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重读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重读李达同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¹⁾

在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重读李达同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下简称《质梁任公》)这篇生气勃勃的战斗文章，我们不能不对当年在长夜难明的祖国大地上传播火种的整整一代革命先驱寄以深深的缅怀和崇敬。他们是召唤黎明的雄鸡，是迎接风暴的海燕，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²⁾这个科学论断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军阀政客、地主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把它当作洪水猛兽来“围剿”，小资产阶级也极力同它争夺阵地，渴望改造中国的广大群众还在痛苦的摸索和抉择之中。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不能不为革命真理的生根发芽劈山开路，进行艰苦的战斗。在五四时期，他们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他们在各次论战中都粉碎了敌人，扫除了横梗在前进道路上的榛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李达同志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的最积极的战士之一。《质梁任公》一文就是他在第二次大论战中批判研究系的反动思潮的一篇战斗檄文，是当时一批共产主义者的集体战斗业绩的一个纪实。通过这篇文章，仿佛一代先进人物同敌人鏖战方酣的动人场面又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的勃勃英姿至今还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的?为什么当时必须批判研究系的反动思潮呢?

研究系是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为骨干的一个政派。他们原是清末的君主立宪派;辛亥革命后变成了向袁世凯拿津贴的“进步党”，袁世凯覆亡后他们又依附段祺瑞，梁启超本人还当过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由于1916年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宪法研究会”，因此“进步党”人以后就被称为“研究系”。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他们一方面看到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不得不趋时应变，以图保存自己;另一方面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的宗旨就是用社会改良主义即假社会主义来抵制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们在1919年9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1920年改名《改造》)，作为他们的讲坛;又在1920年9月请标榜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中国作长达10个月的讲学，为他们助战。

由于研究系的主要成员有著名学者的身份，又标榜“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很容易鱼目混珠，蛊惑人心，为害甚大。因此，他们一露头就引起了当时共产主义者的警惕。1919年12月1日张东荪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对话体长文时，远在日本的李达同志就敏锐地看出他是一个“会学时髦”、“言不由衷”、“前言不顾后语”的假社会主义者。但是，当时研究系还没有正面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战斗还没有打响。

经过一番准备，研究系的大举进攻开始了。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首先发难，在《时事新报》上抛出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鼓吹“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使大多数人过“人的生活”，反对“空谈主义”，指名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当时已从日本回国的李达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当天就写了《张东荪现原形》的短论(第二天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予以迎头痛击。他尖锐地指出:“东荪自己把假面具撕破了!”接着，李达同志又撰写了《社会革命的商榷》这篇著名论文(1920年12月7日发表于李达同志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二号)，针对研究系和其他假社会主义的言论，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根本主张。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的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人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的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纠正他们，然后把我的主张写了出来，同大家讨论。”

研究系分子当然不会就此歇手，他们的进攻更加紧了。12月15日，张东荪又抛出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改造》三卷四号)，系统地亮出了研究系的理论。两个月之后，首领梁启超亲自出马，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下简称《复东荪书》)一文(《改造》三卷六号)，把研究系的理论发挥得更加彻底。这一期《改造》还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组织了一批文章互相唱和，呐喊助威。他们以《改造》为阵地，扯起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气焰十分嚣张。一场激战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就以《新青年》和《共产党》为阵地，更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向研究系思潮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两军对垒，旗帜鲜明。李达同志的《质梁任公》一文，就是这场反击战中的一发重型炮弹。

李达同志在文章的开头就毫不含糊地宣布这场争论的阶级性质，他指出这决不是什么“普天下同主义之人”的互相切磋，而是“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的斗争。他公然申明自己是“为忠实主义起见”而参加斗争的，对“最后之决胜”充满信心，认为“讨论的人越多，越是好现象”。

