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百年诞辰：学习忠于马克思主义

学习李达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纪念李达同志诞生100周年⁽¹⁾

今年10月2日是李达同志诞生10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缅怀他毕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奋斗的业绩，学习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神，对于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历史任务而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李达同志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建党前后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李达同志在辛亥革命前求学于永州中学时就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参加过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对清廷的丧权辱国怀着强烈的义愤。辛亥革命后，他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梦想东渡日本，攻读自然科学。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使他痛感此路不通。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从报刊上读到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产生了新的希望。1918年，为了反对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负责人之一，在东京的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政府的卖国行径，继而罢课归国，到北京与许德珩等学生领袖共同发动了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的运动。斗争的失败使他憬悟到只有像俄国那样推翻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于是他毅然再赴日本，放弃理科的学习，全力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努力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向国内介绍(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曾把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学习文献;前两书1921年出版)。同时，他相继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一系列文章。这时，青年的李达同志成了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队伍中的一员，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

1920年春，李达同志回到上海，同陈独秀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建立了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1月，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同志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同志辞去代理书记职务后，由李达同志继任。他为党的“一大”的召开进行了繁重的筹备工作。在“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他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创办和主持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创办并主持了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学。他还参与了对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指导，发表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劳动立法运动》、《平民女学是新社会的第一步》、《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女权运动史》、《列宁的妇人解放论》、《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绅士阀与妇女解放》等论文或著作，并协助《妇女声》和《劳动界》两个刊物的出版。

除了大量的实际组织工作外，李达同志在这个时期的突出贡献是理论斗争方面，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批判错误思潮方面。五四运动以后，各派社会思潮斗争十分激烈。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逆流也甚嚣尘上。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假社会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都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了进攻。同时，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也从内部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斗争的实质和焦点是中国要不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工人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李达同志和当时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一道，以鲜明的旗帜和势如破竹的气概投入了这一斗争，赢得了胜利。李达同志发表的《张东荪现原形》、《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俄国的新经济政策》、《评第四国际》等一系列论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相当准确的论述，对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作了系统、深刻、尖锐的批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发表了长达377页的专著《劳农俄国研究》，回击敌人对列宁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诽谤。李达同志在这场重大的斗争中成了共产主义者一方的主将之一。当时他年仅三十岁左右。

党的“二大”后，李达同志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1923年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湖南担任自修大学学长，为党培养干部;同时担任该校理论刊物《新时代》的主编，发表了《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社会主义与江亢宪》等文章。这时，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李达同志同陈独秀发生了原则分歧。李达同志拥护党的“二大”确定的组织联合战线的方针，赞成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在合作中模糊阶级界限，以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3年5月)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严整无产阶级的阵。二，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的影响。”⁽²⁾同年夏天，李达同志亲赴上海当面说服陈独秀，主张共产党派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但共产党必须独立于国民党之外;陈独秀仍坚持共产党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党团。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拍桌打碗，要开除李达同志的党籍。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同志未能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回到长沙后竟愤而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央的联系，随即离开了党的组织。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事业的信念仍然忠贞不二，继续同党的组织一起战斗，并以更大的努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达同志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后又任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委。1927年，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赴长沙任国民党省党校(实际上是我党为土地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教育长，直到“马日事变”才前往上海。他在1926年6月首次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他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尖锐地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领导革命运动者，果必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他明确地回答:只有把领导权由资产阶级手里“移于共产党”，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从而“到达于社会革命”。⁽³⁾这本书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影响很大，“几乎人手一册”⁽⁴⁾，反动派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通缉人犯”表上开列李达的“犯罪事实”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二

