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的探讨成果

努力探讨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¹⁾

这本《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师生集体劳作的产物，是我们近四年来研究和讨论的部分成果的汇编。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对本书的由来和旨趣作些说明。

要不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20年来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乃至整个哲学界持续不断地思考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从书斋里提出来的，而是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出来的。回忆在“文革”灾难结束的次年，我以幸存之身到北京参加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同阔别十年的许多前辈和朋友们相聚。除了互相倾诉“文革”中的遭遇之外，大家都很自然地交流了在那些畸形的日子里对祖国命运的沉思。我们的议论集中到一点:为什么“文革”的疯狂居然能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10年之久?这样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或变相重演?说实在的，那时我们还如梦方醒，根本不可能像今天有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后那样来看待问题，然而思考的激情终究不可遏止。也许是职业的缘故吧，我们想得最多的还是理论，特别是哲学。“文革”的发生和持续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一时也难以说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一套理论的支撑，绝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人那么起劲地卷入“文革”。这套理论是从我国多年不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母腹中孕育出来的怪胎，它产生之后又成了迷醉人们的符咒，使人们在愚昧中疯狂，在疯狂中自我践踏，自我毁灭。而这套理论又是以“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立论基础的。在那些梦魇般的日子里，我们多年来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条不被篡改得面目全非。“顶峰”论、精神万能论、斗争万能论、上层建筑万能论等荒谬绝伦的理论竟成了不容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观点:一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最高指示”;二是真理有阶级性(其涵义是“理论的真”有阶级性，并非指“真的理论”有阶级性)。只要认可了这些哲学观点，“文革”的全套理论是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的，甚至要炮制出更奇特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我们痛切地感到哲学与人民的祸福、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安危有如此血肉相连的关系，以火一般的热情决心要摧毁这种祸国殃民的伪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我们神圣的天职。那时“两个凡是”的枷锁还牢牢地套在我们脖子上，要砸掉它是极其困难的。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一批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的朋友，忘不了那时的日日夜夜。在小平同志和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展开了，公开打响了从哲学上(也就是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第一枪。斗争虽然艰苦，战果却是辉煌的。多年来被“遗忘”了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终于重新被广大人民所理解。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我们的感受实在不下于出囚笼而见青天，喜悦的心情是无法以笔墨形容的!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大家都转入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我想得最多的是这样的问题:“文革”中的灾难与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篡改有极密切的关系，这是显然的。可是我们国家在“文革”以前除了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也做了不少的错事和蠢事，使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耽误了许多年，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那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程度应该说是举世无双的。从领导干部到工人农民，从大学教授到文盲半文盲，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小朋友，都在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以至于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曾自豪地说我们是“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是理应能够给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但是，恰好是我们这个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熏陶的民族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和蠢事，而且长期难于纠正。不宁唯是，几乎每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总少不了有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为据论证于前，辩护于后。说来惭愧，我自己在写某些文章、编某些教科书的时候，也做过这类事，而且做得很认真。这种奇特的矛盾现象应当作何解释呢?一种比较容易的解释是:那些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些为错误作论证和辩护的文章是滥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解释确实符合一部分事实。例如，无论翻开什么版本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是公然主张不要实事求是，不要力求全面，不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而我们的一些大错误确实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原理原则。又如，有些文章由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推出”办任何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再“推出”炼钢铁也要大搞群众运动，这种不可容许的逻辑跳跃也确实是滥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都确有其事。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办事情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文章老是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当然也可以用政治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作一些解释，但是无论怎样解释也说明不了全部问题。于是我们的视线不得不投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本身。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教科书里和讲台上宣传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果然就是标准的、完全的、无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理解和宣传的那些内容吗?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宣传是完整的、准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和固有精神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极其简单:恢复“文革”前讲了几十年的一套，至多在细节上作些修补，加一些“联系实际”的材料就够了，全国人民也只要按这套哲学所讲的道理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只要不违反、不滥用，就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了。但这显然说不通，因为这样的一套哲学在“文革”之前早就有了，它并没有使我们少犯错误，也没有理由指望它今后使我们少犯错误。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认真的审视了。

1979年到1985年间，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那时正是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期，我作为众多的思考者之一，从哲学界的师友们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在共同探讨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我陆续发表了《百家争鸣和“两家”争鸣》、《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工作中必须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的几点看法》、《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管见》、《马克思主义与改革》等一些文章，陈述了这些看法。主要的意思有这样几点:

(一)哲学对全人类和各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自己的主流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灵魂和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活力与生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成为主流哲学，是中国人正确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确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它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至今还没有其他哲学在总体上超越了它。它的根本原理和原则，它的革命批判精神，至今仍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灾难深重的时候需要它，在奔向富强的时候也需要它，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抓住事物的根本，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来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命运攸关的各种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轻浮的态度，想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就等于抛弃我们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抛弃了观察和处理当代复杂问题的最正确的方法。那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

