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¹⁾

李达同志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最后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含冤去世。研究这个历史人物，对于丰富我们对整整一代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的认识，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历史真相，无疑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编辑李达同志文集的过程中涉猎了若干原始资料，访问了一些老前辈，感到有责任提出一点看法，供研究思想史和党史的同志们参考。本文涉及的只是李达同志在建党前后的若干事迹。

一、由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里。兄弟五人，只有他一人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上了几年私塾后，他在15岁时考上了公费的永州中学，开始接触新知识，知道了列强的侵略，清廷的腐败。有一次，学生们接到长沙来信，里面有“徐特立断指血书，号召人民起来做反日救国运动”的红色通知，群情激昂，大家在操场集会决定了两条办法:抵制日货和练军事操。以后每逢帝国主义向清廷提出亡国条件时，进步学生就举行集会，呼口号，发宣言，但每次都以被压制告终。少年的李达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产生了爱国思想。

1909年，李达考进了京师优级师范，道经汉口、上海、天津时，到处看到的是外国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他悲愤地感到中国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了。他发愤学习科学知识，立志复兴祖国。在北京求学时，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考上了留日公费生，到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但是，同他的预想相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教育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使他难以忍受。祖国的情况也越来越糟。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留日中国学生义愤填膺，决定举行集会，通电抗议，可是连会场都很难找到，刚开会就被警察驱散。积极参加这些活动的李达感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梦破灭了，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而又不知道出路何在。这时，十月革命一声春雷，使他看到了希望。当时日本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很零碎，加上书报检查机关的删削查禁，使他无法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从报刊杂志上还是读到了不少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产生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

1918年4月，留日中国学生得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怒不可遏，5月7日在东京开会抗议，又被军警拘捕多人，于是全体决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李达是救国团的主要代表之一。他5月中旬到达北京后，立即同其他代表龚德柏等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许德珩等见面磋商。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他们共同在5月21日发动了向反动统治当局示威请愿的运动。这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示威请愿运动，影响遍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地，成了次年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但这次运动本身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件事使李达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是他由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的一步。正如他自己回忆的:这次失败“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²⁾。这样，他毅然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的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

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李达以火样的热情攻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学习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他还以艰苦的劳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³⁾、《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向国内作宣传。其中仅《社会问题总览》一书就有21万字。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就曾把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学习文献。⁽⁴⁾同时，他密切注意国内斗争的发展，向国内投寄稿件参加战斗。陈独秀被捕，他立即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赞扬陈独秀的功绩，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暴行，满怀豪情地宣布:“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立足在二十世纪!”他还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文章，热烈宣传科学社会主义。⁽⁵⁾这时，年轻的李达同志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飞跃，走进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

二、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建党作理论准备

1920年春天，李达同志抱着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明确目的回到上海，同陈独秀等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当时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学说鱼龙混杂，广大要求革命的群众一时还无从分辨。如果不在理论上扫除各种障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要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不可能的。为了给建党作好思想理论准备，当时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以前进行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在斗争中宣传、捍卫和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建党的理论。李达同志就是其中功绩卓著的一名战士。

(一)批判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

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是一个标榜“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变革的政治派别，他们在1919年9月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次年改名《改造》)作为讲坛，又在1920年9月请罗素来中国“讲学”助威，喧嚣一时。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一开始并不是以露骨的面貌出现的。可是它刚露头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警惕。1919年12月1日张东荪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⁶⁾的长文标榜“社会主义”时，远在日本的李达同志就从他的吞吐曲折的文字里看出他是一个“会学时髦”、“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的冒牌社会主义者。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抛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⁷⁾，亮出“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即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时，李达同志当天就写了《张东荪现原形》⁽⁸⁾这篇尖锐泼辣的短文，予以迎头痛击，第二天就见报。紧接着，又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⁹⁾的论文，批驳了他们所谓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无劳动阶级”的谬论，痛斥他们是“走狗学者”，“是我们的敌人”。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又抛出《现在与将来》⁽¹⁰⁾的长文，两个月后梁启超也发表洋洋万余言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¹¹⁾，同时在《改造》上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组织一批文章互相唱和，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阵地，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两军对垒，旗帜鲜明。李达同志是这场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营垒的主将，他在1921年4月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¹²⁾一文是当时最有分量的论战作品。

