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推进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¹⁾

党的十六大总结的“基本经验”的第一条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旗帜，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²⁾这是已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未来历史发展的科学昭示。

一、马克思主义:指南针和方向盘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航道上破浪前进，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革命建设的成功，结束了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程。这是历史的奇迹，辉煌的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的选择，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制定的。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是经过了长期艰苦的历程的。这个历程可以分成两段:1840年到1920年的前八十年和1921年到现在的后八十多年。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长期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阶段，曾经以灿烂的文明居于世界的前列。但是，近代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5世纪中期开始，西欧各国冲破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成长起来，经过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更多更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列强成了称霸全球的力量，它们以暴力手段向全球实行侵略扩张。与此同时，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却还滞留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使中国比西欧、北美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像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古老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掠夺的对象。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野蛮残暴的侵略。尽管中国人民一直坚持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反抗，但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和贫弱的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还是在列强的宰割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最迫切的历史课题。

为了救亡图存，那一时代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先进”的西方，向那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不仅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还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他们以为，搬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救中国。他们不了解，“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与它们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供它们奴役掠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尽管那时中国国内也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办洋务，但是丝毫没有阻止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先生侵略学生”的历史讽刺剧天天都在上演。腐败的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接二连三地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惨祸。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这无疑是伟大的事件;然而与资本主义列强狼狈为奸的封建军阀势力仍然左右着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天天都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引进了数不清的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提出了数不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但是没有一个学说和方案能够救中国。一切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云黯神州，风雨如磐，前景茫茫，出路何在?这就是中国从1840年到1920年的八十年中血迹斑斑的历程。

正当中国人民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中时，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取得了震撼世界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使中国先进分子如同在漫漫长夜里看到了曙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中国的处境和命运，立即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们看清了整个世界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革命的任务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出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第一次有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这是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三位代表，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全国也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可是，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党就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五十多年的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八十多年，与党诞生前的八十年是完全不同的。前八十年是长夜漫漫，暗中摸索，苦无出路的时期;后八十多年是在党的领导下朝着明确的目标胜利前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根本区别呢?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解放斗争，是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长期痛苦过程之后的最终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已经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普遍规律的科学，它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这些基本原理提供的只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原则，并没有提供各种具体事物的具体结论。它只能起指南针和方向盘的作用，而不能起处方的作用。要对具体事物做出正确结论，从而制定改造某一具体事物的有效方案，靠引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复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具体地研究具体对象，找出对象的特殊规律，才能使人们的认识与对象相符合，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告诫人们，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还有一些论断是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具体结论。这些结论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在另一种具体情况下就未必适用，因此也不能照抄照搬。惟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面临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能不能贯彻这条根本原则，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时给我们做出了范例。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个结论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在俄国造成了帝国主义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就由不可能变成可能了。列宁抓住历史的机遇，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列宁的新结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结论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列宁主义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同样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大问题。旧中国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一个地广人众、发展极不平衡、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情况极为特殊，矛盾极为复杂。中国革命应当怎样进行，革命胜利后的建设应当怎样进行，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别国的经验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惟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探求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走自己的路，创造中国革命的理论，并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一切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把这条原则叫做“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又把这个原则叫做“有的放矢”。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³⁾这条根本原则，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革命就取得胜利;凡是背离了这条路线的时候，革命就遭受挫折。我们党就是在不断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违背这一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三)三大理论成果

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三个伟大的理论成果。那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在哲学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外交路线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苦难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万里长征。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价值并不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受到影响。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都具有普遍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对现在和今后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后果亟待消除，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任务艰巨，百废待兴的局面摆在我们面前。同时，世界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迅速提高，它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也采取了新的形式。争取和平和争取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因而也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就成为党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在这一重大转折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入手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形势，反思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祖国统一等各方面都作了精辟的分析，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走上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规划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空前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党面临的形势又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主要特点是:第一，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不仅已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而且已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第二，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曲折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但这两大问题并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危害正在上升，地区冲突时起时伏，世界很不安宁。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国际关系。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第三，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第四，党的队伍发生了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正在进行;党的阶级基础正在增强，群众基础正在扩大。第五，党的经验也增添了新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战胜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前两步目标。以上这些情况是党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既是大好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能不能抓住机遇，回应挑战，胜利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就在于党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性质和宗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因此，除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然是必须继续深入探索的根本问题之外，“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成为又一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特征，审时度势，总结了党的全部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个理论成果。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⁴⁾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表明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又一次的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这三大理论成果又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又各有特点。它们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把握好这种关系，是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