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的22年中，李达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针对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不顾敌人的通缉、监视、搜查、殴打、解聘等各种人身迫害，在党的支持和战友的配合下历尽千辛万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与各种反动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等许多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为中国革命继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伴随着政治上的白色恐怖，文化“围剿”也开始了。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改组派”，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等等蜂拥而出，鼓噪一时，办刊物，开书店，发文章，连篇累牍地向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他们一致宣称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胜利，中国的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纯属多余之举，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大唱赞歌。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派”也跟着唱同样的调子。因此，从理论上驳倒这些谬论，击退这股逆流，就成为捍卫和推进中国革命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李达同志一到上海，就同邓初民等同志合作办了昆仑书店(随后又用“笔耕堂书店”的名义)，以此为阵地，开展了艰苦的斗争，一面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包括经典著作)，一面亲自从事译著。李达同志本人从1928年到1932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就有《法理学大纲》、《现代世界观》(原名《辩证唯物论入门》)、《社会科学概论》、《农业问题之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六种之多。他在1929年一年中出版了三本专著:《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他还把反动派在“通缉令”中列为他的主要“罪证”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重新出版，到1933年共印行了14版。没有忘我的革命精神，完成这样巨大的工作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专著。⁽⁵⁾李达同志在这部专著中运用国内外的统计资料，深入地分析了中国近代农业和手工业衰落的原因，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及其受阻的具体历史过程，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至今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得出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解决土地问题。”⁽⁶⁾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产业工人“是中国革命的急先锋”，农民的绝大多数“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他还特别热情歌颂了“近年来”全国特别是粤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⁷⁾《社会之基础知识》(1929)则是一部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贯起来作系统而通俗的论述，并落脚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著作。李达同志在本书的结尾以《中国的出路》为题旗帜鲜明地写道:“中国是世界社会的一个局部，必然要跟着社会进化的激流前进。我们知道，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在世界帝国主义将要没落的今日，已成为向来所拥抱着的一切世界经济的矛盾之清算者和新局面的打开者了。但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⁸⁾《民族问题》(1929)是系统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论著，其落脚点也在于论证“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从剥削与压迫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⁹⁾不能不看到，当时正是中国革命被打入血泊之中，各种反动势力为反革命统治的“胜利”庆功摆好的时候，正是党内都还存在着对革命性质和革命前途的模糊认识和悲观情绪，广大革命青年陷入苦闷徬徨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时候，李达同志的这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论著在白区的发表，其革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1930年到1932年，李达同志经党的介绍先后到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任教。他把大学讲坛作为宣传革命真理的阵地，勇敢地向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宣传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教室里常常挤满了听课的人群，不少青年因为受到他的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反动当局对他极为忌恨，经常派特务刁难捣乱，还借故搜查他的住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暨南大学一次讲演后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和右锁骨被打断，住院治疗七个星期。进步学生流着泪去探望他时，他从容不迫，处之泰然，对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表示蔑视。⁽¹⁰⁾随后，反动当局就借口“迁校”，解聘了李达同志，使他在上海无法立足(1932年2月)。不久，党组织安排他到泰山为冯玉祥将军及其身边工作人员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革命宣传(1932年5月至7月)。

从1932年8月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五年中，李达同志在北平开辟了又一个思想理论斗争的战场。那时的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中心，是高层次的理论斗争的舞台。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壁垒分明，尖锐激烈。李达、吕振羽、侯外庐、黄松龄等同志以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为阵地，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阵营，而李达同志是主将。吕振羽同志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反动派对我们是既仇恨又害怕的。”“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就是李达老师。他的威信很高，学生不听校长的，而听他的。”⁽¹¹⁾侯外庐同志回忆说:“李达是这年秋天开始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的，到校后，立刻是全校声望最高的一位教授。李达同志以往的革命经历和一向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都是众所周知的。当时，正值宪兵三团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蓝衣社在大学里活动得猖狂。大学的教室走廊上，常常都有特务监督，课堂讲什么，外面听得很清楚。最艰难的日子，李达同志不仅坚持到校讲课，而且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据我知道，李达同志对付教室门外的特务自有一套办法。万不得已时，他上课戴个大口罩，一言不发，用写黑板代替口授。”“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¹²⁾现在还健在的杨易辰、段君毅、任仲夷、陈沂、史立德、陈星野、彭德纯、陆斐文等同志，都是当年在中国大学学习时在李达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奋力投入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

