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新篇章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¹⁾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十六大提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这是推动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举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世纪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保证。

一

近代中国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中国先进分子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经历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终于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里取得胜利，不仅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且因为它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事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也是空前复杂艰巨的事业。它不仅需要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需要透彻地了解中国实际，并把两者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了解中国实际尤为艰巨。中国实际不仅包括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状况、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敌我友力量的对比，而且包括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群众心理素质，还包括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而所有这些方面又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点，形成科学的理论，没有现成方案可以照搬，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从群众中吸取智慧，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创新。这条道路必然是往返曲折而不可能是径情直遂的。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失误，遭遇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但是，党勇于并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前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谱写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血迹斑斑的苦难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万里长征。毛泽东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在哲学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外交路线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价值并不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受到影响。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都具有普遍意义，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对现在和今后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后果亟待消除，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任务艰巨。世界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迅速提高，它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也采取了新的形式。争取和平和争取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因而也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并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走向新的胜利，就成为党面临的迫切任务。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深刻地分析了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祖国统一等各方面都作了精辟的分析，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空前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巨大变化。从国际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现端倪，霸权主义气焰嚣张，国际风云变幻多端，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方面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的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等日趋多样化，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国内外的形势对我国既是严峻挑战，也是大好机遇。如何趋利避害，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继往开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历史性任务。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敏锐而正确地认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适应时代要求，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于是，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透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深刻地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解决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具有根本的内在一致性。

(一)共同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思想最伟大的贡献。与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的经济结构是一定社会的现实基础，而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发现有如石破天惊，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重迷雾，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揭示社会历史本质的钥匙。马克思运用这一历史观具体研究了商品生产的矛盾，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必然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旧社会掘墓人和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此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被科学地认识了的现实运动。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力量。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任务各不相同，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其指导思想都必然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等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具体实际制定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本国具体实际的典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道路的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处处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芒。

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作了系统论述，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又一典范。在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相互关系的原理等等，都得到了整体性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又以新的经验、新的概括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二)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民利益

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惟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从来就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惟一价值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必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指出的: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⁵⁾。正由于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才享有任何其他政党不可比拟的崇高威望，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归根到底就是强调一切要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此一脉相承。它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指出，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因此，在“三个代表”中，不仅有一条专门强调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其他两条也都贯串着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努力促进科学文化的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⁶⁾党的十六大报告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全面建设惠及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更加充分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品质，这一品质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各具特点而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保持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就必须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句话，就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固守某些不符合新情况的旧结论，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丧失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本人就曾多次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修改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包括以序言的形式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科学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都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与时俱进不是迁就细小事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时代特征、世界全局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从而坚持那些仍然符合实际的结论，修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以新的结论充实理论，使理论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奥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它敏锐地把握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提出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它提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强调坚持按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文化建设，吸收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切优秀成分，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努力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等等。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它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同时又要求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强调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又一典范。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的党发展成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党，从一个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浴血奋战的党发展成为掌握政权并领导十二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党，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其间的道路之曲折，任务之艰难，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总结实践经验。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防止和纠正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这是始终不变的根本原则。然而实践经验也是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总结经验也要贯彻与时俱进的精神。我们党的三大理论成果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需要着重总结的经验也不同，因而对这一根本原则的理解和表述也各有特点，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党的这一根本原则作了首次总结，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⁷⁾。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革命就取得胜利;凡是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革命就遭受挫折。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背离这一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作不懈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党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⁸⁾。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结合时代特征对党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新的总结。一方面，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强调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⁹⁾另一方面，鉴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着拨乱反正的实现，使人们无法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又使人们迈不开脚步，邓小平同志又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特殊重要性，并把它提高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¹⁰⁾正是由于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阐明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成功地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和姓“资”姓“社”问题的困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因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¹¹⁾，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¹²⁾。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党面临的形势又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主要特点是:(1)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不仅已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而且已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2)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曲折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但这两大问题并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危害正在上升，地区冲突时起时伏，世界很不安宁。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国际关系。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3)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4)党的队伍发生了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正在进行;党的阶级基础正在增强，群众基础正在扩大。(5)党的经验也增添了新内容。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战胜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前两步目标。这种历史条件是党的历史上从来出现过的。这就是摆在面前的“时”的内容和特点。在这个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给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这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来内在地蕴涵着与时俱进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对“时”的发展变化没有高度的敏感性，把握不住“时”的内容和特点，甚至熟视无睹，那么即使主观上想解放思想，想实事求是，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把蕴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中的与时俱进的意义明晰地揭示出来加以突出强调和系统阐发，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就为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也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证。正是在与时俱进精神的指引下，党对八十多年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总结，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不能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统一起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关系到我们党能否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以及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党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继续站在时代前列，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带领全国人民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句话，在当代条件下，能否坚持与时俱进，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决定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www.xing528.com)