(二)我们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当然只能从国外引进。引进的来源并不限于苏联，还有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引进的内容也不限于苏联教科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写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哲学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和传播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自己的创造，写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30年代的中国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中间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极高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纠正“左”右倾错误，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极伟大的作用。如果低估这一事实的意义，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乃至等同于苏联教科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以后的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但是，苏联教科书对我们确有影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对苏联教科书也应该一分为二，具体分析。苏联哲学家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教科书化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那样迅速广泛地得到传播，中国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也不可能迅猛地展开。他们的整理和表述也有许多正确的东西，功不可没，应当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他们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而不能一笔抹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表述确实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取舍，有所抑扬，未能做到完整准确。有些论点经过裁剪加工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有不少的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也被大大缩小。对待实践、科学和其他思维领域里的新情况、新成果，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许多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其中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僵硬的教条主义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革命批判精神大相径庭，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这些弱点不可避免地给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理解和宣传打下烙印。尽管后来我们也有所觉悟，有所抵制，批评过他们的某些观点，但这些批评本身又未必都正确，有的甚至还离马克思主义更远。到了“文革”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从总体看，那时的教科书很难说是完整准确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至于同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密切联系，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来解释和干预当代生活，就更显得非常不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对我们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仔细的分析，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

(三)单是还本来面貌还不够。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种对待一切事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也包括对待它自身。它从不把自己视为一成不变的教义或永恒真理的堆积，它永远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不停息地更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切具体论断和表述，而是坚持它的根本原理原则，而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就是它的最根本的原理原则之一。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它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停滞不变的“坚持”恰恰是没有坚持。当代世界的局面、中国的局面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实践、科学和哲学的状况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人类面临的问题也与以往判然不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满足于过去若干年的视野和境界，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人类思维的高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不可能使它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的视野和当代的水平。在这里，我们必须纠正过去长期无视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错误，同时又决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和中国现实。理论的命运取决于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哲学虽然是一种有高度抽象性的特殊意识形态部门，但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在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如果心目中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极其丰富的文化传统，没有振兴中华民族的满腔热忱，没有同亿万人民一起投身祖国现代化沸腾生活的激情，这个工作必将是苍白无力，没有根基，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既凝结着全世界文明的成果，又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并且惟有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对我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巨大功绩必须充分估计，对他们在艰苦探索中的成功和失误都应当历史地予以理解，当做宝贵的财富，而不能采取轻浮的虚无主义态度。(www.xing528.com)

(四)这项精神世界的艰巨工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它有赖于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劳作。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就得起步，事实上也已经起步。这项工程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加紧培养一代又一代既有求是精神又有创新能力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培养的基本途径不是向他们灌输现成的知识，不是让他们在我们这一代人思考过的问题的圈子里转，不是把他们塑造成我们的复制品，而是在他们中间倡导一种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的热忱，严谨而富于创造力的学风，追求真理的渴望和修正错误的勇气，同时给他们创造一种自由探讨、相互切磋的环境，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大大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水平。

上面的这些想法实际上也是我国哲学界许多同志的共同认识(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尽一致)。我们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从开始招收博士生时起就尝试着按照这些想法来组织培养工作。限于水平和经验，我们的工作远不如许多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做得好。不过15年来的实践大体表明了这些想法和做法还是可行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终于探索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邓小平理论，这就为如何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明了总的方向，使我们心里更有底了。

为了按这个思路多探寻一些有效的方法，我们从1993年起以讨论班的形式开设“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这门课程。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由老师设计问题，师生都作好准备，每题由学生重点发言，然后展开讨论，或互相驳难，或互相补充，务使各种看法得以充分发表并经受论辩的考验。讨论到适当的时候再由主持的老师作简要的梳理和小结，指定某位或某些学生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写成论文或综述。为听取广泛的意见，我们还请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专业的师生参加讨论。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试行这种把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融为一体的办法，初步收到了一些效果。这本书就是实施这种办法的记录之一。那几年里我行政事务烦冗，实际主持讨论的时候不多，这项工作主要由欧阳康教授和汪信砚教授主持，而以欧阳康教授为主。在欧阳康教授赴英国访问研究的一年中，由汪信砚教授主持，并由他把各次讨论的综述和专题研究的论文编辑成书，交我修改定稿。我还要特别提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四十余年的朱传棨教授。他不仅自始至终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讨论，以他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影响着讨论的水平，而且在组织稿件、修改稿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高度热忱，对后学成长的殷切期望，使大家十分感动，深受教育。他多次谦逊地表示不愿在本书上署名，我尊重他的意见，特别在此加以说明。

本书的标题是《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这也需要作一点说明。本书所论到的问题，应该说确是当代哲学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前沿问题，但它们并非现有的前沿问题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前沿问题也是随着实践、科学和哲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并无固定的清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方才开始，还远远说不上有成熟的意见，而且我们这个集体内部对各种问题的见解也是百花齐放，各抒己见，只要言之有据，并不强求一律的。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一篇，初步表达了我们对今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们还计划写一本书比较系统地阐明这些想法。我们把这些成果奉献于读者之前，其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并由此听取广大读者特别是同行专家的批评。倘能达到这两个目的，我们就不胜庆幸了。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并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的同志，特别是老社长牛太臣同志、现任社长熊玉莲同志、副总编戴老红同志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曾建华同志，钦佩他们为繁荣学术和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遗余力的远大眼光和满腔热忱。

【注释】

(1)本文是作者主编的《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一书的序，该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