在北平的五年是李达同志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和更深入的层次上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进行艰苦工作的五年。除了继续译介马克思主义名著外，他本人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四部专著，还撰写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这两百万言的论著内容宏富，视野广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不待言的。但更重要的还不在此。如果把这些著作放在中国革命的全局和进程这个大背景下考察，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中国革命有文武两个战线，有文武两支部队。这两支兄弟部队是密切配合的，缺一不可的。从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中国革命历尽艰难困苦，屡遭挫折。除了种种客观原因外，革命队伍理论准备不足是关键性的主观原因。党内路线错误长期未能根本纠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长期未能为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根本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还不高。党外当然更是如此。因此，大力提高全党以至整个革命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是当时革命成败的关键。30年代唯物辩证法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正是由于这种客观需要。毛泽东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精力亲自抓了这一头等大事，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当时身在白区主要从事文化工作的一大批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李达同志就是这支部队中一名高度自觉、功绩卓著的战士。他的论著决不是脱离革命实践的“纯”学术研究，决不是书斋文字，而是适应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为革命大军提供的精神武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李达同志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他本人的名著《社会学大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等合著)是苏联清算德波林之后出版的一部系统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专著。李达同志选择这本书进行译介，是为了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武装中国的革命队伍。这本书在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在当时介绍这本书却无异乎雪里送炭。1935年出版后，立即在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受到广泛的重视。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阅读了此书的第三版，作了长达161页的摘要和批注。⁽¹³⁾这本书也是许多革命者的精神食粮，有的同志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都还带着它。魏文伯同志的一本就从30年代保存到现在。他在此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感人的经历，说明此书是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里同狱的郭洪涛同志送给他的，出狱后他在抗日战场上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日寇“扫荡”中被日寇“剔抉以去”，然后又在反击时夺回。“文革”中被没收，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物归原主。这本译著在当时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它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了减少被反动派查禁的危险才使用了这个书名。此书于1935年首先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出版，1937年5月由笔耕堂书店作为专著出版。这部47万言的著作是李达同志长期艰苦研究的结晶，是中国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的一个重大成果，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李达同志写作此书的目的极其明确。他在扉页上满怀激情地题写了“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九个大字，并在序言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肉，推进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在革命队伍中广泛流传，三年中再版三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收到李达同志寄来的此书非常重视，1938年1月起认真地阅读了此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批注，⁽¹⁴⁾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¹⁵⁾据当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当时高兴地说:“李达同志寄给我一本《社会学大纲》，我读了十遍。我劝你们也读十遍。他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¹⁶⁾毛泽东同志向当时的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两部《大纲》，并写信给李达同志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称赞他是“真正的人”，要他再寄若干本到延安去作抗大教材。⁽¹⁷⁾1948年，为适应解放区读者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又请艾思奇同志将《社会学大纲》交中原新华书店翻印。直到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约李达同志谈话时还强调《社会学大纲》现在还有意义，要李达同志作一些修改后重版。

在经济学方面，李达同志的主要成果是《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这是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李达同志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同写作《社会学大纲》一样。他在绪论中写道:“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他批评专门研究外国经济而忽略中国经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认为必须重视“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了解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他指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化的经济。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况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究竟应该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呢?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正确的客观的理论做实践的指导，才能成立民族解放的战线，才能进行民族解放的工作，才能提起中国经济改造的问题。”⁽¹⁸⁾这部著作，连同同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著，表明李达同志是我国理论界最早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把它运用于中国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得出具体的革命结论，有力地驳斥了种种反共理论的人物之一。

