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论社会稳定问题及其因素

论社会稳定⁽¹⁾

山河残破九天寒，苦雨终风百卉殚。史迹斑斑皆血泪，百年奇耻重如磐。

一扫神州魍魉空，龙孙意气贯长虹。新途更有天人策，国运皇皇唱大风!

这几句小诗是我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的心情表露。我们编写组在此刻把这本书奉献在读者面前，人人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

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9年的历史，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历史。其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斗争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结束了饱受欺凌宰割的过去，奠定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预计的，革命胜利以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国际国内情况极为复杂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既无现成的经典可引，又无成功的先例可援。除了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独立的探索，别无他路可走。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方面也有不少的失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完全弄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摸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们还曾经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不仅延误了建设的进程，而且一度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这种局面还得不到根本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挽救了中国。在邓小平同志的率领下，我们党深刻地反思过去，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再认识，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惊涛骇浪中岿然屹立，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成了全党全民的指导思想。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领导各族人民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继续长征。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指明，航路已经开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可以计日程功的。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先烈梦寐以求的局面，全世界中华子孙翘首企盼的局面，终于到来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怎能不心潮澎湃!

如果说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大收获是毛泽东思想，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保证我们沿着正确航道驶向光明彼岸的指针。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准确理解和运用邓小平理论，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理论是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的侧面加以阐发。本书论及的只是其中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的部分，只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需要社会稳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怎样才能保持这样的社会稳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是本书的主题。本书分理论、历史、现实、战略四篇来论述这个主题。现将我们的思路作一粗略的介绍。

一、理　　论

为了力求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社会稳定理论，我们首先设置了理论篇。

邓小平同志对稳定的重要性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反复说明:“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²⁾“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³⁾“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⁴⁾“稳定压倒一切。”⁽⁵⁾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把稳定摆在“最高利益”和“压倒一切”的地位，决不是针对一时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对策，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他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是今后一百年都不能动摇的根本国策。而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对相关的基本概念有尽可能明晰的界定。这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避免由于概念的模糊导致理解的混乱。

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稳定当然是指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种种方面)，这是没有疑义的。但社会稳定的涵义是什么?社会稳定指的是一种什么状态?却需要明确的界定。稳定的最一般的涵义是指社会的可控和有序状态，即在国家政权和根本制度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的动态平衡。它既不同于停滞不变、固定不动的僵化的平衡，又不同于暴力革命和动乱(暴力革命与动乱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截然不同，但都不是社会的稳定状态)。但是，邓小平同志讲的稳定，在这种一般涵义之上又增添了新的具体内容。他的稳定概念是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紧密相关、与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可分离的。他强调的稳定，是指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范围内能够促进改革、加速发展的一种可控和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我们现在讲的稳定，就是这种涵义的稳定。

任何社会稳定的实现首先要有客观的可能性。丧失了稳定的客观可能性的社会，无论怎样努力也是稳定不了的。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之所以多次发生并取得成功，就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丧失了稳定的客观可能性。而我们现在要求社会稳定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旧中国引发革命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惟一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当别论)，它给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民富国强正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导致社会稳定的因素占居了主导地位。但是，有了稳定的客观可能性的社会能不能实现稳定，还要看主观努力的情况，有很大的伸缩幅度。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同时存在。如果对这些因素估计不足，处理不当，它们就会蔓延滋长，发展到占居主导地位，那时社会稳定就会被破坏;何况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就有一个调控的问题，也就是“保持”稳定的问题。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从实际出发，摸准事物的客观规律，对社会系统进行有目的有效果的调控，使系统保持在最优的有序状态，正是我们要细心研究的问题。

什么是最优的有序状态?这个问题只有与改革和发展统一起来考虑，与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统一起来考虑，才能得到合理的答案。在这种问题上特别需要有唯物辩证法的眼光。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总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离开了这些而孤立地谈稳定，是没有意义的。稳定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正因为它是改革、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而改革和发展如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能达到，社会稳定最终也难于保持。因此，我们追求的最优的有序状态，就是能够保证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保证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序状态。这就是我们需要保持的社会稳定。

