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¹⁾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十六大提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是推动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举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世纪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保证。

一

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后，先进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经过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历程，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个武器，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坚苦卓绝的长期奋斗，终于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里起作用，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²⁾“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事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个事业前无古人，极其艰巨。它不仅需要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需要真切地了解中国实际，并把两者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了解中国实际尤其艰巨，因为中国实际不仅包括当前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状况、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敌我友力量的对比，而且包括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群众心理素质，还包括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而所有这些又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点，形成科学的理论，是没有经典可以照抄，也没有现成方案可以照搬的。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从群众中吸取智慧，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创新，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这条道路必然是往返曲折而不可能是径情直遂的。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遭遇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党把这些失误和挫折的教训变成了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毕竟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并由此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谱写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血泪斑斑的苦难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万里长征。毛泽东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在哲学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外交路线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不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影响它的价值。它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都有普遍意义，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对现在和今后都有重要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迅速提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也采取了新的形式。争取和平和争取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要求，因而也就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并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成为党必须回答的最重大的问题。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提供了惨重而深刻的教训，后来的苏东剧变又给我们进一步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党不能不重新深思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整个国际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祖国统一等各方面都作了精辟的分析，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国际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现端倪，霸权主义气焰嚣张，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对我国既是严峻挑战，也是大好机遇。如何趋利避害，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时代性任务。从国内方面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的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等日趋多样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必须因势利导，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能不能继往开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关键就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敏锐而正确地认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适应它的要求，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于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就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透辟地分析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深刻地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首要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们党又一次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别开生面。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具有根本的内在一致性。

(一)共同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思想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的经济结构是一定社会的现实基础，而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发现有如石破天惊，廓清了以往长期笼罩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重迷雾，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揭示社会历史现象本质的钥匙。马克思运用这一历史观具体研究了商品生产的矛盾，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必然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旧社会掘墓人和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此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被科学地理解了的现实运动。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是自觉地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力量。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任务各不相同，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都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等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具体实际制定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本国具体实际的典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道路的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处处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运用唯物史观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典范。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完全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原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相互关系的原理等等，都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

(二)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民利益

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惟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从来就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宗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必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⁵⁾这就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说: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⁶⁾。正由于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归根到底就是强调一切要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与此完全一致。“三个代表”中，不仅有一条直接就是强调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其他两条也都贯串着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努力促进科学文化的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⁷⁾党的十六大报告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全面建设惠及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更加充分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作的科学概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这就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这种理论本性决定着它只能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们的社会实践各具特点而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保持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效地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固守某些不符合新情况的旧结论，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丧失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生前多次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修改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包括以序言的形式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科学地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都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与时俱进，不是迁就细小事变，不是迎合眼前需要，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全局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从而坚持那些仍然符合实际的结论，修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以新的结论充实理论，使理论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奥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它敏锐地把握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提出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上，它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强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行文化建设;吸收世界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努力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等等。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它提出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同时又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强调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又一典范。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还表现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正是这样。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毛泽东同志历来把科学地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他多次强调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的统一;强调现在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强调必须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尖锐地批评那种“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的洋教条、洋八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的特性”，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从中吸取精华的大师，又是中国民族语言的巨匠。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养分和思想资料，特别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学说中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成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创造性的诠释，赋予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刘少奇等同志的著作，都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结合。毛泽东思想也具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例如，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说明党内斗争的方针，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如此等等。邓小平理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非常鲜明。它形式浅显平易而内容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蕴涵的大智大睿。“日新又新”和“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重践履、反空谈的务实作风等等，在他的著作中都有突出的体现。这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都是经过了唯物史观的改铸的。例如，邓小平同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过由“安政治”而“安民”的主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亲手为中国设计了一条富民的道路。但是，邓小平同志的“重民”、“安民”、“富民”主张是以确认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邓小平理论的语言形式也是中国化的，如“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义无反顾”、“异军突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礼之用，和为贵”等等传统典籍中的成语警句经常被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江泽民同志向来高度重视以科学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强调“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提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创造“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⁸⁾。“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继承了包容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而且赋予它们以当代的内涵。例如，源出于《诗经》的“小康”一词，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曾在《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它相对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禹汤文武之治。近代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用资产阶级的社会发展观对儒家的“大同”和“小康”社会理想进行了改造。小康这个语词在中国民间影响深远，实际上已成为中国老百姓追求殷实富裕生活的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将“小康社会”确立为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这一思想进一步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党领导人民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了系统的论述，很容易为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力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等等，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熔铸，渗透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运用于新世纪党的理论建设。这就使党的指导思想既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内容，又为中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极高的认同度。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防止和纠正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这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也是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把这一根本原则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⁹⁾。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时候，革命就取得胜利;凡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时候，革命就遭受挫折。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背离这一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作不懈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为科学体系，并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邓小平同志曾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党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¹⁰⁾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结合时代特征对党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新的科学总结，在重申“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解放思想”的新内容。一方面，鉴于以往一个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深刻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指导全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另一方面，鉴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对于党的事业的危害，邓小平同志又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特殊重要性，把它提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正是由于又一次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可能尖锐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关系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作出科学的回答，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¹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在新世纪到来的关键时刻，对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周密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80年来特别是近13年来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新的总结，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与时俱进”这一新的内涵。这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来内在地蕴涵着与时俱进的要求，但是把这一内涵明晰地揭示出来并加以系统论述，却是当代迅猛发展的形势迫切需要的。与时俱进的原则制导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标取向，指明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都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同时，与时俱进又是全党面对新时期艰巨任务时必须具有的精神状态，它激励和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敢于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够落到实处。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是对党的思想路线更完整、更全面、更富于时代特征的新表述。这一表述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反映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是新的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www.xing528.com)

