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在陶德麟文集中的成果

李达同志与《唯物辩证法大纲》⁽¹⁾

《书林》的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点介绍李达同志和他生前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文字。我想，李达同志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论著，即使用最粗的线条给他的一生勾画一个轮廓，也不是我个人所能胜任的。至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本书，应该由广大读者来评价。主编人李达同志已经去世，我作为在他指导下的一个具体执笔人，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李达同志在指导编写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宝贵品质，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我没有权利把它深藏在心里。哪怕是只作一鳞半爪的介绍，也算是对这位老战士的一种纪念吧。

李达同志的一个感人至深的宝贵品质，是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献身的忘我精神。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涉及写这本书的缘起。李达同志为了这本书，不仅耗尽了他最后几年的全部心血，而且献出了他的生命。他是为这本书而死的。

1956年李达同志主持创办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时候，就想编写一本供本系用的哲学教科书。1959年下半年，湖北省的理论工作者正在集体编写哲学教科书，他虽然已经七十高龄，却满腔热情地同年轻的同志一道工作。他说:“我是个老兵，我应当上阵!”不久，他病倒了。据医院检查，除了原有的胃溃疡、高血压、糖尿病以外，冠心病已经发展到引起浮肿的程度，他不得不在1961年夏天到庐山休养。这时毛主席也在庐山。8月下旬，毛主席约李达同志去畅谈了一次，谈到了许多理论问题。在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提到李达同志在十年内战时期写的《社会学大纲》，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本人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可惜后来在行军途中丢失了。⁽²⁾毛主席说，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同志说自己精力有些不济，手颤得厉害，怕不行了。毛主席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李达同志认为这是毛主席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当即接受了。第二天就打电报要我赶到庐山。他向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时，神情完全像一个整装待发的士兵，一点也不像一个病人。他决定停止休养，马上开始工作。他给哲学系副系主任余志宏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了，旧病未去，新病继增，今年增加了两种病症。其一是四月间新添的浮肿病，今尚未愈，据说这与一般的浮肿病不同，而是一种与年老有关的病;其二是心脏病，据武汉医学院来信报告心电图的结果说，“冠状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宜小心在意”。后一种病可能是送终病，这不能不作思想上的准备。

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咐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的精力不济，他说可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开始这一工作。至于助手呢，德麟、玄武⁽³⁾是合适的，但他们有教学任务，至多只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相助，我还希望你在所有毕业生中选派两位能想能写的人跟着我干。这样做，对于他们提高教学质量是有益的。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

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下面几项工作: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一些轮廓。三、修改《〈实践论〉解说》。四、修改《〈矛盾论〉解说》。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

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深厚的感情!这里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是从字里行间却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久经战阵的老战士的心音。这就是他在意识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所想的一切。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回校后，他从哲学系毕业生中选留了几名助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这时他的想法又发展了。他觉得，尽管毛主席对他的《社会学大纲》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本书毕竟是二十多年前写的，没有概括新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成果，没有反映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没有批判当代错误思潮，仅仅对这部旧著作些修改还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他毅然决定重新写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他对我们说:“苏联人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世界上到处流传，我们就不能写一部吗?革命人民很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书不但要写给国内的人民看，而且要写给全世界的人民看，尤其是要写给亚非拉的人民看。这本书就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吧，要写五十万字!”他很动感情地说:“苏联的书是院士、博士、教授们写的，我们一个都没有，能不能写呀?我看能写，而且能写好!”李达同志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里包含着的坚强决心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编书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全身心都扑在这本书上，差不多忘掉了一切。他抓得很紧、很细。每写一章，他事先都要亲自看很多正面反面的材料，写出提纲，同我们讨论。定稿的时候，他亲自过目，仔细修改，或者提出修改意见。遇到比较难于论述的问题，他往往一连琢磨好多天。半夜了，他的书房里还有灯光，不时还可以听到他的咳嗽声。有时他有一个新的想法，会忽然半夜里到研究室来找我们讨论(研究室就在他的住宅院子里)。他的手颤得很厉害，写字非常吃力，但他还是一笔一画地写着，在书籍资料上画记号，作眉批。他说:“我这不叫写字，是刻字!”是的，他就是用雕刻家雕刻艺术品的精神来工作的。副校长何定华同志看到他这样吃力地工作，心里实在难受，劝他说:“李老，你这么重的病，总要休息一下吧，何必自苦如此呢?”他严肃地回答说:“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来日不多了。我还能为党做什么工作呢?就靠这枝笔了。我这枝笔不能停。哪一天我不行了，我就掷笔而去!”

