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段话揭示出的真相

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¹⁾

近年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下述两段话不止一次地被引用:

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²⁾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³⁾

一、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说与人分隔的自然界是“无”?

有的学者认为从马克思的这两段话里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是“无”。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那时自然界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对人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这是误读。如果把这两段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读，与马克思在大致同一时期的一系列著作联系起来读，就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段话是马克思在揭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时说的。在马克思看来，被黑格尔说成造物主、说成“包摄着客体的主体”的“绝对观念”，其实是他从自然界经过一步一步的抽象而得到的逻辑范畴，是抽掉了一切具体内容而获得的空洞形式，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同义词。不过黑格尔把这个“绝对观念”说成是“自己知道自己并且自己实现自己”的主体而已。黑格尔把他自己在头脑里实际进行过的抽象过程倒过来叙述，把世界的发展过程描述成为“绝对观念”的展开过程，即外化出去而又返回自身的过程。在《逻辑学》里，黑格尔通过存在论(即有论)、本质论、概念论，煞费苦心地把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有条理地联系起来。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抽象思维、逻辑范畴，如此漫长的推演过程还是在逻辑范畴内部兜圈子。可是他总不能老停留在抽象范畴里，不能总不谈自然界。于是他就“决心把那只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决心抛弃抽象而去观察一番摆脱了它的自然界”⁽⁴⁾。也就是由抽象过渡到直观，从逻辑学过渡到自然哲学，让“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黑格尔既不能不谈自然界，又不能不建立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于是玩了这么一套头脚颠倒的戏法。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马克思揭穿了这个秘密之后，才说了上面引用的第一段话。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的这套戏法其实并不成功。黑格尔想靠转向自然界来摆脱抽象，结果并没有摆脱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黑格尔笔下的自然界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其实还是以“自然界”为名的思想物，这样的自然界仍然是思想里的自然界而不是实际存在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才认为它对人说来是“无”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就是抽象的思想物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呢?难道马克思看不到在人类出现以前亿万斯年的自然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吗?我以为，这就要联系马克思在本书中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的大量论述来理解了。马克思(还有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对劳动的重视，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是他比费尔巴哈高明的地方;但是马克思又指出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所以归根到底并没有真正抓住现实的东西。费尔巴哈抓住的是人，并且是作为自然界产物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是他比任何唯心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他也自以为抓住了最具体、最实际的东西，可以很具体地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包括宗教。可是，他笔下的人实际上是从一切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中抽象出来的人，不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里是没有的。他所描绘的人仍然是一种抽象，并且恰恰是把最重要的、不应该舍象的东西舍象掉了的不合理的抽象。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无法解释现实的人的世界。现实的人的世界是什么?就是人的社会。人的社会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呢?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像黑格尔理解的那种所谓纯精神的活动，而是改造物质世界的物质活动，最基本的是人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这样理解的实践，才是打开人的世界之谜的钥匙。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的伟大革命，就在于发现了这把钥匙，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科学地解释人的社会的一切现象，包括精神现象，离开了这样理解的实践就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实践当然是人出现以后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连樱桃树也是几个世纪前由于商业的发展才在欧洲大陆出现，才成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的。⁽⁵⁾所以，援引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援引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对于解释人类社会何以如此这般、何以“成为现在这种样子”是无济于事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那样理解的自然界(其实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人来说是“无”，如此而已。我以为对上面引用的马克思的第二段话——“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也应当作同样的理解。

能不能根据以上两段话，就断言马克思根本否认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和人类实践活动所不及的自然界的存在呢?我认为不能这样断言。因为这等于说马克思连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已经存在的事实也不承认。马克思怎么可能作出这样违背起码科学知识的论断呢?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岂不都是无?难道从大爆炸到人类产生为止的宇宙都是无?人类产生以前的地球也是无?人是从无中产生的?这岂不荒谬之至?实际上，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从未作过这样的论断，恰恰相反，他们在强调实践是“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的同时，都毫不含糊地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⁶⁾。何尝否认自然界的存在?而且，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固然对说明人类社会何以如此这般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可以把它视为“无”，但并不等于对人类没有任何意义，以致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无”。距离我们两百亿光年之远的天体确实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没有什么关系，它的状况对说明人类社会何以如此这般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说它不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无”，那就是科学上的笑话了。不宁唯是，人还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如果没有人类出现以前的宇宙发展史、地球发展史、生物进化史，人类能出现吗?如果断言马克思不承认人类出现以前地球早已存在，那岂不是把马克思说成了连小学生的常识都没有的“科盲”吗?

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分歧何在?