在这篇文章中，李达同志开宗明义就宣布这场争论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宣布他“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全文就几个最根本的问题痛驳了梁启超的言论。

第一，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梁启超断言中国的国情与欧美不同，一是“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二是“劳动阶级不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是“毁灭社会”的“游民运动”。因此，“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

李达同志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这种歪曲事实的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在现存制度下搞“均产”，而是“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度永远铲除”，“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发达程度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还没有组织罢了”。所谓“游民”，实际上是“失业的劳动者”，他们的存在正是外国资本侵略和国内武人强盗的罪恶造成的。他严正地质问梁启超:“我并不主张利用游民实行革命。但是劳动者不幸失业而成为游民，若有相当的训练团体，何以绝对不许他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梁任公一定要他们回复到赁银奴隶的地位以后才准他们发言，是何道理?”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现时的社会实况虽与欧美略有不同，而社会主义的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

第二，中国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梁启超鼓吹中国的惟一出路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使“游民”有工可做，“得丐其余沥以免死”;只有先通过这个办法“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

李达同志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对比了“开发实业”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即资本主义的方法与社会主义的方法，指出前者只能给人民造成灾难，后者才能使人民得到利益。针对所谓“开发实业”非靠资本家不可的说教，李达同志尖锐地指出:“我要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那是个教育的问题。若忧劳动者没有发达的生产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梁启超“主张贫人丐富人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他无情地嘲笑所谓先“造”劳动阶级再行社会主义的欺人之谈，认为这同为了“解放”女子的天然足而故意为她缠足一样荒唐。他还分析了国际环境，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的战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糟糕到极点”的“空想”。

第三，干社会主义是靠革命还是靠改良?

梁启超扬言他提倡资本主义“原属不得已之法”，他并不主张“坐视”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主张“矫正”它，办法是一方面使资本家“觉悟”，不要“掠夺太过”;一方面劝说劳动者不要反对资本家。干社会运动的人“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致太甚”。当前的工作只能是向工人灌输一点知识，劝他们办一点“疾病保险”之类的“切身利益之事”，“作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战之准备”。

李达同志揭穿了这种“巧言饰词”无非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把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个“万恶的根源”“完全撤废”;而改良主义则要保留这个“根源”，使劳动者永远呻吟在资本家的掠夺、支配之下;资本家即使“宽待”劳动者，也是为了“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针对所谓“矫正”资本家的说教，他指出，资本家若能“觉悟”，就该“让给社会主义世界了”;若不“觉悟”，就必定惟利是图，决不会少掠夺一点。“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智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社会改造者的空言是无补的，有实行力者惟有劳动家，而劳动家却被温情主义缓和了。”李达同志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几种手段，指出议会主义不过是“要求资本阶级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社会根本改造的事业永远达不到”;劳动运动也“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直接行动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即“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中国革命“只有采取直接行动之一法”。为此就必须“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李达同志就是这样把梁启超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驳得体无完肤，在论战中发挥了一个基本思想:中国的惟一出路就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夺取国家政权，向共产主义前进。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李达同志和李大钊、何孟雄、蔡和森等同志并肩战斗，战胜了研究系的反社会主义思潮。

(二)反对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早在清末就传到了中国，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占着优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就出来反对。1919年2月黄凌霜著文宣称他“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¹³⁾，同年5月又著文“批评”马克思主义⁽¹⁴⁾。李达同志当时还在日本，但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立即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短文，6月18日就在国内发表，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初步的批判。虽然还很不深刻，但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枪。到了1920年，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起来，刊物和小团体增多了，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现实障碍。这年2月易家钺发表《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¹⁵⁾一文，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斗争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终于爆发了。