至于《社会进化史》和《货币学概论》，也是为着同一目的而写成的，这里就不作分析了。

1937年7月北京沦陷，李达同志提前一个月只身离开了北平。日本宪兵闯进他在北平的寓所前他已被解聘，只得回家乡暂住。次年进步人士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才重新应聘，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9年冬，他应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曹瑛同志的邀请，为办事处的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时周恩来同志由重庆拍电报要曹瑛同志去看望李达同志，并给他经济上的接济。⁽¹⁹⁾随后桂林危急，李达同志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到重庆为他的研究室人员讲学。⁽²⁰⁾他自己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代邀邓初民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黄松龄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同原在这个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等同志一起，把这个研究室变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党的方针的阵地。冯玉祥将军规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讲，自己也带头听讲做笔记。这对冯将军晚年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1年，李达同志在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半年即被解聘，不得不回家乡零陵。在零陵他贫病交加，又受到反动派的监视，处境极为困难。但他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写作，甚至在躲避日寇空袭时都带着书稿。1944年零陵沦陷，日军又搜捕李达，他逃往瑶山避难，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春，经地下党帮助，李达同志被聘为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特务机关对他严密监视，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学校当局不准他参加政治活动和在家里接待学生。但李达同志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支持保护下仍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了进步师生的顾问和旗帜。学校当局故意刁难他，不让他讲授他造诣很深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他没有讲过的法理学，企图迫使他为国民党的“宪法”作宣传。但这并没有难倒他，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开拓新领域的机会。他在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可资借鉴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把卷帙浩繁的各派法学著作整理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给予切中肯綮的批判，对历史和现实的法律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对玩弄“制宪”戏法欺骗人民的反动派进行了巧妙的揭露，写成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著作《法理学大纲》。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同志评价的:“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²¹⁾1948年，李达同志受党的重托，冒着极大的危险协助湖南地下党动员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为湖南省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同年，毛泽东同志通过地下党邀李达同志赴北京工作。在中共华南分局的精心安排下，李达同志于1949年5月经香港到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同他彻夜长谈，既指出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又充分肯定他几十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党工作的贡献。党中央根据李达同志的一贯表现，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等同志做他的历史证明人，于同年12月批准他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

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17年，是李达同志晚年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继续奋斗的时期。他一如既往，把自己担负的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正确地理解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以“老兵”的身份严肃地战斗到生命的终点。

在理论战线上，李达同志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时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李达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及其哲学思想历来高度崇敬。早在1939年他在桂林时就对曹瑛同志说过:“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²²⁾1950年和1951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他不顾行政工作繁忙和严重胃溃疡的困扰，精心撰写了“两论”的《解说》，一边写作一边陆续寄请毛泽东同志审阅修改。这两本《解说》对推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得到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高度评价。⁽²³⁾他还撰写了批判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许多论著，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²⁴⁾1961年夏，毛泽东同志要他把旧著《社会学大纲》略加修订重新出版，他却认为自己的旧著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应该另编一本以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以年老多病之身，亲任主编，率领助手，不分寒暑地进行编写。历时四年半，完成了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送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并广泛征求理论界的批评。正当他主持下卷(唯物史观)的编写时，“文革”开始了，李达同志不幸含冤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他的助手为他写完这部著作，以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²⁵⁾

在教育战线上，李达同志作为大学校长，也为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表率。他放在首位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校师生员工，指导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在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都是如此。1953年他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校后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创办教职员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他亲自作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动员报告，带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史，自己动手编写讲义。在他的领导下，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参加了不同层次的班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空前高涨，一时蔚为风气。不少教授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感慨良深，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第二件大事是抽调骨干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他自兼主任，利用暑假的时间率领教研室成员认真备课。通过他的努力，不仅为政治理论课的开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还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的世界观，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最正确最完备的方法论，在高校中应当是“首席科学”、“首席课程”。他在1956年主持重建了武大哲学系，兼任系主任，为这个系规定了正确的办系方针。他强调武大哲学系必须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教师必须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搞“清一色”。李达同志在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学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十分注意按教育规律办学，十分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十分注意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坚决抵制违背党的政策、违背客观规律、挫伤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左”的错误口号和做法。他团结群众，尊重人才，爱护青年，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爱戴和怀念。他的言行表明了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家。

