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融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¹⁾

江泽民总书记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历史任务的宣言书、动员令和方向盘，是我们党面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新贡献。贯串《讲话》的一根红线，就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只有抓住这根红线，才能准确理解《讲话》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原则。是否贯彻这个原则，历来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因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现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有所增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特别是由于苏东剧变，敌对势力又一次旧调重弹，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这既不足怪，也不足惧。问题是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这样那样的模糊思想，这就不可轻视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现在还灵不灵?这是必须澄清的大是大非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文明史上产生过许多社会历史理论，代表着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些理论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是我们必须继承借鉴的宝贵遗产;即使是谬误和偏见，也提供了理论思维的教训。对这些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思想成果采取粗陋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任何理论至多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探究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而也决定人们思想动机的根源;只看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这种根本缺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不是由于前人缺乏智慧，而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足和思想家狭隘眼界及阶级偏见的限制。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只有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生产得到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凭空设计什么济世救人的方剂，他们的贡献就在于批判地吸取了思想史的成果，总结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创造了科学理论，引起了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革命，提供了考察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钥匙，结束了人类在黑暗中徘徊的苦境，就像基因理论为揭开遗传学上的奥秘提供了钥匙一样。我们中国人对此体会最深。1840年以后的80年，是中国面临沦亡而找不到出路的血泪斑斑的80年。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引进了许多理论和学说，可是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能够救中国，它们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个一个地破产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立即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当全国只有五十几个党员的时候，党就有信心彻底改造旧中国，信心的根据就来自马克思主义。1921年以来的80年，党就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真理，这样的奇迹可能出现吗?

借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来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颇有迷惑性的时髦说法。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支撑任何科学理论的核心是它的基本原理，而不是运用基本原理考察特殊对象所得出的具体结论。科学理论的过时是指的两种情况:(1)它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对象已经不再存在。(2)出现了一种新理论，不仅能更深刻地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问题，而且能解释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把旧理论降低为它的一种特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是否遭遇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一呢?没有。诚然，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因理论、信息论、系统论等重大成果，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推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任何基本原理吗?一个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些基本原理正在不断地为最新的科学成果、社会实践结果所进一步证实。当然，这些基本原理也要丰富和发展，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要不断地深刻化、精确化，但它们的“硬核”至今没有动摇。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更深刻的现实解释力，以致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它的一个特例，如同相对论对经典力学的关系那样。现代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层出不穷，流派纷呈，它们对局部的问题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但是它们在总体上仍然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说不上超越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中的有识之士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是没有根据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²⁾

二、区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却是另一回事。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考察特殊对象时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包括计划、方案、战术、战略、路线、方针以至具体的行动纲领等等)正确与否，就看它是否符合它所反映的特殊对象，这要通过具体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具体结论有种种不同的情况。(1)有些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符合实际，谈不上过时。(2)有些结论当时是正确的，后来因为对象本身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结论已不再符合变化了的对象，因而过时了，这就应当修改原有的结论，使它符合新的对象。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就指出，经过25年的情况变化，《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又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已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纲领有些地方也已经过时了。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一次重述了这个思想。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的论断，也由于情况的变化而过时了。这些都属于这一类情况。(3)有些论断由于对情况的掌握不全面、不准确，在当时就有程度不同的错误，这就应该在发现之后予以改正。例如1848年首次出版的德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曾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论断。错误的原因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原始公社的存在。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弄清了真实情况，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就加注作了更正，指出这个论断中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应当改为“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又如《共产党宣言》曾断言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估计不足而产生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当时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机问题上，也有过失误。这都毫不足怪。正如火箭发射的具体方案所依据的科学原理尽管正确，方案的设计仍然可能发生错误一样。从具体结论的错误推不出基本原理过时的结论。如果像迷信的人对待算命先生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他们开出一张事变发展的“流年”来，如不一一应验就反推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正确，那就是不懂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正如从几次火箭发射的失误反推出发射方案所依据的基本原理“过时”一样，犯了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双重错误。至于从苏东剧变推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时”，也同样站不住脚。这些剧变发生的原因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时”有关。相反，倒是与这些国家的领导没有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关。由此推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是毫无根据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样是大是大非问题。

任何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都涉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能囊括千差万别的矛盾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例外。它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计划方案，更不能提供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哲学根源就是既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又不了解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者不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具体结论，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切论断。正如一个庸医不根据患者的病情对症下药，只会照抄医学教程开处方一样。这种态度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一大祸害，它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使苏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力量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毛泽东同志当年以极大的努力批判了“无的放矢”或“有矢不放”的教条主义，使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才走上了胜利之途。这个以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永远不能忘记。党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而且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面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是党成熟与否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得到真正坚持的关键。《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www.xing528.com)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这个“结合”的过程。凡是结合得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结合得不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受挫，就失败。“结合”是非常艰难的事业。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写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么搞?经典著作里也没有写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长期反复的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一直要做下去的一篇大文章，不可能一劳永逸。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特别是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辟论述之所以是新世纪的纲领性文件，正因为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解决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

四、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

要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否则，即使主观愿望上想结合，也会事与愿违。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正因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实际。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我们从《讲话》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一)要抓住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而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否则，即使身在实际之中也抓不住实际。中国每天发生的实际情况多得不可胜数，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而不能提纲挈领，即使辛辛苦苦地作了调查，结果还是可能成为一笔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流水账，分不清本质与现象、真象与假象、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抓不到最大的、最本质的实际，还可能使次要的、暂时起作用的问题掩盖了主要的、长期起作用的问题，造成决策上的失误。我国最大的、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还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横下一条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集中力量抓住这件头等大事不放，排除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

(二)要把中国放在当代世界的全局中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看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实际这个概念，就包含着中国在世界全局中的地位。不了解当代世界全局的总体情况和中国在世界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就不能算是了解了中国实际。《讲话》中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处处都把中国放在世界全局中考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讲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总体战略和一切方针政策，乃至各项工作的具体措施，都不能离开世界全局，都必须审慎地估计它们在国际激烈竞争的大格局中的长远效应，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发挥优势，利用矛盾，参与竞争，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争取立于不败之地。

(三)要把中国放在动态的过程中考察，而不是静止地看中国。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利益关系、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与单一的计划经济时期和相对封闭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发生更大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将层出不穷。我们的具体政策、措施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战略目标的要求不失时机地作出调整，提出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相符合的新办法、新举措。如果思想落后于形势，就会脱离实际。

只要我们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能够以《讲话》的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举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一定会计日程功，无往而不胜。

【注释】

(1)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23日理论版，署名“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文末注明“陶德麟执笔”。中宣部理论局编《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理论文章选》收入了本文。

(2)本文所引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均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