李达同志积极投入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从第1期至第5期的《短言》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撰写的《社会革命的商榷》⁽¹⁶⁾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¹⁷⁾两文是当时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最系统的文章，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社会革命的商榷》的第二部分就生产和分配问题集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生产问题上，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却不然，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无政府生产组织的最大缺点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其“无政府状态”、“混乱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差不多”，必然使社会成员受到侵害，因此“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在分配问题上，他批判了两种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分配观，即绝对平均主义和“各取所需”，指出:“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按:指“各取所需”)，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他主张“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对分配加以“限制”。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正在进攻马克思主义。1920年底陈独秀在广州讲演时，区声白与陈独秀通信辩论。次年初，各地无政府主义者串联策划，准备开大会，发宣言，争取群众。他们宣扬的废除一切国家权力、争取个人绝对自由的说教颇能投合一些备受压迫、渴求解放的青年的心理，有很大的煽动力。显然，把争论局限于具体问题还不能摧毁无政府主义，必须对它的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作一个系统的批判，证明它是早被马克思主义驳倒了的错误理论，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鼓噪不过是拾人唾余。李达同志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就是为此而作的。

第一，李达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抓住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和蒲鲁东以及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进行了逐点批判，证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来有不能相合的历史”，并着重揭露了各派无政府主义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在批判施蒂纳时，指出他的理论内容是“无限制的发挥自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批判蒲鲁东时，指出他的理论“明明是准据个人主义的”，“是没有科学的体系和哲学的基础的”;批判巴枯宁时，指出他的理论“是从对于国家和教会的感情上的偏见发生出来的”，“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可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破产”;批判克鲁泡特金时，指出他的理论十之八九是“迷想”、“空中楼阁”，“一大半可以当作宗教看的”。对各派的共同结论是;“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列宁在1901年批判无政府主义时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¹⁸⁾《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与列宁的论断完全一致，李达同志抓住了这个本质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弥补了当时其他共产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一个不足之点。近世有些论著叙述这次论战时没有认真研究李达同志的上述两篇重要文章，因而断言当时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只就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讨论，都未能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加以本质的揭露，这种断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李达同志在揭露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时，也联系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挑战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批判。除了上文说到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外，主要是国家问题和自由问题。

关于国家问题，李达同志指出无政府主义“各分派的共通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对此李达同志着重阐明了两个观点:

(1)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根本对立的国家。针对“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李达同志作了中肯的批驳，他指出:“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并举劳农俄国来证明。针对所谓一切国家、政治、法律都是“蹂躏多数人自由生活的少数人造出来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机关的国家政治法律，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的;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劳动者就会欢迎之不暇了。”他明确地断言:“资本阶级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达到如此深度的人，是为数不多的。

(2)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完全必要的。他批判了所谓革命后可以建立“无政府共产社会”的观点，指出:“若是社会进化的理法不错，那末，资本主义之后，必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不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针对反对建立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国家管理生产的观点，他指出这是“蔑视时间空间的空想”，“假使俄国把中央集权撤废了，把消费委诸各人的自由要求，那末，生产的自由放任，必定要遇到很大的难关”。他还指出，为了镇压国内敌人的反抗，抵御国外敌人的侵略，不能没有国家。“监狱也要的，警察也要的，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军队也要的，因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关于自由问题，李达同志除了尖锐地嘲笑了“绝对自由”的荒谬外，还着重揭露了鼓吹“绝对自由”的反动性，他说:“实在的说起来，资本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为了“设法使各人为社会作工”，“习惯了为社会割爱”，某个时期某种程度的强制是不可少的。

第三，李达同志很注意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对他们的理论是彻底批判，对人则尽量争取。他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约同这些朋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以便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这同对待“走狗学者”的态度判然不同，是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的。那时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中确有许多真心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如果笼统地把他们视为敌人，将不利于促使他们转变。实践证明，经过论战，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放弃了原来的错误信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顽固分子只剩下极少数，逐渐没落了。

(三)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不划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我们党一开始就没有沾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灰尘，固然同我国的社会条件有关，但是同建党前夕我国共产主义者对第二国际的批判也是分不开的。李达同志在这方面也作了巨大的努力。

1920年11月7日，李达同志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¹⁹⁾一文，简洁而通俗地概述了第二国际“堕落的历史”，指出他们搞的是和资本家妥协的议会主义、改良主义，揭露盖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或入阁做官，或拥护资本主义战争的丑行，并谴责道:“他们讲什么社会主义呢?他们已经变成讲国民自由主义的人了。他们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配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他介绍了第三国际成立的经过，得出结论:“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呵!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前进呀!”