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境界。

第一，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作为一切剥削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因而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最先进的阶级。但是，并非无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能认识到这种地位和使命。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领导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战斗司令部，因而是最先进的政党。党的先进性不是某种道德评价的结论，而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决定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是这样的党。党的纲领和党的实践都向全世界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党从来就是、也不能不是坚持“三个代表”的党。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赢得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率领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是不能不深思的:(1)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党在一种具体条件下代表好了这两个“方向”和一个“根本利益”，不等于在另一种条件下也自然能代表好。特别是在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更是这样。(2)这两个“方向”和一个“根本利益”既是不同的方面，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而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内容也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党只有密切注视客观实际的变化，在任何条件下都正确地把握三者的辩证关系，才能以最优的方式同时准确地代表三个方面。由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存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就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静态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对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落后于现实或超越了现实是可能的，畸轻畸重、顾此失彼也是可能的。在党的历史上，这些失误确实都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那种情况下，“三个代表”的要求就没有落实，党的先进性就受到损害。这些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当我们党面临新世纪的新情况时，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高度的自觉和敏感，就有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削弱乃至丧失党的先进性，动摇乃至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攸关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科学理论。它决不是我们已有的党建理论的重复论述，而是对党在新时期如何继续保持先进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系统回答，是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的理论创新。这个理论告诉全党，要在新时期继续坚持党的先进性，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大业，就必须始终使每一项方针政策、每一个决策措施都准确地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使新时期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

第二，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认识。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特别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因此，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不断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也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面对上述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形势，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他在这个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都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对于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我们也应将其吸收到党内来，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认识，也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特点。

第三，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根本宗旨的认识。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党也历来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过去的八十多年中，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江山、搞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把党的根本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结合当时的情况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反复强调“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应成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这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根据新的情况对于党的根本宗旨所作的新的高度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根本宗旨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核心内容，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是保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执政为民”。他还强调说，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认识更加具体化，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而且发展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对新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认识都贯串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都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而注入了新的内容，达到了新的水平，呈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纲领。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迈着雄健的步伐为实现这个伟大纲领而努力奋斗。

【注释】

(1)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原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发展》。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0)《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11)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求是》杂志1998年第4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