这里涉及对旧唯物主义的历史作用如何估计，对旧唯物主义的命题的真理性如何看待的问题。马克思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批评非常尖锐。但这种批评的内容是什么，实质是什么呢?是指出这种唯物主义不全面、不彻底，是指出它对说明人的本质、人的社会、人的历史不中用，如此而已。“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⁷⁾这可以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总批评。旧唯物主义讲物质的时候，由于没有把历史放在视野之内，它的物质观是片面的、缺乏辩证法的，因而也必然是半途而废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就没有包括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这就是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必须进行批评的缘故。可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批评旧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的确认。他只是指出它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而没有说它在确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一点上也是错误的。相反，他是在旧唯物主义的这个基地上继续前进，克服它的缺陷的。如果连这个基地都否定了，马克思的哲学还凭什么叫唯物主义呢?

有的同志很忌讳讲物质第一性，甚至忌讳讲物质这个概念，似乎一讲就跟旧唯物主义划不清界限，就把马克思的哲学降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了。我认为这是多余的担心。马克思的物质概念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当然是有区别的，它包含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所没有的内容，那就是:(1)人的实践活动本身;(2)实践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即人化了的自然(包括人造的物质客体);(3)实践造成的一定的生产力;(4)实践造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所作的这种“增加”，决不只是外延的扩大，决不只是在一袋马铃薯中增加几个马铃薯，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增加”使唯物主义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完成了由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由半途而废的片面的唯物主义到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的飞跃。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虽然都讲物质第一性，可是概念的内涵不同，命题的性质也不同，只要把话说清楚就不会划不清界限了。难道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都讲“人”，就划不清界限了吗?难道为了不致降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新唯物主义就不讲“人”了吗?“人不食则饿死”是一个连原始人也懂得的极其“肤浅”的真理，但它毕竟是真理。不能因为我们也承认这个真理，就说我们把自己降低到了原始人的水平;也不能为了不致把我们与原始人混同起来，就一定要否认这个真理。

有的同志认为把马克思的哲学叫做实践本体论，就“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这里讲的“超越”如果是“绕过”或“避开”的意思，那么我以为“超越”是不可能的。既然叫实践本体论，首先就得对实践的概念下定义，下定义就不可能不触及唯物唯心的分歧问题，因为实践的概念也有唯物唯心的区别。你说的实践究竟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呢，还是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活动呢?如果是前者，你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如果是后者，你就得首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个前提，你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列宁提出的“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是否存在?”、“人是不是用头脑思想的?”这样的问题似乎太没有哲学味道，有的哲学家简直不屑于谈论。但这确实是非常厉害的问题，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超越”不过去的。不错，马克思的哲学确实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也超越了唯心主义，但这种超越不是取消了决定唯物唯心对立的那个问题，不是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不作回答，不是抛弃它们在回答那个问题时的正确成分，而是在肯定它们的正确成分的基础上作出更高的综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哲学的特点、马克思的哲学所造成的革命正在于它把实践看作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钥匙。可是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抛弃了旧唯物主义肯定过的一切命题，把旧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的物质性的论断也革掉了。一句话，如果只说到旧唯物主义的这个论断为止，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可是如果连起码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命题也不承认，就更不是马克思的哲学了。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体论上有原则分歧吗?(www.xing528.com)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我们历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而恩格斯的哲学的核心观点是与马克思不一致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本体论，恩格斯的哲学是物质本体论，两者根本不同。这就是说，恩格斯经常歪曲马克思的哲学(更不用说列宁了)，而我们一直把恩格斯的哲学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所以犯了许多错误。这种观点在国外决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事实根据吗?没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1844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1845年春天写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是1844年到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1845年到1846年写的。如果说“手稿”和“提纲”能代表马克思的哲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乎同一时期写的两部合著能不能代表马克思的哲学呢?这两部合著的哲学观点与“手稿”和“提纲”的哲学观点有什么根本区别呢?怎么从这两部合著中看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不一致呢?这两部合著的观点应该算马克思的哲学还是恩格斯的哲学呢?至于恩格斯在1876年到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更被不少人作为马恩分歧的“铁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命题被说成与马克思的哲学对立的错误命题。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恩格斯在1885年(当时马克思才去世两年)写的《反杜林论》新版序言中把这本著作称为“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称为“我们的这一世界观”，并且叙述了此书写作的过程: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⁸⁾

如果说马克思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时候，在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竟然认可恩格斯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连意见也不提，岂非不可思议?当然，恩格斯和马克思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他们的个人风格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专长和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斗争中的分工也有所不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见解也会有一些差异，热衷于做这种文章的好事者尽可以就这些差别搜集不少的材料，写出不乏销路的书来。可是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重大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把恩格斯的哲学说成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的另一种哲学甚至相反的哲学，这文章实在是做错了。

没有疑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宣传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必须作严肃的反思。我自己在80年代也做过一些反思的工作，包括对30年代以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点的批评，虽然做得很不够。但是我以为，不应当把我们理解和宣传上的缺点错误归咎于恩格斯，因为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途径。

【注释】

(1)原载《现代哲学》2002年第2期。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5)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