为了从理论上分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说明只有列宁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李达同志又在1920年12月26写了《马克思还原》⁽²⁰⁾一文，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集中地概述为以下七点: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藉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

他强调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他援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详细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背叛，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马克思的真面目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一流人湮灭殆尽了”⁽²¹⁾。然后他着重说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恢复，证明劳农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用不着大惊小怪”，“这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他指出: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

党的“一大”召开前不久，即1921年6月2日，李达同志又写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²²⁾一文作为前文的补充发挥，对考茨基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组合社会主义逐一进行了分析批判，着重论证了“多数主义(按:即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设施，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抓住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分歧的焦点——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本质、作用和形式作了集中的论述。他说:“多数主义何以反对现代的民主主义，反对议会政策，而必欲实行劳动专政⁽²³⁾呢?这是因为议会政策是资本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绝对不能相容的。据列宁说，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前的民主主义也不过是一阶级的机关;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他指出:“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所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阶级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劳动阶级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用强制的权力破坏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机关，从资本阶级夺取武装，把劳动阶级组织起来，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因此徐徐的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劳动专政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他认为典型的形式是“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劳农会共和制度”。

从以上几篇文章看，李达同志不但比较系统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而且在批判的同时相当准确、相当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及其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就我们查阅过的资料看，还没有发现当时国内对这个重大问题有更系统、更深刻的论述文章。在当时多数共产主义信仰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不可能有很系统的了解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是无需论证的。

(四)批判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

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1921年10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极“左”派在柏林成立了“第四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他们的影响虽然不如第二国际，但如果我们刚成立的党不同这股极“左”思潮划清界限，就有离开列宁主义轨道的危险，决不能置之不顾。李达同志在第四国际出现仅仅半年以后就写了《评第四国际》⁽²⁴⁾的论文，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理论和策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问题。第四国际鼓吹“全体”无产者都做革命的“指导人”，反对党的领导。李达同志批驳说:“‘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一样东西。”“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的自由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他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者许多被机会主义者、有产阶级爪牙、黄色领袖们的“邪说所迷”的事实，指出“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他响亮地宣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并着重指出:“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督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了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这些旗帜鲜明的论断直到今天也还是完全正确并具有现实意义的。

关于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第四国际鼓吹退出第二国际把持的黄色工会，组织“共产主义工会”。李达同志批驳了这种“左”的观点，指出这是“关门的法子”，“部落式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党的天职，以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为己任的，所以一面要组织劳动组合以外的劳动者而加以训练，一面要唤醒劳动组合员而引为同志。这样，共产主义军队的势力才能雄厚起来，方有胜利的希望”。他指责第四国际的主张只会分裂无产阶级，使工人“永远脱离不了那班黄色领袖的支配，永远受不到共产主义的洗礼，这简直是放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了，这简直是替那班黄色领袖譬如雷金、孔巴斯、亨德逊一流人淘汰他们组合中的共产主义分子”。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第四国际根本反对利用资产阶级议会，鼓吹同议会“绝缘”。李达同志批驳说，第二国际那种“忘记了革命的目的、只顾眼前利益”，“逐末忘本，遂至于卖却劳动阶级于不顾”的议会主义是必须反对的，但是，“共产党对于革命运动，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没有不利用。共产党人若是抱定革命的目的跑进议会去，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他举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的范例，说明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利用议会讲坛和资产阶级报纸“宣传主义”，“努力揭破资本阶级政府的虚伪，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宣布共产主义的好处，唤起劳动阶级的自觉”。

关于联合农民的问题。第四国际认为联合农村无产阶级的策略只适用于“农业国的俄国”，而不适用于西欧，理由是西欧各国农民“至少也有一片土地”，“纯粹的无产阶级很少”。李达同志指出这是错误的，他说:“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至于“至少也有一片土地”的农民，“社会革命最初实应联络农村中这种半无产阶级，至少也要运动他们严守中立，才可以减少阻力”。

