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¹⁾

为了在新时期提高贯彻党的纲领路线的自觉性，改进工作方法，有必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想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关系问题谈一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

党的纲领是党公开升起的一面旗帜，是党对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宣言，是人们判断党的性质的依据。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共产党人就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逐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党又规定了最低纲领，即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那么，这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最简要的回答就是:共产党的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基础的东西。因此，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党的纲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

对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不满，希望实现没有剥削压迫、财富公有、平等富裕的社会，这样的理想并非始于共产党人。中国从《礼记·礼运·大同》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²⁾，西方从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到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提出过这类理想，有的还描绘了引人入胜的详细蓝图。但是，所有这些学说都不是科学的理论，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提出科学理论的程度。这些学说有两个根本弱点:(1)它们观察问题的哲学工具都是唯心史观(当时也不可能有唯物史观)，总是把精神现象看成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把个别杰出人物看作社会变动的决定力量，因而不可能科学地论证这种理想的客观依据和实现的必然性，只能乞援于抽象的“普遍人性”、“普遍道德原则”;至于为什么“人性”和“道德原则”恰好应当是它们所描绘的那样，为什么“人性”和“道德原则”在不同的时代有那么大的殊异，它们对此只好缄口不言。(2)它们都不可能指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实际可行的手段和途径。毛泽东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³⁾这个评价适用于共产党人以前一切提出过“大同”理想的思想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先驱、对资本主义进行过猛烈批判和尖锐嘲讽的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理想尽管崇高伟大，但毕竟是空想。

共产党人的理想(集中表现为党的纲领)与此根本不同。它不是空想而是科学。它的科学性是由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容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在西欧主要国家中已经暴露得足够充分，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阶级斗争的阵线已经单纯化、明朗化，所谓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理性王国”的神话已被现实生活所粉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最重大的问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如果是暂时的，那么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制度?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将是怎样的?什么社会力量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

惟一科学地回答了上述历史课题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科学地回答上述的历史课题，除了社会条件的成熟和他们本人的革命家兼科学家的杰出品质之外，关键的一条就是因为他们在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是在随便一种历史条件下都可以被某个天才人物偶然地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前提、自然科学前提和理论前提都已具备。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拟详细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所具有的空前的革命意义:第一，以往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也都概括了若干自然的和社会的知识，但其中都有许多虚构和谬说，都用了许多臆造的联系来填补当时还不知道的真实的联系，以完成它们的体系，并且总是把自己的体系说成永恒的、终极的真理。这就使它们不可能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同于这些哲学，它的原理原则是严格地从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它完全遵循着按世界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的途径，并且决不认为自己就结束了真理，而只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第二，以往的哲学只是这样那样地解释世界，好像哲学的任务仅在于此，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没有多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公开申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可能认识世界，并且还公开申明自己就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第三，以往的哲学在历史观上都陷入了唯心主义，都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的思想动机，而看不到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与此相应，它们都把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说成个别的英雄人物，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只看成供个别英雄人物驱使的“群氓”。这就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反对这种错误的唯心史观，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矛盾，社会发展的决定动力是人民群众。这种历史观为人类提供了开启历史之谜的钥匙，使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千年迷雾为之一扫。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结构，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秘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又考察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和斗争的战略策略，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严整而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不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方剂，不是安慰劳苦大众的福音书，而是以自然科学式的精确眼光考察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而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方向盘，也是全人类实现最终解放的指南针。共产党的纲领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同其他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事情非常清楚: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得十分充分，也不可能发现它的内在结构、发展规律和灭亡的必然性，不可能揭示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和途径，一句话，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共产党的存在及其纲领也就没有科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的血肉关系就是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路线

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党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又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思想路线说到底是个哲学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反之，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只能导致错误的政治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先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

我们党从成立到遵义会议的十四年里坚持了党的纲领，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犯了几次大的错误，主要是一次右的错误和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的错误为害最烈，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在这段时期党也不断地在纠正错误，领导人更换了多次。可是，纠正了右的错误又犯“左”的错误，纠正了一种“左”的错误又犯另一种更“左”的错误。犯错误的负责人改变了，错误的具体形态也改变了，但错误本身没有消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很长的时期里也并没有为全党大多数同志所认识。这种状况如不改变，革命的前途就非常危险。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毛泽东同志看出了事情的本质:历次错误路线尽管具体形态不同，有“左”有右，但是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都犯了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错误，即主观主义的错误(表现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物。所以，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的斗争，是一场哲学思想的斗争。如果不把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不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当错误路线以变换了的形态出现时，党就仍然没有识别和抵制的能力，大多数同志还会上当受骗。这就抓住了一切错误路线的共同根源。当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就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尽管日理万机，还是以极大的努力亲自研究哲学问题，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不朽的名著和一系列其他的哲学著作，以这些著作为思想武器，亲自领导了整风运动。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解决了两种哲学思想的矛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指针，这才有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才有了党的“七大”，才赢得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