四

李达同志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论著，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法学等多种领域中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论著无疑是我国思想界的一份珍贵的遗产。然而更加值得珍贵的是他的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这又是与他的为人民利益献身和为科学真理献身的精神分不开的。当他迭经顿挫，在漫漫暗夜里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时，他就立即成为它的笃信者和实践者。他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作为立身的信条，矢志不渝，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在半个世纪的惊涛骇浪中执著地顽强地学习、理解、探索、实践，用笔和舌为捍卫和推进这一科学真理而奋斗，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生前常说:“有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好像在街头摆摊子的小贩，天晴就摆出来卖，下雨就收摊子。”他对这种人表示极大的轻蔑。他在漫长的征途中也有缺点，有失误，然而他基于热爱人民的这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景仰和学习的。

要做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大无畏的精神。李达同志不仅在解放前的险恶环境中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坚持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顽强斗争，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作中也敢于同自己队伍中发生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有损党和人民的利益的错误作斗争。即使这种错误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他也决不随声附和。他往往不顾个人安危，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坚决顶住。1959年反对浮夸风，1962年上书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并要求为彭德怀同志平反，1964年抵制对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错误批判，1966年反对“顶峰论”等等，都是感人的实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护短，一旦发现就坚决改正，而且公开检讨。对片面的乃至错误的批评，他也能正确对待。1956年湖南有人向《湖北日报》投寄文章，批评“两论”《解说》“歪曲”毛主席的原著，“剽窃”他人的成果，言辞相当粗暴。编辑部不拟发表，转给李达同志参考。不久他复函编辑部，热情肯定了作者的钻研精神，欢迎他的批评，同时又指出他在理论上的偏颇，对所谓“剽窃”的指责，李达同志只说自信无此行为，请编辑部公断。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编辑部的同志至今还传为美谈。⁽²⁶⁾

李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4个年头了。在纪念他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已经使我们感到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他学习。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从这位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老战士身上发现更多的宝贵品德，受到教育和激励。(www.xing528.com)

【注释】

(1)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

(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559页。

(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559页。

(4)见邓初民的《忆老友李达先生》。

(5)参看吴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2期。

(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5页。

(7)《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

(8)《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页。

(9)《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5页。

(10)参阅东方既白:《缅怀李达老师》，载《光明日报》1978年11月5日。

(11)见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载《文献》1980年第4辑。

(12)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6页。

(13)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6页。

(14)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76页。

(15)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16)郭化若(时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这番话是在1977年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理论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说的(陶德麟出席了此会)，后来为李达文集编辑组写了材料，并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纪念毛主席八十五诞辰》一文中说到此事。

(17)毛泽东的这封信，李达同志珍藏了多年，只给在一起工作的少数共产党员如赖亚力同志等看过。1944年因日寇搜捕逃往瑶山暂避时遭土匪抢劫，此信遗失。

(18)见《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9)见曹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载《新湘评论》1981年第7期。

(20)李达同志1932年5月受党的指示到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年1月又受党的委托到张家口说服冯将军联合抗日，帮助他与党取得联系。冯将军后期在政治上深受李达同志的影响，对李达同志十分尊敬。

(21)韩德培:《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载《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7期。

(22)见曹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载《新湘评论》1981年第7期。

(23)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同志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指《〈实践论〉解说——本文作者注》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又就撰写《矛盾论》解说的问题给李达同志写了信。

(24)毛泽东同志1954年12月28日给李达同志的信中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指批判胡适思想的两篇文章——本文作者注)，收到看到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

(25)1978年，本书上卷由陶德麟根据李达同志生前嘱托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下卷因有关资料在“文革”中散失，未能完成。

(26)见艾军:《“两论”〈解说〉重印发行有感》，载《湖北日报》197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