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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陶德麟文集

时间:2023-12-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树立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对我们自觉地坚持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意义。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思想,对正确理解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陶德麟文集

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1)

树立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人为本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对我们自觉地坚持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意义。

理论的概念和命题都是一定的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了概念和命题所属的理论体系,只从语词上做文章,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它们的本来涵义,甚至会发生误解或曲解。

以人为本这个命题,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出现,事实上也以各种略有差异的形式出现过。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就是以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为动力的。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导言》,1844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系列论著的轴心就是对人的处境的关怀和人的解放前景的展望。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包括他撰写《资本论》和晚年研究人类学的活动,都贯串着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精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如何理解“人”的科学理论,就是关于“人”如何得到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

以人为本就是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生命,就是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然而马克思根本不同于悲天悯人的慈善家和徒托空言的空想家。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往所有关于人的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对人的命运的最赤诚的关切与对客观实际的最冷峻的分析融为一体,第一次以科学的实践观为钥匙,解开了人的本质这个千古之谜,对现实世界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分析,阐明了造成人的现实处境的根源和改变这种处境的方法,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开辟了道路,从而造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科学依据,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正如《共产党宣言》响亮地向全世界宣布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那么这种以人为本的理论与其他以同样或类似的词句表达的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

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思想,对正确理解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一切关于人的问题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都是发生在这个现实的时代、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一切以“人”的名义出现的问题,包括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都具有与现实的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内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也是如此。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同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也是具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发展阶段、处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要求的人,解决人的问题的办法和手段也受现实条件制约,不能脱离具体条件和现实可能性而抽象地、漫无边际地谈以人为本的问题。只有结合实际情况,才能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落到实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不能离开现实条件提出问题,也不能离开现实条件要求解决问题。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历史使命的集中体现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人为本的。在我们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无条件地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就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这是我们党的惟一宗旨,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在为推翻“三座大山”奋斗的时候如此,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同样如此。毛泽东同志表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表述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是我们党的宗旨的科学概括,都闪耀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芒。我们党如果背离了以人为本,不全心全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充当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的最根本的问题。

(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党只有高度自觉地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解决一切有关发展的问题才会有正确的方向。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人民政权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奔小康,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以人为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三个有利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以人为本。离开了这个根本宗旨和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我们党的工作就没有价值可言,人民也不会拥护和支持。有些同志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偏差和失误,说到底也还是由于在以人为本的问题上观念淡薄,缺乏自觉性,甚至发生了背离。比如有的同志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发展经济,又把发展经济理解为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增长,结果是浪费了能源,破坏了生态,影响了科技文化教育的相应发展,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我们党是执政为民的党,我们的一切工作的结果不仅要在当前惠及全体人民,还要在今后惠及子孙后代。我们决不能为了某些不恰当的“指标”和“数字”、不真实的“政绩”而忘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更不能为了一时的需要而做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事。

现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的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世代代的永续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造条件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确保以人为本的宗旨得到切实的贯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在宪法中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内容;增加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明确规定对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要牢牢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根本宗旨不放,在任何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一时一事所动摇。

既然以人为本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党的宗旨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那么今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命题呢?(www.xing528.com)