再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情况。

从建国到“文革”开始前，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在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产生了一些偏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东西，对形势的估量发生过若干错误，但还不是全局性的。到了十年“文革”，就发展成了全局性的错误，造成了一场灾难。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为什么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得逞?为什么“文革”开始时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狂热地拥护这场错误的运动?当然原因很复杂。但是主要的一条是:林彪、“四人帮”从理论上、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搞乱了，造成“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的局面，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受到全面的歪曲。例如，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在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上，只讲“斗争”不讲“同一”，而且把“斗争”同“对抗”混为一谈;在量变质变规律问题上，只讲质变不讲量变，宣扬不要量变准备的人为的无休止的“质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上，宣扬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又把批判歪曲为彻底打倒;在历史观问题上，宣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倒过来”的“决定论”，鼓吹不顾物质条件的政治万能论和精神万能论;颠倒人民群众与个人的关系，无限夸大领袖的作用，鼓吹现代迷信;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应该立即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两个凡是”的思想又一度成了严重的桎梏。“两个凡是”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为它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根本原理，以“语录标准”代替了实践标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从哲学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不到正确解决。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及时地、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⁴⁾。在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1978年夏天举行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当时却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宣传，终于在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澄清了哲学思想上的最大混乱，使人们懂得了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惟一标准，从而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才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转折，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现在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必然结论。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是彻底的辩证法。但是，要正确地掌握和执行这条路线，把它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具体的方针、政策、意见、办法中去，仍然少不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尽管路线本身正确，执行起来也会出偏差，犯错误。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失误。为什么路线正确还会有失误?这原因当然不止一端。经验不足，认识不可能一次达到真理，这些都是原因。但有些失误是与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不高有直接关系的。比如为什么有的人不顾国情，不考虑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盲目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措施等等无批判地搬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为什么有的人不顾国力，提倡无节制的高消费?为什么有人只顾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只顾生产增长而不顾环境污染?为什么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手硬一手软?这些都与有些同志没有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观察问题有关，从哲学上说还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不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不经常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拿在手里，是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党的路线，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www.xing528.com)

路线正确了，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把正确路线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路线正确而方法失当，仍然会事与愿违，得到碰壁的结果。这里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是指那种特殊领域的技术性的方法，例如成本核算的方法、工程设计的方法之类，而是指适用于观察处理一切问题必须遵循的共同的指导原则，它是同哲学紧密联系着的。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也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定是主观片面，脱离实际，把人们引向失败的。我们党要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只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方法。

毛泽东不仅突出强调和精辟论证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从高度抽象的形式具体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易于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等一系列系统论述这些方法的重要著作。这些方法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尖锐武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方法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它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如果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方法就不知其所以然，就不可能深刻地掌握和成功地运用，甚至可能把它们当成口诀和标签，加以庸俗化，从而在工作中导致失误。所以，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随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除了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以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也自然更加迫切。

有的同志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不要从原则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原则，连“从实际出发”也是一条原则，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岂不是从原则出发?

