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

珍贵的文献，亲切的教导——重读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¹⁾⁽²⁾

毛主席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公开发表，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李达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致死时，这三封信也曾被抄家者抄去，险遭销毁。幸亏有几位同志设法把这些信送交中央，才得以保存。我们在李达同志身边工作时见过这些信，但在“文革”中是不能提及的，谁提及这些信就是犯了“为李达翻案”的弥天大罪。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可能看到这些珍贵文献。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手迹，追怀往事，怎能不思绪万千，热泪盈眶!

李达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一直受到毛主席的关怀和赞许。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宣传、阐发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作为晚年的光荣职责。1950年毛主席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时，李达同志立即以高度的热情从事解说工作，以通俗的言语和生动的事例宣传这本著作的思想。当时他是湖南大学校长，行政工作很忙。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写作两个多小时再去办公、开会，晚上又继续写到深夜。酷热的南方夏夜，人们乘凉去了，他却点着蚊香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撰写《〈实践论〉解说》。为了准确地解说毛主席的思想，他把打印稿寄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百忙中用毛笔一丝不苟地作了修改，并给李达同志回了信。1952年《矛盾论》重新发表时，李达同志又撰写了《〈矛盾论〉解说》寄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又给他回了信。这里发表的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1954年，毛主席发动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李达同志把他写的《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两文寄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几天之后就给他回了信，这就是这里发表的第三封信。我们深深感到，这三封信不只是给李达同志的私人信件，而且是留给全国理论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宝贵遗教。我们想结合一些往事，谈谈重读这三封信的一些感受。

一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一员。他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³⁾对一切有成就的党内外人士，他尤其关怀、尊重，对李达同志的态度就是一个范例。仅从这三封信的称呼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对这位老同志是何等亲切!从信的内容看，毛主席对李达同志的理论工作是那样关注，满腔热情地给予赞扬和鼓励，对他的文章是那样重视，亲自认真修改，并且总是用“请加斟酌”，“未知以为如何”的商量语气，毫不强加于人。毛主席和李达同志的革命友谊是从青年时期开始建立的。1923年，毛主席请李达同志回长沙创办和主持自修大学，为党培养干部。1937年李达同志把他在白区险恶环境中撰写的《社会学大纲》寄给毛主席，毛主席读了十遍，做了很多眉批，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并写信给李达同志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49年初李达同志应毛主席邀请由长沙经香港来到北京时，毛主席同这位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彻夜长谈，就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武汉大学哲学系也是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由李达同志主持重建的，1961年下，毛主席在庐山邀李达同志长谈理论问题，请李达同志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李达同志对毛主席的敬佩也出自肺腑。他常常说:“我们这些人也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可就是写不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知道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法。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整套中国革命的理论。”他说，他对毛主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好学深思，实事求是”。1961年他从庐山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同志，谈到他前几天见到毛主席以后的激动心情，说他已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来日无多了，但是只要能“假我数年”，还要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编书任务，还要修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说》，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解说》，直到掷笔而去。但是，李达同志对毛主席也决不神化。他常常对我们谈到毛主席早年怎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情况，鼓励青年同志学习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思想也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逐步锻炼出来的，毛主席最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非常厌恶那些浮夸矫饰的颂扬之辞，认为这不是真正爱戴毛主席。

林彪、“四人帮”打着“拥护”领袖的旗号，把无产阶级领袖同群众的关系丑化为封建帝王同臣仆的关系。那一套“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宗教仪式，无非是妄图使人民群众永远保持一种“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的奴隶般的精神状态，彻底扼杀社会主义民主，以便他们毫不费力地强奸民意，建立他们的法西斯专政。毛主席的这三封信，就是揭穿他们的鬼蜮伎俩的锐利武器。