为什么李达同志把梁启超的《复东荪书》作为“最有力的论敌”呢?因为第一，梁启超不但是研究系的首领，而且是清末变法运动以来大有名气的人物，又是“著作等身”的“多方面的人才”，许多不大了解他后来的政治生涯的青年对他还有一定的迷信，不揭穿他就不能破除这种迷信。第二，梁启超这篇文章是研究系理论的代表作，不摧毁它就不能粉碎整个研究系的理论体系。第二，梁启超是以“笔锋常带情感”著称的大学者和鼓动家，他这篇文章“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颇足以使一些对社会主义没有研究的人被“感动”得“望洋兴叹，裹足不前”，不驳倒它就等于让它欺世惑众。因此，当时年仅30岁的李达同志毅然选定这个庞然大物作为对手，而把研究系中次等角色的文章撇在一边。这不但体现了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革命勇气，而且显示了他善于集中力量对准主要论敌的斗争艺术。

李达同志同梁启超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李达同志从如下三个方面有力地批驳了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第一，李达同志批驳了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

梁启超自称“社会主义者”，再三申明他“确信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因为它在欧美“适合于多数人的地位之要求”。但是在中国能不能“进行”呢?他认为中国国情“与欧美不同”，社会主义行不通，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所谓的“国情”是什么呢?一曰中国“实业不发达”，二曰中国没有劳动阶级。他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均产”，搞“合理分配”，“使多数劳动者的地位得以改善”。既然中国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即使“均之又均”，也不能改善劳动者的地位;何况中国人“什之八九”连职业都没有，想进资本家的工厂当苦工犹不可得，根本还不成其为劳动者。中国现在不是解决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解决有业无业的问题。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运动，那就只能是“游民阶级运动”，其结果只能是“增加游民”，“毁灭社会”。

梁启超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地主张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李达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他的这些谬论，明确地肯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适合于中国的。

李达同志针对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歪曲，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着重指出劳动者苦难的根源就是“以自由竞争和私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即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像梁启超所歪曲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决不是如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去“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去“均产”，去“专争分配”，而是“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度永远铲除”，“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即“建设永久的共产主义”。

他针对梁启超认为中国和欧美情况不同，中国没有劳动阶级，中国不是解决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解决有业无业的问题的理论，指出中国工业发达的程度虽然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存在着无产阶级却是事实，而且“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实不能以言语形容”。他还指出:如果说中国许多人没有职业，那正是国际资本侵略中国造成的，这些人其实是“失业的劳动者”。只有“扫荡”了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他说:“至于说中国现实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产业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他还针对梁启超把社会主义运动诬蔑为“游民阶级运动”的说法，责问梁启超:“我并不主张游民实行革命。但是劳动者不幸失业而成游民，若有相当的训练团体，何以绝对不许他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梁任公一定要他们回复到赁银奴隶的地位以后，才准他们发言，是何道理?”

第二，李达同志批驳了梁启超认为中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将来”再谈社会主义的谬说。

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呢?他认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将来”再谈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既然是解决有业无业的问题，那就要“开发实业”，要开发实业就得有资本，而只有资本家才有资本，因此“开发实业”，只有“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只有奖励资本家办工厂，发展资本主义，才可以使大量“游民”有工可做，“得丐其余沥以免死”。他认为只有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阶级，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www.xing528.com)

梁启超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地主张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李达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欲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空想的。

李达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驳斥了梁启超认为只有靠资本家“开发实业”的妄说。他指出，开发生产实业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是“一切生产机关归最少数资本阶级所有，最大多数劳动者均为劳动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的支配”，“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而且由于生产竞争，生产力不能“保持均平”，一遇生产过剩，经济恐慌，劳动者还要“招来失业的苦痛”。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则是“一切农工业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两者的“利害得失”是非常清楚的。明知资本主义的恶果还要去发展资本主义，这无异乎“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是完全不必要的。开发实业非“委诸”资本家不可吗?决不。李达同志说:“我要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那是个教育的问题。若忧劳动者没有发达的生产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若说劳动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

李达同志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他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妄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糕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而不免是空想罢了。”

针对梁启超认为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可以救济“游民”的谬论，李达同志断然驳斥说:“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拯救失业贫民的好方案。”失业正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过将外国人的资本家变成中国人的资本家罢了”，能够“丐其余沥以免死”的不过千分之一二。况且这也并不能抵制外国资本家的掠夺，结果无非使中国劳动者身受“两重的压迫”。李达同志辛辣地讽刺梁启超鼓吹的“社会主义运动”“明明是主张贫人丐富人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

李达同志还以犀利的笔锋机智地揭露了梁启超要“造成”劳动阶级，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的说教的荒诞无稽和自相矛盾。李达同志说:“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如果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当然也就没有资产阶级，那就已经是无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已经实现了，又何必去“制造”阶级，然后去“制造”社会主义运动呢?这不正如为了“解放”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先故意为她缠足一样可笑吗?