李达同志对第四国际的态度同对第二国际有所区别，他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他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警告他们不要“帮助敌人攻击第三国际”，否则，“便是故意分裂无产阶级，等于放弃世界革命”;另一方面仍希望他们放弃错误，同第三国际合并以完成世界革命。李达同志当时显然已经研究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因此这篇论文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他在党的“一大”以前的思想，表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的认识水平又有了提高，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此外，李达同志还积极地向国内介绍苏俄的真相，解释列宁党的政策，回击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和诬谤，消除人民的误解。特别是他根据自己翻译的大量材料，以鲜明的观点写成了《劳农俄国研究》⁽²⁵⁾这本长达377页的专著(包括《俄国革命小史》、《劳农政治的特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劳农制度研究》、《劳农组合之组织与职分》、《农民与革命》、《劳农俄国的劳动者》、《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劳农俄国的教育制度》、《文化的设施》、《妇女之解放》十章)，对苏俄作了详尽系统的介绍，对于帮助党内外群众全面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李达同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紧紧抓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关键最本质的问题不放，为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的论述在当时是最系统最准确的。这也正是他在建党时期不可抹煞的主要功绩。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根据事实澄清一个流传颇广的错误。过去有的颇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教材在叙述党的“一大”时，说“一大”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李达、李汉俊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说李达主张“合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党只应该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学术团体，不必强调组织纪律，不必从事工人运动和实际斗争，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只到资产阶级议会去作宣传，等等。我们不得不说，对李达同志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半点事实根据的。这种教材的作者大概根本没有读过李达同志从1919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的著作，特别是建党前后的著作。如果读过这些著作，而又稍有实事求是之意，就不应该作出这样颠倒事实的论断。李达同志在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批判改良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批判第四国际极“左”思潮的那些旗帜鲜明、影响巨大的论著，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鞭挞是毫不留情的，其中哪有丝毫“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呢?怎么能够设想，李达在“一大”开幕的前几天和“一大”之后都是坚决而系统地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而惟独在“一大”开会的那几天忽然莫名其妙地成了他自己一贯坚决反对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成了“代表人物”呢?又怎么能够设想“一大”居然会特地选举一个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革命、不要组织纪律、不要实际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议会迷”来担任全党的宣传主任呢?这不是神话吗?李达同志的遗文俱在，白纸黑字，事实昭然，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呢?事实表明，李达同志不仅不是什么“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且恰恰是坚决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现在《李达文集》已经出版，党史教材中那些以讹传讹的说法也该改正了。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建党初期的状况时指出:“在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这时的党终究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²⁶⁾。李达同志在建党前后的著作，当然也不免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建党初期的历史状况，带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成熟的痕迹，还没有正确解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当时，他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还缺乏具体的分析，还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在肯定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还不大了解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他为早期党的正确路线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所作的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积极参加建党前后的实际工作

(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

李达同志怀着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于1920年春天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这时第三国际派威琴斯基来北京与李大钊同志晤谈，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建议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等七人在同年5月⁽²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施存统当时在日本，写信表示同意参加)，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会议，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一个简单的章程草案。这个组织当然还不是全国性的党，而是党的发起组，但它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其他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小组，是由上海的发起组通知建立的。与此同时，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建立了小组。这些小组建立时并没有命名为“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回溯党史时追加的。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孙中山的邀请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通信中发生争执，辞去了书记职务，由李达同志代理书记。从这时到党的“一大”召开，上海发起组的全面工作是由李达同志主持的。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发起组的重要成员，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这个历史事实是应该明确地肯定的。

(二)主编《共产党》月刊

党的上海发起组决定把《新青年》从第8卷起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由李汉俊、陈望道主编，李达同志也参加编辑工作。同时，为了更直接更鲜明地宣传党的思想，还决定创办秘密性的党刊《共产党》月刊，这个党刊的主编就是李达同志。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它选定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日子创刊，在长夜难明的中国第一次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红旗，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它在《短言》里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它大力宣传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建党学说，批判机会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它被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并在革命分子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过五千份，实际上成了半秘密半公开的刊物。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²⁸⁾，并曾设法把其中一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这个刊物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大”后停刊)，但它在我们党正式成立前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和组织的作用是永垂史册的。(www.xing528.com)

