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践对思想的影响-陶德麟文集

试论我国改革实践对人们的思想影响⁽¹⁾

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使我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巨大变化，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了。

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它不是枝节的变化，而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上的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理所当然地对亿万群众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怎么看待这种影响，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当前思想领域变化的主流是进步还是退步?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以来的经济进步是以思想退步为代价的，改革实践破坏了思想的纯洁性，造成了世风日下的局面。我们认为这种看法颠倒了主流和支流，并不符合实际。

判断社会变化的进步或退步的标准应当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主观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趋是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是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衡量社会变化的进步与否，只能以是否向这一最终目标接近以及接近的程度为标准，而不能以抽象的思想原则为标准。当然，在不同的国度、地区和历史阶段，还有体现一般标准的具体标准。邓小平同志概括的“三个有利于”，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衡量社会现象进步与否的具体标准。离开了这个客观标准而谈论“进步”和“退步”，只能是抽象的议论或情绪的宣泄，是没有意义的。

拿这个客观标准来衡量我国改革实践引起的思想变化，把这种变化与改革以前的状况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到思想变化的主流是进步，而且是极大的进步。

当然，对改革前的思想状况要有全面客观的估计。有人把改革前的思想状况说得一无是处，这也是片面的、非历史主义的看法。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始的二十多年里，思想领域的总体状况之好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处于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导意识;即使在我们党的政策发生了严重失误的年代，整个思想领域里也还有大量进步的东西，否则不能解释我国人民何以能在党的领导下战胜那么多的艰难险阻，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国际和国内、客观和主观的种种原因，那时的思想状况又确有严重的缺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误导下，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在比较封闭的环境的限制下，人们的思想逐渐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轻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既与这种状况有关，又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这种思想状况发展到后来如不改变，社会主义建设就将没有出路了。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席卷神州大地，正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从那时起，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的重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的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的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思想领域中根本性的变革。这种思想变革起了为改革实践鸣锣开道的作用，而改革实践又进一步促进了思想变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现代意识的生成和增强:以自主性、独立性、选择性为特征的主体意识，以用能力和贡献赢得社会承认为特征的竞争意识，以用最低成本和最少时间获取最优效果为特征的效率意识，以前瞻性、开拓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创新意识，以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特征的民主法制意识，等等。这些意识都是在改革以前十分缺乏的。这种思想变革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局面，也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真正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以客观标准来衡量，这不是极大的进步吗?

有人把这些意识理解为“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肯定这些意识就是肯定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

第一，这些意识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精神”，而是一切以市场经济为运作方式的社会的共同点。然而同中有异。社会根本制度的不同会使这些意识具有不同的内容。资本主义的“现代意识”归根到底是为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提供精神动力的;而社会主义的现代意识则是广大人民为自身谋福利的精神动力。两者起作用的土壤根本不同，功能也根本不同，不能因为有共同点而混为一谈。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领导核心，国家拥有强大的调控手段，把握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思想领域中居于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仍然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深入人心。这些因素决定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的现代意识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况。

第二，这些现代意识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抵触，而且恰恰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批判，是揭露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指出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生产力的束缚，以及它最终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揭露它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至于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是从来没有否定过的。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主张抹杀个性、平均主义、不讲效率、不要民主法制、不要创造革新。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正因为它能给生产力以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列宁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情，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关键就在这里。”⁽²⁾

因此，我国正在增长的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二、怎样看待思想变化中的消极现象?

肯定当前思想变化主流的进步性，决不能忽视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的存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但作为运作机制毕竟有共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意识也是一把“双刃剑”，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这些意识的合理性都有一定的界限，超出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主体意识可以转化为不顾国家，不顾集体，不顾他人;竞争意识可以转化为不择手段，不顾大局;效率意识可以转化为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创新意识可以转化为不顾客观规律，肆意妄为;开放意识可以转化为盲目崇洋，照搬西方的一套;甚至民主意识也可以被滥用。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刚刚起步，相应的法制和法规还远不健全，新的道德规范也还来不及系统建构。这就使个人和社会都很难控制“双刃剑”的负面作用，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分散主义等等破坏性的意识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

(2)对外开放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方法、有借鉴意义的进步观念等等连同腐朽的精神垃圾一起涌进国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容易使人们眼花缭乱，良莠不分，真善美与假丑恶不分。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来没有收敛，他们每天都在强化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进行蛊惑和煽动。中国原有的封建糟粕包括反动的迷信邪说也沉渣泛起，腐蚀着人们的灵魂。

(3)改革过程必然伴随着物质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收入差距的拉大在一段时期里还难以避免。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暂时得不到满足，从而引发种种不满情绪，以致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思想领域的这些消极现象应当怎样看待呢?(www.xing528.com)