第三，李达同志揭露了梁启超的伪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了他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本来面貌。

梁启超虽然明明在鼓吹发展资本主义，但又决不愿意放弃“社会主义者”的时髦外衣。他扬言他提倡资本主义“原属不得已之法”，因此并不赞成“坐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主张“矫正”它。“矫正”的办法有二:一是使资本家“觉悟”，不要“掠夺太过”;二是恐吓劳动者，不可反对资本家，不要“力未充而滥用之”。一句话，就是要“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那么，梁启超主张的“社会主义运动”又该干什么呢?他认为只能向工人灌输一点知识，劝他们办一两件“切身利益之事”(如疾病保险)，用这个办法来“作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战之准备”。

李达同志坚决驳斥了梁启超的这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滑稽的办法”，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了鲜明的对比。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把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个“万恶的根源”“完全撤废”。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则不过是借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来缓和社会问题，“根源”依然存在，无产阶级依然“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资本家即使“宽待”劳动者，也是为了“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李达同志指出梁启超所谓“矫正”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他深刻地指出所谓“矫正”资本家使之“觉悟”，不过是“一句空话”。资本家如能“觉悟”，就该“让给社会主义世界”，不做资本家了;如不“觉悟”，就不会改变“惟利是图”的本性，要他们少掠夺一点是办不到的。李达同志还进一步反问:“况且谁可能矫正资本家?国家是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智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社会改造者的空言是无补的，有实行力者惟有劳动家，而劳动家却被温情主义缓和了。”

针对梁启超要劳动者放弃阶级斗争，只办疾病保险之类的小事，将来再“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战”的伪善说教，李达同志尖锐地指出这是企图陷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巧言饰词”，决不是“革命的手段”。他嘲笑梁启超“主张运动的规模非常之大，而用的手段又非常之小”，清晰地暴露了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真面目。

为了驳斥改良主义，李达同志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三种手段:议会主义，劳动运动，直接行动。他认为议会主义不过是“要求资本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社会根本改造的事业永远达不到”。劳动运动“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能算作社会运动的唯一手段”，“若专靠劳动运动，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至于直接行动，则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其中又分工团主义和劳农主义两种。工团主义就是用总罢工的办法实行革命，这在俄国和中国是行不通的;劳农主义则是“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然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中国革命“只有采取直接行动的一法”，“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在这里，李达同志重申了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的观点:中国革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手段。这也就是李达同志的《质梁任公》一文的结论。中国要不要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无产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场大论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质梁任公》一文的重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迎头痛击了研究系的蛊惑人心的假社会主义理论，论证了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上澄清了是非，端正了方向，给这场大论战作了初步的总结。这表明，李达同志和李大钊、何孟雄等一批共产主义先驱协同作战，打败了敌人，赢得了胜利。

不难看出，《质梁任公》一文带有当时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上的不成熟的痕迹。李达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没有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在肯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还不太了解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但是，这无损于这篇战斗作品的重大历史意义。只要我们想到这是59年前出自一个青年手笔的作品，想到那时各派“社会主义”还在中国纷然杂陈，使许多人真伪莫辨，想到那时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我们就不仅不会离开历史条件而苛责前人，倒要为这篇作品在最主要之点上经得起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而感到难能可贵了。

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最公正最无情的裁判者。那些五光十色、喧嚣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像泛滓沉渣一样被革命的怒涛席卷而去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为一代革命先驱首先揭示出来的真理，却像燧石一样，在各种社会势力的撞击下迸射出愈益灿烂的火花。

【注释】

(1)原载《江汉论坛》1979年第1期。署名李其驹、陶德麟、熊崇善、段启咸、曾勉之，陶德麟执笔。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