二、历　　史

为了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社会稳定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印证社会稳定的现实意义，我们在理论篇之后设置了历史篇。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和长期保持。中国的历史进程始终保持着统一的趋势。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这件事本身就体现了这种趋势。秦统一六国之后，尽管战乱和分裂仍然层出不穷，但统一始终是大趋势。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还是主流和归宿。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外学者对造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对大一统格局的利弊优劣作了许多分析研究，见仁见智，有褒有贬，这里不可能也不必要一一说到。但这个格局对于凝聚几十个民族，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压迫，创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使这个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当然，近代以来，从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把古老的中华帝国抛到了后面，中国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宰割的对象。于是有人把这种被动挨打的悲惨局面归咎于大一统，认为正是大一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状态，使中国未能发生近代欧洲那样的变革，所以才导致近代的被动挨打。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是一个事实，但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大一统。中国也有分裂的时候，那时的发展也同样缓慢甚至更加缓慢。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恰恰产生在大一统的明末，而不是分裂时期。至于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是因为西欧已经抢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封建制度则已经耗尽了曾有的积极作用，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封建统治阶级又顽固地拒绝改革、镇压革命，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而不是因为大一统。如果当时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不是大一统的清帝国，而是分崩离析的一大批小国，抵御外侮的能力必定更加薄弱，民族的命运必定更加悲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就不可能诞生了。

大一统的概念当然不等同于社会稳定的概念，两者也不一定总是同步。秦朝是首先实现“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的，但它并不稳定，二世就灭亡了。但是，如果不是从改朝换代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来看，秦朝虽亡，封建制度仍在，大一统仍在。“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国人追求大一统和追求稳定的趋势是非常一致的。中国人的理想是“治世”而不是“乱世”。就是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战争，民族战争，统治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战争等等，其目的也还是为了打破不利于自己的稳定，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稳定，从而统一“天下”，决没有以战乱和分裂本身为目的，主张战乱到底和分裂到底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兵连祸结、战乱频仍的事史不绝书，但毕竟还是社会稳定的时候居多;改朝换代也并没有妨碍封建社会的稳定存在。而这种稳定正是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的条件。

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稳定的作用，我们在本书中只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英法两国的情况，因为它们对本书要说明的问题有比较直接的意义。从西欧开始的工业革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起来，而后并肩而行的。尽管资本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鲜血，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毕竟创造了大大超过以往一切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强大的生产力，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得多。它是靠革命取得统治地位的，但它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的发展却主要是靠稳定。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确有各自的具体特点，英国比法国“渐进”的色彩多一些。但两者都是革命，都经过了战争与动荡，经过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确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两国的统治阶级在国内所致力的任务就是以各种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意识形态的手段协调和缓解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的矛盾，谋求社会的稳定(这与它们对外侵略扩张，剥削压迫殖民地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它们能够成为发达国家，是与此分不开的。至于本书没有说到的美国，也是很典型的实例。美国通过革命立国以后，除了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以外，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国内战争。而且南北战争还是为扫除残余的奴隶制，全面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对它的稳定极为有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本土没有受过任何创伤，它反而大发了战争财，成了最大的获利者。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曾经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罗斯福的“新政”又发挥了巨大的调控作用，使它在垂死中复苏过来，实现了新的稳定。美国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有实力、有“本钱”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是与它国内两百多年的稳定有极重要的关系的。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也从来极其注意处理好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从来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并极其讲究调控手段。任何社会制度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点。这是普遍规律，只不过不同的社会形态里不同的统治阶级要求的稳定有不同的内容罢了。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保持我们所需要的稳定更有生命攸关的特殊意义。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证实了这个道理。

三、现　　实(www.xing528.com)

在现实篇中，我们试图按照我们对社会稳定理论的理解，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几个问题及其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提出一些对策性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反腐倡廉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国际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现实中重要问题的全部，但应该说是几个关系全局和长远利益的不能不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有这样几点:(一)以科学的态度如实地承认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二)分析社会稳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定性的意义。(三)区分包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产生的原因，估计它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预测它们消长转化的可能性以及消长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四)在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下强调主观调控的作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对策。我们认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忘记“稳定压倒一切”和“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的原则。任何改革措施，任何发展规划，如果会造成社会的失控和无序，破坏了社会稳定，无论愿望的好坏，“道理”的多少，都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样的“改革”和“发展”决不是真正的改革和发展，而只能使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的成果付诸东流，毁于一旦，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