在反动统治下办这样一个刊物当然极其困难。一个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文章不能署真名。稿子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第三期有一页上印着几个大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经费没有保证。李达同志挑起了重担。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

(三)参加“一大”的筹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1921年5、6月，第三国际派马林和尼可洛夫来上海同李达同志商谈，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发起组研究同意后，李达同志作为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他代表党的发起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巴黎小组当时同国内联系较少，未通知)，他和李汉俊是上海的代表。大会期间，他参加起草文件，并负责解决代表们的住宿、会议的场所等具体事务。当大会在李书城⁽²⁹⁾家里举行时，险遭法国巡捕房的搜捕。为了大会的安全举行，李达同志和夫人王会悟女士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表们转移到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直到胜利闭幕。李达同志为“一大”的召开尽了最大的努力。

大会决议成立中央工作部，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各地小组都改成了支部。这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诞生了。

(四)创办并主持人民出版社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的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后，决定成立一个地下的人民出版社，这是我们党自己的第一个出版社，主持人就是李达同志。

人民出版社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有意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新街26号”，可见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这个出版社还是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它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9种。在一年之内就实际出版了15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资本论入门》、《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李卜克内西纪念》等。李达同志亲自担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并亲自译稿和撰稿。例如《李卜克内西纪念》一书中的《李卜克内西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热情歌颂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革命精神永远不死”，表示“我们追想着李卜克内西的伟大，一定要努力奋斗，继承他的革命精神”。

(五)主持平民女学，开展妇女工作

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同志商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培养妇运人才，开办上海平民女学，由李达同志兼任校长。这个学校的《章程草案》说:“中国的男女学校不论是初等中等高等，都是替特权阶级的‘少爷’、‘小姐’们而设的，‘穷小子’是没有份儿的”，公开宣布“本校的目的是实行平民教育，要使一般平民女子得到人生必要的知识”。学校设工作部，实行工读，为入学的贫苦妇女解决工作问题，帮助她们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学校的高级班学生大都是女党员和外地来上海活动的党员的亲属，李达同志为她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还请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为她们讲课。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当时都是该校学生。这个学校是党开展妇运工作的据点，学生们常到工厂与女工联系，做宣传鼓动工作;这个学校又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据点，党员常在这里开会。李达同志还领导《妇女声》杂志的工作，重要稿件都经他审阅修改。

李达同志以很大的努力研究妇运问题，亲自撰写和翻译介绍了大量文章。例如，他撰写的有《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说明本校(按:指平民女学)工作部之内容》⁽³⁰⁾、《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³¹⁾、《介绍几个女革命家》⁽³²⁾、《女权运动史》⁽³³⁾等;翻译介绍的有《社会主义的妇女观》⁽³⁴⁾、《列宁的妇人解放论》⁽³⁵⁾、《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³⁶⁾、《绅士阀与妇女解放》⁽³⁷⁾等。这些论著对党的妇女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向工人做宣传鼓动

党的工运工作不是由李达同志负责，但他在直接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党的发起组成立后，他为对工人作通俗宣传的刊物《劳动界》撰稿，例如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³⁸⁾这篇讲演体文章中，他刻画了工人备受压迫剥削的状况，指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劳工神圣颂》⁽³⁹⁾一文中说:“单单一个人是神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劳工神圣的时代了。”“劳动者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无论什么他都有，他造房子、织布、做面包。无论什么，有不是劳动者造出来的么?”他指出，剥夺剥夺者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合理的。

当1922年“五一”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全国劳动大会时，李达同志发表了《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⁴⁰⁾一文，满腔热情地歌颂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劳动界破天荒的举动，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万国劳动者的大会(按:指第一国际成立大会)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表示“知道这个消息，实在异常欢喜”。他在对大会的四项希望中，简明通俗地宣传了《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宣言的基本思想。