这显然是把从什么“出发”和以什么为“指导”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要想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首要的事情就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否则必然失败。所以，要办成一件事，必须首先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从中引出意见、计划、方案、办法。这就是从实际出发。但是，从实际出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哲学观点作指导。面对同样的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的人如果哲学观点不同，那么他们对事实的取舍，对事实的意义的估计，以及由事实引出的结论，包括意见、计划、方案、办法等等，也就往往不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是否可能不要任何哲学观点作指导呢?不可能。因为要思考就必须用概念，下判断，作推理，这就离不开哲学。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作指导的人，就连两个简单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甚至连一个事实也陈述不出来，还谈得上什么从实际出发，从中引出什么结论呢?例如我们在调查某种实际情况时，起码总得说诸如“A事是B事的原因”、“C事是必然的，D事是偶然的”、“E事是假象，F事才是真象”、“G事只是形式，H事才是内容”之类的话，否则调查的结果就成了一本罗列单个事实的流水账，毫无意义了。可是只要一说这些话，事实上就已经在使用哲学概念了;而这些哲学概念在不同的哲学体系里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如果按照那些坏的哲学赋予这些概念的涵义来使用它们，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错误，结论就会不符合实际事物固有的规律性。我们常说搞调查不要带“框框”，那是说不要在情况没有弄清之前就下结论，而不是说连哲学观点也不“带”。不“带”哲学观点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带”的是什么哲学观点，是自觉地“带”还是自发地“带”，这后果是大不一样的。恩格斯在130多年前尖锐地批评某些犯经验主义错误的自然科学家时曾经说过:“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⁵⁾“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⁶⁾，而他们实际上天天在用的那些“思维规定”是从哪里来的呢?无非是从一些蹩脚的学派的观点中来的，或者是杂乱无章的读物里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辱骂哲学家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脚的哲学家的最蹩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⁷⁾这些话指导今天也完全正确，而且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强调从实际出发的同时又决不能忘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是由于这个道理。从实际出发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正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出发”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已被赋予了确定的涵义。按照这种涵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只能解释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引出实际结论，包括意见、计划、方案、方法。而这是行不通的，原理只能概括一般规律，并不能代替具体知识和具体事实。假如要我们去处理某个工厂的某个问题，我们既没有具体知识，又不作调查研究，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单从对立统一规律或量变质变规律“出发”，能“引”出什么结论和办法呢?什么也“引”不出来。如果硬要“引”，那就是十足的主观主义，非出乱子不可。

还有的同志问: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不可以与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挂钩”?

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双重的不妥。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由许多原理组成的有机整体，正像列宁说过的那样，是一块整钢。任何一条原理如果脱离了这个整体，被孤立地加以“运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了。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条原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关系理解为一个土豆和一堆土豆的关系。没有一个实际问题是可以靠孤立地“运用”一条哲学原理而得到正确解决的，这样的“运用”只会造成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关键时刻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⁸⁾这个精神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适用的。第二，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整体为依据，而不是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条原理引申出来的。比如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依据就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涉及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一种方法只与一条哲学原理“对号”、“挂钩”，那就既使方法走了样，又使原理走了样，“运用”起来是要出毛病的。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有的同志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不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如果不能保证，学习与不学习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在实践中不犯任何错误，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反映的是一切事物的共同规律，它没有、也不可能陈述千差万别的特殊事物的特殊规律，更不可能陈述各个个别事物的具体细节。如果把它说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学了它就无需具体知识和技能，既会治病，又会打仗，既会办工厂，又会办学校，无所不能而且万无一失，那就是神话了。一个没有学过医学的人，能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给病人开处方吗?第二，即使指导思想完全正确，在认识任何具体实际事物的时候也难免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具体知识不足，材料不足，客观过程的矛盾暴露不充分，意外突发事件的出现，等等，都可能使认识与对象不符合，部分错误或全部错误。因此，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若干次的循环往复，纠正错误，才能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又需要再经过循环往复，又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对复杂对象的认识尤其如此。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所以，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给予我们绝对不犯错误的“保证”，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世上也没有能“保证”人们不犯任何错误的科学。即使像数学和逻辑这样精密的科学也不能“保证”，也没有人对它们作这样的要求。既然如此，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就要作这样的要求呢?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掌握它就没有意义，学不学都一样，那就是更大的误解。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不犯任何错误，但是在它的指导下对事物认识的全面程度和深刻程度是大不一样的。这就像数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们不犯运算或推导上的错误，一个精通数学的人也完全可能犯运算上的错误，但他能解决的数学问题却是不懂数学的人解决不了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不犯任何错误，但是它把握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开辟了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如果严格地遵循它的原则，就至少可以不犯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不至于弄到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地步，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通过总结经验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而由于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犯的错误，就可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与真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两者的性质和后果都是完全不同的。仅就以上两点来看，掌握与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不是没有什么区别，而是确有天壤之别的。通过认真学习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以它为根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就有了认识上的正确向导，就能够使我们的认识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就能够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比较容易找出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把错误的教训变成宝贵的财富，变成走向真理的阶梯。

【注释】

(1)本文是1990年1月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心学习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辅导报告。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湖北日报》2月1日和《高校学报文摘》1990年第5期转载。

(2)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于1901～1902年，当然远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但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也可以把《大同书》的思想逻辑地看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

(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8)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