第一，要以唯物主义的态度直面现实，承认这些消极现象的存在，正确估计它们在整个思想领域的地位。社会进步的总过程中包含着某些方面、某些阶段、某种意义的退步，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何况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实践不能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消除思想领域中消极现象的现实根源，因而这些消极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不承认消极现象的存在，或者硬把消极现象也美化为“新”观念、“新”意识，是错误的;大量罗列消极现象的事例，归咎于改革实践，甚至认为改革不如不改革，走新路不如走老路，也是错误的。要看到，改革实践不仅在物质建设方面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思想领域里带来的进步也远比退步为多。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虽然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当前毕竟还是支流而不是主流。而且，由于它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质上是不合理的东西，因而也就没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途。这是必然的趋势。如果误认为它们已经是我国思想领域的主流，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错误估计可能导致否定改革实践的巨大成就，是非常有害的。值得玩味的是，有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无好意的人很热衷于“消解主流意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我国思想领域的主流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要看到这些消极现象虽然只是支流，但它们有不可低估的破坏性。它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腐蚀剂，正在削弱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消解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使人心涣散，腐败滋生，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任其蔓延，它们也会由支流转化为主流，那时社会主义事业就将毁于一旦。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思想领域的混乱和蜕化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前车之鉴。因此，对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决不能因为它们现在还处于支流地位就熟视无睹，听其自然。有人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这些消极现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这是双重的错误。在我国条件下，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听任消极现象的蔓延而希望生产力有持续高速的发展，这本身就是幻想;在这种状况下即使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决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还有人认为，这些消极现象已经积重难返，无法遏止，一切措施都将徒劳无功。这也没有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切与这一事业相违背的思想归根到底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只要我们的措施得当，完全可以经过长期的努力抑制它们的作用，缩小它们的影响，把它们的破坏力减到最低程度，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三、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克服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归根到底要靠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实际成就。思想毕竟是存在的反映，只不过有正确反映与歪曲反映的区别而已。如果断言只要生产力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思想领域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当然不对。但是，假如生产力不能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不能普遍改善，为人民痛恶的腐败现象和其他丑恶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扫除，要克服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也是不可能的。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脱离了这个基础，一切思想政治工作都会被视为空洞的说教，不可能使人信服。因此，要克服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党的建设，切实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处理好利益关系，把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推向前进，使人民从切身体验中确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解决社会存在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意识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

但是，社会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同一社会存在有不同的反映，同一社会群体的不同成员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有正确与否和正确程度的不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们的意识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预见社会存在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这个引导，引导的成功与否，其结果有天渊之别。因此，在做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工作的前提下，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切实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认为，在当前，为了克服思想领域的消极现象，需要正确处理一系列的关系问题。其中有三个关系应当特别予以重视:

(一)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多民族的大国。人们的社会地位、风俗习惯、文化教养、宗教信仰等等千差万别，思想的多样性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改革实践带来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等等的巨大变化，使思想的多样性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斑斓的色彩。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的思想还会进一步多样化。这有利于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要求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要求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的思想的要求必须区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层次。人民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必须切实保障。但是，我们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整个思想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必须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有人极力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实际上是企图实现指导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元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一元化，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在整个思想领域中必须持续不断地奏响主旋律。对那些违反宪法动摇国本的错误言论，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诲淫诲盗的文化垃圾，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分析批判。只有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才能使思想领域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使消极现象得到遏制。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自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以来，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已经表现了极其明显的效果。但是，在继续提高对科学技术重要性认识的同时，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区别科学技术的具体知识与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贯串在一切科学技术实践中的根本原则、根本方法和根本态度，它与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等同的概念。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就是反对愚昧、盲从和迷信，就是勇敢探索、不断创新，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民族素质中至关重要的成分。一个民族什么时候科学精神淡薄了、衰落了，这个民族就陷入昏庸和迷乱，就会走向灾难。我们现在还有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还有大量没有受过基本科学训练的人，许多迷信邪说以及种种“热昏的胡话”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迫切需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尤其迫切需要科学精神的启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人也未必都有科学精神。有些人在本专业领域中是坚持科学精神的，可是在本专业之外却成了迷信邪说的俘虏。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在历史上就屡见不鲜，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例。这表明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普及固然非常重要，但科学精神的弘扬尤其重要。

第二，弘扬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相结合。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幸福的关怀，就是热爱人民，尊重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这是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科学技术无疑是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但它的价值取向并不是由它自身决定，而是由掌握它的人决定的。科学技术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研究的成果用于什么，不用于什么，有极大的可选择性。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这取决于掌握它的人有没有人文精神。科学技术如果脱离了人文精神的制约和导向，用于邪恶的目的，对人类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弗里茨·哈伯用他的“科研成果”为纳粹服务，屠杀反法西斯的人民，就是突出的一例。当然，离开了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很难给人民带来实际的福利;但是离开了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则可能产生损害人民的后果。现在思想领域的许多消极现象不仅表现为科学精神的缺失，而且表现为人文精神的缺失。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是不全面的。因此，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这两种精神的高度统一。

(三)法制观念与道德观念的关系

健全的法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与此相应，法制观念的强化和普及无疑是思想领域中非常迫切的任务。法制观念淡薄至今仍然是思想领域的一大缺陷。但是，法制并不是万能的。它只能约束违法的行为，而不能约束那些有害于社会但并不违法的行为。即使对违法行为，它一般说来也只能处理于已然之后，而很难防患于未然之前。对于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最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只有发挥道德的作用，才能弥补法制的不足。当然，道德没有法制的强制力，它不能取代法制的作用。但是道德的潜移默化的自律作用、褒善贬恶的舆论作用也是巨大的，法制也不能取代它。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相辅相成，强化法制观念与强化道德观念应当两翼并举。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³⁾这话有贬低法制的片面性，但在强调道德的作用上是有合理成分的。历代有远见的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都是刑德兼施，法制与道德两手并用，只不过法制与道德的内容与现在的不同而已。这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注释】

(1)原载《求是》杂志2001年第11期。署名湖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文末注明陶德麟执笔。

(2)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3)《论语·为政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