二

我们要学习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革命学风。毛主席从来认为他自己的学说是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而不是个人天才头脑的产物;他自己的著作也同任何其他的科学著作一样，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而有所增益，有所修订。不仅个别论断是这样，就是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也不例外。如果发现有不够完善、不够确切的提法，也要修改。毛主席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正是他作为一位革命导师的本色。毛主席在第一封信中指出《实践论》有一处“不妥”，“拟加修改”，在第二封信中指出《矛盾论》中有一处已作修改，就是明证。1961年，李达同志对毛主席谈到他想修改《〈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时，毛主席又说到，《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二十多年前写的，现在革命实践发展了，有些地方也需要修改了，可惜没有时间。毛主席从不认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从不认为自己的著作是至矣尽矣的终极真理，恰恰相反，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同别人商量讨论的。还有两个例子，毛主席给李达同志修改《〈实践论〉解说》，有两处李达同志又对毛主席的文字作了改动，毛主席丝毫也不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尊重; 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前，就把打印稿寄给李达同志请他提意见。

毛主席历来提倡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是满腔热情地希望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多研究问题，多写文章，多出著作。1961年，毛主席对李达同志说，对认识论的问题要深入研究，光有《实践论》是不够的，还要有别的书。毛主席当时就建议李达同志写一本认识论的专著，并说他自己也想研究辩证逻辑问题，苦于工作太忙。毛主席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说这本书现在还应该再版。李达同志说这本书内容陈旧了。毛主席说，修改一下就是了，你们那里不是有哲学系吗?找几个助手协助你好了。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苏联人写了哲学教科书，我们也要写出教科书来，唱对台戏嘛!这种书不仅国内的人民需要看，国外的人民也需要看，亚非拉的人民更需要看。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李达同志当时向我们传达过，也向有关的领导同志传达过，他自己也是努力贯彻执行的。李达同志十分注意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他在指导我们编书的时候，针对当时在林彪“顶峰”论影响下的一些流行的提法，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讲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要实事求是，要力求讲出毛主席的新贡献，而不要抓住一两个名词、一两句话就随便地说这就是发展。有的原理不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就不要硬说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来的。到处是“发展”，反而把毛主席真正的发展贬低了。他对林彪的“顶峰”论极其反感，公开指出这否认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合乎唯物辩证法。当时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副主席讲的。他坚定地说:“我知道是他讲的。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乎唯物辩证法，我都不同意!”当时，李达同志的这些正确言论，竟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定性材料”。有人竟说李达“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孰甚于此!(www.xing528.com)

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的旗号鼓吹什么“顶峰”、“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这门生气勃勃的科学丑化成教条符咒，向人民灌输蒙昧主义。这种假“高举”、真反对的一套，其心至险，其计至毒，其害至烈，非彻底清算不可!今天学习毛主席的这三封信，对于扫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妖氛毒雾，作用将是很大的。

三

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毛主席几十年来一贯高度重视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这三封信里，毛主席反复强调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不只是对李达同志一个人的期望，也是交给全国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李达同志是忠实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的。他以极大的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通俗作品，作过大量的报告。1953年，他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到校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抓全校师生员工的系统理论学习，亲自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接着就创办马列主义研究室，建立理论教师队伍，开办教师职工的马列主义夜大学，亲自抓教学计划，亲自讲课。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应当是各门科学中的首席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不首先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办不好的。”1956年，他在新创办的武大哲学系亲自兼任系主任，亲自带头编教材，亲自讲课，亲自抓试验班。1960年，他参加湖北省几个学校合编哲学教科书的工作，亲自负责编写一章。他说:“我是个老兵，我应当上阵!”1961年，毛主席交给他修改《社会学大纲》的任务时，他已经71岁了，不顾年老多病，不分寒暑地坚持工作，并为此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直到他1966年被打成“黑帮”，他的研究室被洗劫一空的时候，他还丝毫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职责。他拄着拐杖站在研究室门口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请你们留给我吧!毛主席交给我的编书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能不工作。我拼了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林彪、“四人帮”一伙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扼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们法西斯专政的腥风血雨中，毕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李达同志竟被污蔑为“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含冤而死;他创办和主持的武大哲学系被打成了“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他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编写的著作被打成了“反革命黑书”。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孰甚于此!毛主席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的发表，必将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必将帮助人们进一步澄清长期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注释】

(1)原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署名石曼华、李其驹、陶德麟、萧萐父，陶德麟执笔。

(2)这三封信的影印件是由陶德麟1978年7月赴北京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时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同年10月17日请示党中央，建议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85周年时在《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这三封信，党中央于11月12日批准。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