1962年冬天，他患了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这一次医生可是对他下了严重警告了:决不能再剧烈用脑，决不能再写东西，并“命令”他到外地去休养。可是，他对医生的警告还是“阳奉阴违”，只要稍好一点，就从病榻上爬起来看书、想问题。在外地的时候，他还要我把写好的稿子寄给他看，并亲笔给我写了许多信，对写作提出许多很具体的意见。因为手颤，信中有些字的笔画都看不清楚了，可是有的信还写得不短，可以想见他是用多么大的热情和毅力来写这些信的。他要我一边写作，一边用这个稿子作教材在哲学系给一年级的学生讲课，其他几位同志作辅导。我当时还担心这会拖延了成书的时间。但是他坚持要这样做。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为了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以便使这本书真正能够适合学生的需要。这正是他对作品高度负责的表现。

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册(也就是现在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了，铅印了少量的稿本。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把稿本寄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多方面地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这时，他担任了人大常委，本已全家搬到北京居住了。可是，为了抓紧把下册写出来，他特地在1966年初赶回武大，指导我们拟提纲、写初稿。他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快八十岁了，要赶快做!”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在北京“揪”出了一个“三家村黑帮”后几天，武汉大学也宣布“揪”出了一个“三家村黑帮”。这个“黑帮”包括280多名干部、教师、工人，“总头目”就是李达。他的首要罪状就是公然反对“顶峰”论，因此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那个1958年曾经到武大当着上千群众拉着李达同志的手宣称“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年轻时在上海开始学马列主义就是他教的”的“理论权威”悍然宣布:李达“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一个“愤怒声讨”李达的热潮席卷了全省，波及了全国，通过报刊、电台传播到全世界。76岁高龄、一身重病的李达同志被拖到各种类型的大会小会上示众、批斗。李达同志顽强不屈，他高声地宣布:“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信奉的!”当那些污蔑不实之词劈头盖脸而来的时候，他冷笑说:“全是造谣，造得真像!”他对抄家的人提出强烈抗议，他拄着拐杖站在研究室的门口，流着悲愤的热泪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经过两个多月的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他终于在8月24日含冤惨死了。当他知道自己断无生理的时候，他没有留下别的遗言，惟一的嘱咐就是要他的夫人设法转告我，⁽⁴⁾要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李达同志用他的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从1919年6月发表第一篇作品《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起，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他的笔。在日本警察厅的监视下他没有放下笔，在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作为“宣传赤化甚力”的“著名共首”通缉的时候他没有放下笔，在特务暴徒打断他的右臂的时候他没有放下笔，在疾病和衰老折磨着他的时候他没有放下笔，在他被当作“反革命”批斗的时候他还不肯放下笔，他的笔是连同他的生命一起被人夺去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可以消灭他的肉体，可以把他的遗稿洗劫一空，却无法消灭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出一切的崇高精神。就某种意义说，这种精神比他一生留下的著作更宝贵。

李达同志的又一个突出的宝贵品质，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是同他的前一个特点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然而并不是所有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坚持科学精神。这是不必讳言的。当错误的潮流以似乎不可抵挡之势席卷而来的时候，当谬误的东西成了“公认”的“真理”的时候，坚持科学精神就更不容易，有时候还得付出生命。在这个问题上，李达同志是一个榜样。他不随风倒，不随声附和。这不是说他没有错误的东西，而是说他决不为了某种需要去支持明知其为错误的东西。(www.xing528.com)