第一,从学理上看,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必须与时俱进地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容。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则,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这是因为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容和满足根本利益的方式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如果不把以人为本的普遍原则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赋予它具体的内容,这一原则仍然是一般的原理,而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以人为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有不同的内容,在这两个时期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内容。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准确地把握这个具体内容,并体现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转化为行动的指南,以人为本的原则就会落空,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以人为本的命题同样适用。在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实践中,这个原则有贯彻得好的时候,也有贯彻得不大好甚至很不好的时候;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这里的症结就在于是否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实际,从而以相应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理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理原则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整体,每一个原理原则都只有在整体中才可能获得自己的意义,正如人的手足只有作为活的身体的有机部分才能发挥手足的功能一样。这些原理原则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是与时俱进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把握好这种辩证关系极为不易,往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探索才能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片面性很难避免,顾此失彼、畸轻畸重的偏差也常常容易发生。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原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的原理等等,都不是孤立的“条条”,脱离了整体而片面地强调一条就会变形走样。又比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方面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不能孤立地只强调一个方面。只有把握这些原理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找到在具体条件下这三个方面的最优的互动关系,才能全面准确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二,从实践上看,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经历了长期的艰难过程之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变化,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旧体制的弊端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涌现出来。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的急剧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矛盾的加剧等等,都是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地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我们党为人民根本利益奋斗的宗旨也将无从实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就事论事的枝节措施是无济于事的,那样仍然会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重要的举措就在于要针对新情况提出全局性的战略思想,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这一新情况而提出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使以人为本的普遍原则涵盖了新的时代内容,获得了全新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原则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西方人道主义是产生于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人道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和教会以神权压制人性,鼓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提倡关怀人,尊重人,后来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也是这种世界观的发展。这种人道主义在摧毁封建主义统治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在资本主义建立之后在某些条件下也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就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这种人道主义为指导的实际行为对促进社会的和谐也还是有益的。信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是怀着真诚善良的愿望关心人民的,其中还有不少具有献身精神的杰出人物。不加分析地否定这种人道主义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根据的。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特点是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谈论普遍的人性,而这种普遍人性其实是以资产者为模特儿描绘出来的,只不过被解释为一切人共有的人性而已。在资产阶级心目中,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人权,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自由,本质上就是商品交换和贸易的自由,也就是资产者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无产者向资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本质上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也就是资产者购买无产者的劳动力时的等价原则。博爱,本质上就是宣扬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互爱和合作。这种以普遍形式表述出来并且掩盖起来的人道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缺陷也有批评,甚至有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批评的根本前提仍然是肯定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而又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因而有很大的虚假性。某些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随意以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手段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犯别国的主权,屠杀别国的人民,一点人道主义也不讲,就是这种虚假性的露骨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基础都不同。它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社会中源远流长,一直是统治阶级治人之术和牧民之道的重要方略之一,是“仁政”和“王道”的理论基础。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管子》的“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大力宣扬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有历史的进步性。许多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家和诗人的作品至今还闪耀着不朽的光芒。民本思想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是我们民族的极其珍贵的精神传统。其中包含着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借鉴、继承和弘扬的宝贵成分。但是,这种民本思想的根本前提还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即使是最开明君主,也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看成主人,让人民当家作主。“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就说明了“民”只是支撑这个统治的基础,并没有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内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还是“天下之通义”;“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还是天经地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命题的以人为本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恰恰是从批判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议论开始的。以往的一切张扬人、推崇人的理论,其共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理解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在这些理论中作为主体并被渲染得极为神圣的“人”,只是被思想家们从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这样的“人”正因为被说成属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所以也就不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只是思想家虚构的幻影,而不是现实的存在。这个缺陷,连19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也不例外。他的“人本主义”揭露了唯心主义把人说成“自我意识”的谬误,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有血有肉的实在,这是正确的。但他描绘的人仍然是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抽象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现实的人。他在自然领域里是唯物主义者,一跨进社会领域就成了唯心主义者。所有这些隔靴搔痒的理论,都说明不了人的本质,解决不了人的解放问题,只能在各种迷宫里徘徊。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他第一次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生存不是靠消极地、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靠主动地、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不是现成的自然物,而是人运用自己制造的工具,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物的性质和形态,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活动就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本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人的其他一切活动包括精神活动的前提。没有这种实践活动,人就不能生存,就不成其为人,就没有人的社会、人的世界。实践活动给自然打上了人的意志的印记,使自然再也不是人类出现以前的洪荒之世,而是人化的自然;同时人也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正因为如此,生产实践活动就必然成为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最终原因。正是生产实践造成了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才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人不是脱离物质的精神实体,也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而是处在由自己的实践活动造成的一定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人的本质不应当从人的“类本质”(那只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中去探求,而只能从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探求。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是石破天惊的发现,使笼罩在思想史上的千年迷雾为之一扫。从此以后,社会历史不再是无规律可寻的神秘王国,而是可以用精确眼光和科学方法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的解放也不再是空洞的愿望,而是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逐步实现的目标。这是思想史上最具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伟大成果。

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为哲学基础的。因此,在以人为本的理解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划清这种界限是为了准确把握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而不是全盘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这些思想,我们在指出它们的阶级属性和理论缺陷的同时,也要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不仅如此,在今天也还应当有分析地吸取和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内容。

【注释】

(1)原载《求是》杂志2005年第7期,署名“秋石”。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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