们的道德规范,这样,在过去的伦理规范体系限制下许多从伦理视野抹去的内容,重又受到了道德的关注,这就在理论上弥补了一些活动领域的“道德空场”。又如在对行为的道德规范中,作者提出了“企业不道德行为”这一概念,做出了界定,分析了它的特征、危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维护和增进宏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在增进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增进经济效益;关心人、为了人、解放人、提升人的本质力量;杜绝企业外部性行为等规范。这些也很有新见。拓展对非个人化主体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的表现形式早已不限于单个的人,当单个的人被整合为团体的一分子时,单个人的行为固然有其道德规范的必要,但这不能代替那些由单个人组合成的团体行为的道德规范,因为二者的异质性是明显的。马克思说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3)在这里,一方面是社会在其发展中把自己需要的器官创造出来,另一方面是社会要使得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社会要对它们实行道德规范。这两方面相统一,社会才能有序发展。如果不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而听任社会自发地创造出一些并不符合社会整体发展要求的“器官”,产生出一些痈疽和赘疣,那时再来医治就为时已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可能疗救无功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地进行道德规范与道德评价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还探讨了商品价值规律与人生价值标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与超越、道德规范的适度和道德教化超前的关系、官员行为道德规范。这些问题都是分量很重的、很困扰人的问题。作者看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能够直面问题,尽力求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不乏有意义的内容。
本书的文风也有明显的优点。作者力图用通俗易解的语言表述复杂的理论问题,行文朴实无华而又不乏文采,有引人入胜的优点。这也是值得提倡的。(www.xing528.com)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例如关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评价系统,显得新意不足,对策性研究也尚欠力度。如果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考虑到短短十几年的经验还远不足以提供解决这一课题丰富的素材,考虑到课题本身的繁难程度,那么这些不足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不会苛求于作者了。何况这些不足与本书的优点相比显然是次要的,而且一定会在作者的进一步探索中得到弥补。
总之,我认为本书是一部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写成的非常适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好书,我个人从中受到不少启发。我相信关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读者会对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作出公正的评价。
1996年12月25日
【注释】
(1)喻承久、张梦义著《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道德同构》一书序,此书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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