编书的那几年，正是林彪开始鼓吹他那一套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时候。一股风逐渐地刮起来了。什么学马克思主义要走“捷径”，马列的书连人名地名都搞不清，不一定要读;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那么几条，记住就行;什么讲系统性、逻辑性就是脱离实际，只要背几个警句来“活学活用”就行。——这一套东西是在“高举”的名义下、在“工农兵学哲学”的名义下通过报刊和出版物大肆散布的，确实有点“威力无比”的架势。李达同志对这股风的认识很清醒，态度很鲜明。他不同意这些高调。他反复地对我们说:“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他要我们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也要刻苦学习马列著作，还要广泛地学习历史知识，学习自然科学，研究党的文件和报刊文章，研究反面材料，要我们做笔记、做卡片。他建议在研究室的墙壁上挂一幅“登山图”，激励我们向理论高峰攀登的勇气和毅力。关于写书，他的意见是:“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能不讲逻辑性，联系实际也不能生拉硬扯，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因此，他坚持要用整整一篇来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从原始时代的人类认识一直讲到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对于通俗化、群众化的问题，他认为一定要努力这样做，语言要力求准确、鲜明、生动。但是他坚决反对仅仅用举例子、打比方的办法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盛传一时的某大队支部书记搬一块石头来证明物质第一性的搞法，他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不能代替科学的论证。李达同志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他对毛主席的敬佩是由衷的。凡是接触过他的同志都有很深的印象，这本书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如何论述毛泽东思想?如何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林彪鼓吹的谬论发生了矛盾，而且愈来愈尖锐。他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把毛主席的发展讲深讲透，搞清楚马克思、列宁对问题讲到了什么程度，毛主席怎样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些原理，提出了什么新思想、新结论，他不赞成把一个新的用词、一个新的语句统统说成是“发展”，不赞成把马列已经讲得很透辟了的东西也说成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的东西。他说:“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很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我们的书是中国人写的，讲这个问题更要注意，要站得住脚，否则外国人会嘲笑我们:你们就是这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呀!”我们跟着他工作的同志接受了他的看法，力图照这样去做，虽然做得不很成功。

1966年3月以后，林彪的“顶峰”论在一些报纸上大肆宣扬起来。他忍不住了。他坚决不同意，公开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有人当场提醒他:“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呵!”他坚定地回答:“我知道，错误的东西不管是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怎么能有什么‘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是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果然，这件事一下就成了骇人听闻的“新闻”，不久就成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的最“过硬”的“定性材料”了。

李达同志对于经过自己认真研究、确信其正确的观点，是决不因为听到什么“风”就轻易改变的。1966年初，中央有个“理论权威”找他去谈话，说毛主席说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都不算规律了。他思想不通。他认为，把三条规律平列当然是不对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是两种发展观根本分歧的焦点，是理解全部辩证法的钥匙。其他的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显现形态，都应该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30年前他写《社会学大纲》的时候就是这个观点，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辩证法只有一条规律，其他都不算规律，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道理。他经过认真考虑以后对我们说:“这是学术问题，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写书不要改动，还照原来那么写!”

李达同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一向是积极参加的，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后他都是如此。但是，从60年代起，他对国内理论战线的一些批判活动却逐渐表现出冷淡，以至于沉默了。是因为身体不好吗?不，他编书的劲头有增无已。这原因是什么，我没有听到他明说。有一次，他看完报上的批判文章后，若有所思地对我们说:“现在好像是要打倒老家伙了。是不是老家伙都要打倒呀?我也是个老家伙，是不是也要打倒呀?”看来，他已经或多或少地觉察到在那些“批判”里面夹杂着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有点借题整人的气味，并无实事求是之意，所以他不愿参加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提批判“合二而一”的事。当时批判“合二而一”的声势那么大，上纲那么高，可是李达同志一直默不作声。当时恰巧传闻有一家不怀好意的外国电台挑拨说，中国的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沉默”了。武大党委书记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建议他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明态度，并且要反映到《大纲》里去。他却说:“这样的批判文章我不好写!”1964年8月3日，他从北京颐和园又特地给我写信说:“你修改第四稿的时候，最好还是根据《矛盾论》的说法，不用‘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等词句。”

《唯物辩证法大纲》只是李达同志计划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前半部。后半部(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和部分初稿被人抄走后至今没有找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连收藏这本书的稿本都是有罪的。一位与此书并无关系的同志⁽⁵⁾冒着犯“立场错误”的危险私藏了一本，在“文革”后期悄悄送给了我，这才使这本书有了出版的可能。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还有人费了很大的气力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当然没有成功。我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写一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教科书竟然成了“反革命罪行”，竟然需要经历那样多的磨难，付出包括主编人的生命在内的那么高昂的代价，这种畸形的历史现象总不该重演了吧!

李达同志没有完成他写完全书的宿愿，也未能看到此书上半部的问世，就含恨去世了。然而他的精神却将永存，现在和将来的人们是会常常记起这位忠诚的老战士，向他学习的。

1979年6月

【注释】

(1)原载《书林》1979年第2期。

(2)此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找到，现存中央文献研究室。

(3)“玄武”指王玄武同志，武大哲学系教师，也是李达同志的科研助手。

(4)那时我也被打成“李达黑帮分子”，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失去了人身自由。

(5)哲学系资料员刘善应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