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李达同志-李达文集第一卷出版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李达同志——为《李达文集》第一卷出版而作⁽¹⁾

李达同志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先驱者之一。他早年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一

李达同志1913年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东渡日本学习自然科学。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激荡。1918年他作为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回国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共同发动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学生运动。失败后，他觉悟到只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毅然再赴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向国内投稿宣传社会主义，连续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文，又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其中《马克思经济学说》曾被李大钊同志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学习文献。这表明李达同志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投身于革命洪流的。

李达同志于1920年春回国，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陈独秀赴粤期间，李达同志继李汉俊之后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负责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他还主持党的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担任平民女学的校长，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在1920年10月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进攻，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共产主义者奋起反击，爆发了一场尖锐的论战。李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一方的主将，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论战文章。他的《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是最有代表性的战斗作品。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指出这场论战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他抓住论战的中心，系统地驳斥了梁启超等人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诡辩，论证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号召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马克思主义早，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影响很大，甚至在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也有一定的影响，是建党的一大思想障碍。李达同志在《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文中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不仅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政治观点的荒谬，而且阐明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

为了使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免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建党前夕，李达同志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主义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系统地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通过论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的“主旨”，指明了我们建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这些文章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当时，李达同志能够对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的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的确起到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战士的作用。

一大闭幕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柏林成立了“第四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李达同志在第四国际出现仅仅半年的时候，就写了《评第四国际》的论文，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理论和策略，进一步阐明了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无产阶级的一切作战计划，全靠无产阶级的参谋部共产党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

李达同志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对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

1922年，李达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应毛泽东同志的函邀到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当时，党面临的任务是实现党的二大宣言提出的最低纲领，即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民主共和国，并开始酝酿国共合作。《新时代》月刊就是以宣传上述纲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的。李达同志在这个刊物上陆续发表的《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论文，都是围绕着“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根本问题，阐明党的二大宣言的基本精神的。李达同志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论证了党的二大宣言的正确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翻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他认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的民主革命的联合阵线中，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的影响”。

李达同志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于1926年6月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此书在阐明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观点时指出:“社会生活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他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指出:“惟吾人应当注意者，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之变动所规定，故上层建筑仅能成为经济之量的变化之助因，而不能成为经济之质的变化之主因也。”在讲到社会意识的作用时说:“社会意识之变迁，系乎经济组织。经济组织安定，则社会意识得以完全发挥其支配人心之作用;经济组织动摇，则社会意识之内容逐渐发生变化，终至化成性质相反之新社会意识。”在讲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指出:“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方物质条件之未备也，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这些话，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学》在当时是一本切合革命需要的著作，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人犯”表上开列李达的“罪恶事实”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书截至1933年，共再版了14次，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三

李达同志1923年因坚持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与总书记陈独秀激烈冲突，未能正确处理，错误地离开了党的组织，但是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为党工作，先后撰写和翻译了四百万字的专著，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www.xing528.com)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革命的前途如何?李达同志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专著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李达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足于大量的经济材料，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趋势，得出了明确的政治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同时又指出:中国产业工人在封建势力和中外资产阶级压迫下，“无时不感到生命的危险和失业的威胁，其地位和境遇实是非常悲惨的”，“他们确是中国革命的急先锋”;农民的绝大部分则“失地的失地，失业的失业，生活的困难已是达于极点。就近年来全国农民运动的形势说，有组织的农民曾发展到数千万之多，尤其是粤湘鄂赣等省的农民，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除了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结论，解剖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外，还联系实际分析了中国革命的问题，热烈歌颂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革命战争，并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在《民族问题》一书中，李达同志在论述研究民族问题的目的时指出:“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他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概述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着重分析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问题，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达同志的这三部著作发表在革命低潮时期，对白区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1930年，经地下党介绍，李达同志到上海法政学院任教，次年又被介绍到暨南大学任教，并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李达同志在国民党特务严密控制的上海，勇敢地对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不少青年因受到他讲课的影响而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反动派对他极为憎恨，经常进行刁难捣乱，甚至寻找借口搜查他的住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一次讲演后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但他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继续宣传革命理论。