(一)一脉相承，根本一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有根本的内在一致性。

第一，共同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为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来的思想家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最终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无法洞悉社会历史的存在机制和运行机制，揭示它的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指出，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的经济结构是一定社会的现实基础，而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科学发现有如石破天惊，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重迷雾，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揭示社会历史本质的钥匙。马克思运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必然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旧社会掘墓人和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地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此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被科学地认识了的现实运动。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任务各不相同，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其指导思想都必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计划、办法都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具体实际制定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道路的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处处都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所作的系统论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又一典范。在十六大报告的论述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相互关系的原理等等，都得到了整体性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又以新的经验、新的概括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共同的价值取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它的根本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惟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从来就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惟一价值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⁵⁾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必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指出的: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⁶⁾。“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激励着党的千百万优秀儿女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献出智慧和生命，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任何其他政党不可比拟的崇高威望，成为全国人民不可代替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因为它准确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赢得了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归根到底就是强调一切要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此一脉相承。它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强调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因此，在“三个代表”中，不仅其中的一条专门强调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其他两条也都贯串着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努力促进科学文化的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⁷⁾党的十六大报告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全面建设惠及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更加充分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⁸⁾。

第三，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这一品质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各具特点而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保持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就必须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句话，就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固守某些不符合新情况的旧结论，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丧失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在实践中碰壁。与时俱进不是迁就细小的眼前事变，不是无原则地随波逐流，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时代特征、世界全局、本国情况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从而坚持那些仍然符合实际的结论，修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以新的结论充实理论，使理论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奥秘。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曾多次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修改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包括以序言的形式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科学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都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上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十六大报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特别增加了与时俱进，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本来内在地蕴涵着与时俱进的内容。但是，在时代的特点发生急剧变化的重大历史关头，如果我们党对“时”的变化没有敏锐的自觉，理论视野还停留在以往的阶段，即使主观上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会由于受到种种束缚而迈不开步。在这种情况下，把与时俱进突出地提出来加以强调和阐发，就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在面对新形势的时候，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把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际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部内容就是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四，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而言，还有共同的民族形式——中国特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总结中国实践经验。(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的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办法等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都要了解，各国的实践经验都要借鉴，但根本的基地还是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实践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如果离开了中国实际，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无法落实的口号。毛泽东同志当年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⁹⁾。他曾经以极大的努力同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并为此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他指出，以脱离中国实际为特征的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它必然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葬送革命事业。王明的教条主义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百，就是惨痛的实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这一传统一直为我们党所遵循。我们党八十多年来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的党发展成为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党，从一个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浴血奋战的党发展成为掌握政权并领导十二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党，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其间的道路之曲折，任务之艰难，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都主要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人自己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可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发生伟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它的全部内容都饱含着中国革命建设的丰富经验。它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实践提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回答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它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都是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在各民族的具体实际中，还包括各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任何思想，如果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变成这个民族自己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当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它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毛泽东同志历来把科学地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他多次强调必须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尖锐地批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洋八股，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¹⁰⁾。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族语言的巨匠。他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及社会历史学说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积极成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创造性的诠释，赋予它们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例如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说明党内斗争的方针，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如此等等。邓小平理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非常鲜明。它博大精深而又通俗易懂，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大智大睿。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安民、富民的治国智慧，日新又新和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重践履、反空谈的务实作风等等，在邓小平著作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命题和人民群众熟悉的成语，都常常被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此一脉相承。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提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创造“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¹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继承了包容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而且赋予它们以当代内涵。对“小康”概念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这一改造极大地增加了党的奋斗目标的感召力、动员力和凝聚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等等，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而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都被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内容，又为中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二)与时俱进，别开生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面提升到了别开生面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点。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先进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能不能胜利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关键又在于党能不能坚持先进性。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道德评价的结果，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是早已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一个党在事实上能不能坚持先进性，却并不是当然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伟大的党，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得到过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打败过包括法西斯德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次凶恶的进攻，有极其光荣的历史。但是后来“和平”地垮台了。从表面看，这好像是突发事件，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外国敌对势力长期的渗透颠覆是主要的外部原因，党自身的蜕变则是主要的内部原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个党后来不能一贯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丧失了先进性，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东欧各国也有同样的教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坚持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意义，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先进性和怎样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这个理论指出，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立于不败之地。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三句话，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前人都已论述过，似乎没有创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不能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简单地理解为“三句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不只是“三句话”。“三句话”只是对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集中概括，并不等于这个理论的全部。这“三句话”也不只是前人论点的复述。当然，这“三句话”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论述过。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三个方面都赋予了崭新的当代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集中起来，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揭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统一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¹²⁾对此，我们需要多作一点分析:

我们党当然历来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政党，赢得亿万群众的拥护，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但是，具体地分析起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两个问题是在实践中必然发生、必须正确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成不变的吗?不是的。它们是与具体历史条件紧密联系、有具体内容、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不同，实现方式和手段也不同。党能不能在事实上代表好这三个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党能否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在一种具体条件下代表好了，不等于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当然能代表好。在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如果把握得不准确，主观上想代表好，客观上完全可能代表不好;过去代表好了，也不等于现在和今后自然而然地能代表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经验教训的。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主观上也是迫切要求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但那时对什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估计却脱离了实际，采取的方法也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反而事与愿违，破坏了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突出的实例。主观上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十年动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违背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个问题: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方面是彼此孤立的吗?不是的。它们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内容又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至关重要。处理得好，把三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最佳的位置，就会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处理不好，或者畸轻畸重，或者顾此失彼，就会相互掣肘。这种失误也常常容易发生。

由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存在，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问题上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就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静态的统一，而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落后于现实或超越了现实都是可能的。在党的历史上，这类失误确实都曾经发生过。这些付出了高昂代价得来的宝贵历史教训永远不能忘记。面对新世纪的新情况，我们党如果对这个问题缺乏高度的自觉和敏感，就有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削弱乃至丧失党的先进性，动摇乃至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攸关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科学理论。它从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对新时期中什么是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什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什么方法实现“三个代表”，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都作了精辟的科学分析。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和建设才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才能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人民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¹³⁾这就为党制定政策、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惟一正确的导向，为衡量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得失、党员言行的正误提供了明晰的标准，从而也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是前无古人的。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解决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问题。

解决了党的先进性问题，还要解决党的依靠力量问题。正确认识党的依靠力量是正确制定党的方针政策、顺利完成党的任务的前提。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切成功，都与正确认识依靠力量有极大的关系;而我们的失误也与在认识依靠力量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有关。正确认识依靠力量的关键是对各种社会成分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准确判断。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工人的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也日益提高，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如实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2)广大群众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员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地域之间流动频繁，其身份和职业经常变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的出现，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广大群众的财产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阶层人民的个人财产也逐渐增多，拥有财产的人数也逐渐增多。面对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固守过去的观点，就会在依靠力量问题上陷入模糊和混乱，很难理解当前的现实，也很难展望未来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认为在新的条件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作为判断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财产的来源和用途，看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切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社会成员都是党的依靠力量，对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的各阶层的人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聚集了一切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有利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深刻地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对新时期党的奋斗目标作了科学阐释和全面规划。

我们党历来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统一。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而不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我们党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过程才达到今天的认识，形成了科学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以来，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四大和十五大，一步一步地加深了认识，把握了规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到20世纪末，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空前的伟大成就，是新的里程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第三步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半个世纪的路如何走，关系到整个第三步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生产力、教育、科学技术都还比较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很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相当突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很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掌握了情况，把握了规律，预测了趋势，规划了蓝图，制定了战略。党中央估计到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确立了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必经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胜利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必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规划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思想道德、科技、教育、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特征，判定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主题，集中全党智慧，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来之不易。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根本指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航船就一定能不怕风吹浪打，向着美好的彼岸胜利前进。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问题。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世界的总体格局，不能不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了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各种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我们将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和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新秩序。无论国际霸权主义如何嚣张，恐怖主义如何肆虐，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从容应对，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使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反映了当前和今后长时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因而必然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三、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抓住它的精髓。精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指的就是贯串在全部理论中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叫做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然要求不断地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的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如果失去了创新精神，如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个民族、国家和党的生命就衰败了，先进也会转化为落后，落后的将更加落后，最终为时代所淘汰。在激烈竞争的年代，一切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当然，创新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不是违背规律的胡作非为，而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实事求是为归依的与时俱进。创新的源泉是实践，检验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是实践。一切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利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都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创新。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但是，在一切领域的创新中，党的理论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这是因为理论创新是使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不断加深认识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覆盖和引导各种其他创新的强大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反映世界和中国总体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但这决不意味着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可以停止创新。恰恰相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要求我们不断创新。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不会停顿，我们的认识也不能停顿;要想认识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程还很长，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在漫长的征途中，各种可以预料或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注视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就举例提出了14个重大理论问题，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这就是对理论创新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理论创新的成果，我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要有继续创新的精神状态和勇气。实践永远没有止境，创新也永远没有止境。

【注释】

(1)原载顾海良主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4)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7)《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2页。

(8)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388页。

(12)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1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