四、战　　略

在分析了几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之后，我们设置了战略篇，来讨论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是朝着既定的总目标前进的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解决具体问题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具体问题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无法一一罗列，只能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解决问题有种种可能的方案和手段，并非任何一种方案和手段都是最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的。这就必须有贯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和全过程的指导原则，来统驭一切问题的解决方式。这就是战略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者需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和战略头脑，对各级领导来说尤其至关重要。掌握精湛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当然绝对必要，但是还需要“吕端大事不糊涂”⁽⁶⁾。缺少战略眼光和战略头脑，小事“精明”而大事糊涂，是很危险的。提高全党全民的战略意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本书讨论了保持社会稳定的四个战略问题:经济发展;民主立国;依法治国;文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最大的战略失误就是没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损失惨重，教训深刻。我们从多年的迷误中大彻大悟，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邓小平同志不朽的历史功勋，最主要的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权威，并把两者统一为“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决定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伟大战略转变，它的意义之重大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高的。生产力水平落后是一切落后的总根源。不全心全意地聚精会神地发展经济，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就会连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都不能确保，也不能使人民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头来社会主义也不能胜利，社会稳定也不能长期坚持，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也将成为空中楼阁。正如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⁷⁾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只能扭住不放，不能有丝毫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也并不是一贯地不重视发展经济，也有重视的时候。问题在于或者是方法不对，或者是一遇到某种干扰就动摇了或者放弃了它的中心地位。这种错误再也不能重犯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比资本主义的民主更高级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可缺少的职能。民主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专政是人民保护自己免受国内外敌人侵犯的必要手段，是为保障民主服务的，它本身不是目的。民主的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立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不能动摇。正因为如此，就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的长期影响，也由于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还远远不足，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还有许多混乱认识。国家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把民主看作对人民的施舍和恩赐，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事还屡见不鲜，甚至不以为怪。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视为典范，主张全盘照搬的论调也时有所闻。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还有市场。这说明要真正建立起高度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极为艰巨。但民主立国是一项战略，是无论怎样艰巨也必须大力推进并坚持到底的。

依法治国与民主立国不可分离。离开民主的法制是专制主义的“法制”，离开法制的民主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都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与社会稳定的要求不相容。惟一合理的战略选择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在依法治国的推动下扩大民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法治”。“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由“人”来治国，而在于“人”依照什么来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还是依照意志和权力。法是人民制定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法律表现。一旦制定，就对所有的法律主体(包括个人、团体、政党和权力机关)都有同等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任何主体都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包括行使权力的活动。修改法律也要合乎法定程序。法治当然对人的活动有限制作用，但它限制的正是不利于人民民主、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对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恰恰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保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依法治国将只能造成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依法治国的方向前进的步伐很快，法制建设进步很大，成绩斐然，世人共睹。但法制不健全，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知识欠缺，因而在许多方面立法不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还远未消除，严重阻碍着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

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大体相同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有机的整体。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和智力资源，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即使一时把物质生产搞上去了，也是畸形的发展，既不可能长久支持，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文化的概念包括意识形态而又不限于意识形态，它涵盖了整个精神世界。精神的建设比物质的建设更复杂、更细致，影响更深远，也更容易失误，失误的后果更不易马上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接触到大量前所未见的现象，各种观念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思想领域中的“多元化”现象甚至某种混乱现象的出现已经是事实，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是很自然的。我们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是:(一)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里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消极现象。比起改革开放以前封闭状态下的“统一”，积极的成分更多。(二)对思想领域里的消极成分的存在和蔓延确实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加以规范和调控。在精神领域里不能搞短期行为，而必须有周密的战略考虑。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为了解决人的素质特别是全民族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又是德、智、体、美诸多方面的综合，每一方面都有极其丰富的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同的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贯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普遍要求，首要的就是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全民，保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动摇了这个基本原则就将丧失一切。在这个前提下，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有分析地、不停顿地吸取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消化创新，为我所用。同时，对无论来自何方的腐朽思想、迷信邪说都要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揭露和批判。要正确处理主流与多元、创造精神与求实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必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不可摧毁的纽带，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旗帜。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保持社会稳定问题的基本观点。限于水平，纰缪难免，恳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注释】

(1)本文是作者主编的《社会稳定论》一书的序，写于1999年8月3日，代表了作者对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观点。此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2)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3)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4)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5)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6)吕端(935～1000)，北宋大臣，宋太宗曾称赞他“大事不糊涂”。

(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