劳动大会后，各地出现的罢工斗争的高潮，不断遭到镇压。吴佩孚为了欺骗人民，在“恢复国会”的通电中诡称“保护劳工”。党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为了宣传党领导的这一运动，李达同志发表了《劳动立法运动》⁽⁴¹⁾一文，愤怒控诉了国外反动派和国内的赵恒惕、陈炯明、肖耀南等军阀残杀、压迫工人的罪行，揭露了“中华民国”的“约法”只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压迫人民的武器”。他号召全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把劳动立法作为斗争的“第一步”，然后发展成“政治运动”，“一致起来打破这种法律，或者是推倒这种政府”。他特别强调劳动立法运动要靠斗争，“若是劳动者一味哀求特权阶级赐给恩惠，这种恩惠是不可靠的”，“非到劳动者自己已显示不可侮的实力以后，是不容易成功的”。

四、结　　论

李达同志在青年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由伟大时代孕育出来的一代革命先驱之一，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的行列。

李达同志有他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他在党的“三大”前夕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陈独秀的意见分歧而一度离开了党的组织。不论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这总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是不应忽视的。

第一，李达同志从1923年离开党组织到1949年重新入党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主持该校校务)、农民运动讨论委员会常委。他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发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专著，在革命队伍中广泛流传，再版14次之多，据邓初民同志回忆，当时的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⁴²⁾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影响了许多革命青年，写下了《社会之基础知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等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打击迫害，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决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他还积极完成了党的地下组织交给他的许多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批准他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由毛泽东同志和李维汉同志亲自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同志做介绍人，说明党对他这段时间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

第二，不仅对李达同志一生的功绩不能因为他的缺点错误而一笔抹掉，对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如此。这不只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公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不要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的问题。

毋讳庸言，过去党史研究是有禁区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就处理历史人物来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都不能提，同他们相关的事实也必须根据“路线”的需要加以“改造”，或者干脆连人带事一齐取消。即使有时不能不提到某事，也往往见其事不见其人，结果使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了“无人事件”。淮海战役没有指挥员，抗美援朝没有司令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同样，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没有运送人;建党前后的大论战热火朝天，共产主义者这一方说了不少的话，却不知说话的人是谁;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没有成员;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筹备组织召集就自行开幕了，代表也大半没有姓名，如此等等。按照这样的规矩写成的党史，至少我们的下一代是不爱看、也看不懂的，这并不能给我们党增添光彩，也不能使党史真正成为科学。现在禁区开始打破，情况大不相同了，这是值得庆幸的。

【注释】

(1)原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署名李其驹、陶德麟、熊崇善、段启咸、曾勉之，文末注明陶德麟执笔。

(2)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载《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3)以上两书由中华书局在1921年出版。

(4)影印件见《人民日报》1977年4月28日第4版，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5)以上四篇文章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至7月初，署名鹤。

(6)《改造》第1卷，第7号。

(7)《时事新报》。

(8)《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7日，署名鹤。

(9)《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1年12月7日。署名江春。

(10)《改造》，第3卷，第4号。

(11)《改造》，第3卷，第6号。

(12)《新青年》，第9卷，第1号。

(13)《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载《进化》月刊。

(14)《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

(15)《奋斗》第2号。“布尔札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16)《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署名江春。

(17)《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5月7日，署名江春。

(18)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19)署名胡炎。

(20)发表于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5号。

(21)这里把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同伯恩斯坦、考茨基并提是一个误解。李达同志在次年写的《李卜克内西传》(指卡尔·李卜克内西)中提到威廉·李卜克内西时，已经称他为“革命的实行家”。

(22)《新青年》第9卷，第2号。

(23)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里，“劳动专政”、“劳工专政”、“劳农专政”、“劳动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个概念。

(24)《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4月21日。

(25)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发行。

(26)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01页。

(27)据有的回忆材料，上海发起组是5月开始酝酿，8月正式成立的。

(28)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同志的信，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29)李汉俊同志的胞兄。

(30)以上引文均见《妇女声》第6期(平民女校特刊号)。

(31)《妇女评论》第7期。

(32)《妇女评论》第11、12期。

(33)《妇女评论》第59期至70期连载。

(34)《妇女评论》第10、11期。

(35)《新青年》第9卷，第2号。

(36)《新青年》第9卷，第2号。

(37)《妇女杂志》第7卷，第6号。

(38)《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8日，署名立达。

(39)《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署名H．M．

(40)《先驱》1922年“五一”节纪念号。

(41)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9月10日。

(42)1927年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人犯”开列李达的“主要犯罪事实”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