1932年8月至1937年6月，李达同志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兼任经济系主任，还兼任中国大学教授，利用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平的这五年期间，李达同志在学校讲授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和货币学等课程，进行了大量的著译工作。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名著作。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市党部和宪兵第三团对他的行动严密监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曾三令五申地通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解聘他，因为地下党和广大进步师生的支持和保护，反动派的企图没有得逞。

《社会学大纲》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接着由李达同志自筹经费，于1937年5月以“笔耕堂书店”的名义公开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地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专著，是李达同志长期研究的结晶，也是他这一时期理论工作的最重要的成果。他在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宣布了撰写此书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给战士们之前。”这部著作对我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同志收到李达同志寄到延安的《社会学大纲》后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眉批，称赞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认为在十年反动时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是难得的。他高兴地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作了推荐，还写信给李达同志，称赞他是“真正的人”，希望他将此书再寄一批到延安去。

《经济学大纲》是李达同志这段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出版。李达同志十分注意“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经济理论，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了解“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毛泽东同志认真阅读过这本书，他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时说，李达“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达同志曾先后在广西大学、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但为时不久，均被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直接电令解聘。他颠沛流离，直到被迫困居家乡。抗战胜利后，李达同志经湖南地下党的协助和友人的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这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严密监视，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随时准备逮捕他。李达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在全国解放前夕，他还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为说服程潜将军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法理学，在1947年写成了一部近30万字的《法理学大纲》。这部专著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法学流派作了批判的考察，对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作了系统的剖析，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问题的优秀著作。

四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重新入党，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被选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在理论战线上以老兵自励，不顾年老多病，竭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表了大量的讲演、论文和专著，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好评和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他在教育战线上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他在武汉大学创办了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和哲学系，为教师和干部开办马列主义夜大学，亲自带头讲课;他尊重知识分子，爱惜人才，关心青年学生，关心群众，刚直不阿，平易近人，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58年以后，他对“左”倾错误思潮的危害有较早的觉察，他出以公心，不怕打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坚决进行抵制。1959年初，他著文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学说，认为不能混淆不同革命发展阶段，他说，“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决不能“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助长平均主义倾向”。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明确表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是“党内出了怪事”，“想不通”。1961年，他在武汉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尖锐批评1958年学校工作中打乱教学秩序、忽视基础理论、损害教师积极性、浮夸不实等“左”的错误。同年，又在庐山当面向毛泽东同志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的意见。1962年，他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明确表示1959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写信给党组织继续反映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他对林彪鼓吹的那套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深恶痛绝，针锋相对地指出系统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他拒绝参加当时的“学术批判”，从1961年起全力主编系统阐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哲学教科书。1966年春，当林彪鼓吹的“顶峰”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公开指出林彪的谬论是“违反辩证法的”，“违反科学、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论是谁讲的都不能同意!”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诬陷为“武大三家村”的“黑帮头目”，“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康生1966年7月28日在高教部蛮横地说:“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现在夺了他们的权!”面对这种卑劣的诬陷和残酷的批斗，李达同志一面写信向毛主席申诉，一面顽强地据理驳斥，对赶走他的科研助手和没收他的书稿提出强烈抗议，他流着悲愤的热泪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抢走了，我一个人拼了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编书任务!”在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之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76岁高龄的李达同志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含冤逝世。

现在，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李达同志的沉冤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终究颠倒过来了。

李达同志的著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建党时期，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等重大问题都还缺乏具体的分析。后来也未能更多地联系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进一步提高他的理论成就。但是，李达同志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活动中，始终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他以毕生的精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学理论和法学理论等方面，勤勤恳恳地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方面对我国思想界的影响尤为显著。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研究他的遗著，可以看到一个真理探索者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听到一个忠诚战士的有力的心声，从中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趁此《李达文集》第一卷出版之际，我们谨以此文表示对这位理论战士的缅怀之情!

【注释】

(1)原载《红旗》1981年第2期，署名《李达文集》编辑组，陶德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