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坚持植根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博大精深、内容宏富的科学理论体系，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点。本文仅就其中三个方面谈谈初步的认识。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党的先进性问题。

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道德评价的结果，而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事实。这是早已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必然体现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原理也在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中多次作过论述。但是，在新的时期，把“三个代表”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集中地加以表述，却具有全新的意义。诚然，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坚持“三个代表”的党，这正是党在长期艰苦斗争中赢得亿万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其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形式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三者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党能不能一贯地实际地代表好这三个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党能否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在一种具体条件下代表好了，不等于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当然能代表好。在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其二，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毕竟是不同的方面;三者在根本上是互相促进的，但又确有互相制约的一面;三者的辩证关系的具体内容也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只有密切注视客观实际的变化，在任何时候都恰当地把握三者的辩证关系，党才能以最优的方式同时准确地代表好这三个方面。由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存在，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问题上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就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静态的统一，而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落后于现实或超越了现实都是可能的;畸轻畸重、顾此失彼也是可能的。在党的历史上，这类失误确实都曾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那种情况下，“三个代表”的要求就无法落实，党的先进性就受到严重损害。这些宝贵的历史教训永远不能忘记。面对新世纪的新情况，我们党如果对这个问题缺乏高度的自觉和敏感，就有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削弱乃至丧失党的先进性，动摇乃至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攸关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科学理论。它从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对新时期中什么是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什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用什么方法实现“三个代表”作了精辟的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执政党在新时期如何继续保持先进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为党制定政策、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惟一正确的导向，为衡量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得失、党员言行的正误提供了明晰的标准，从而也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问题。

明确依靠力量是顺利完成党的任务的前提。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依靠力量是明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间里也是明确的，好像不成为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工人的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也日益提高，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如实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第二，广大群众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员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地域之间流动频繁，其身份和职业经常变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的出现，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广大群众的财产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阶层人民的个人财产也逐渐增多，拥有财产的人数也逐渐增多。面对这些巨大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固守过去的观点，就会在依靠力量问题上陷于模糊和混乱，很难理解当前的现实，也很难展望未来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指出:在新的条件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作为判断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财产的来源和用途，看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切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社会成员都是党的依靠力量。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最广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集聚了一切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奋斗目标作了科学阐释和全面规划。

我们党历来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统一。但是，最低纲领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却需要长期艰苦的探索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形成科学的理论。我们党经历了这个过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四大和十五大，一步一步地加深了认识，把握了规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到20世纪末，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第三步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半个世纪的路如何走，关系到整个第三步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生产力、教育、科学技术都还比较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很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相当突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很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概括了规律，预测了趋势，规划了蓝图，制定了战略，确立了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必经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胜利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必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一奋斗目标的规划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思想道德、科技、教育、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特征，判定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主题，集中全党智慧，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来之不易。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根本指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航船就一定能不怕风吹浪打，向着美好的彼岸胜利前进。

【注释】

(1)原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发表，署名陶德麟、汪信砚。收入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26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1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