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哲学-陶德麟文集

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¹⁾

一、改革需要哲学

我们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正在进行一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什么地位?能起什么作用?改革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不成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今天的改革是党领导的，谁会说改革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就应该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许多人心目中，改革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需要政法财经方面的社会科学，需要文学艺术等等，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需要哲学呢?人们就不一定从内心里承认了。哲学这门学科，连同搞哲学的人，似乎都有点受冷遇、受歧视的味道。有的人一提起哲学就往往把它同夸夸其谈的空洞说教、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无用之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这些搞哲学的人应该怎么看?怎么对待?我看第一是不要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主义。第二是不要因为别人触犯了我们的职业尊严而义愤填膺，给人家扣上“轻视党的理论基础”的帽子。第三是不要自惭形秽，也跟着说哲学确实不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考虑怎样对待。

为什么会出现哲学受轻视的情况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长时间的“左”的错误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另一条是很多干部群众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

先说第一点。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犯了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包括“文革”这样的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人民吃了苦，国家受了难。过去党犯错误的时候，哲学在干什么呢?不可否认，即使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也还是宣传了许多正确的道理，决不能全盘否定。可是同样不可否认，在那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出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实在是太困难了。实际上我们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为错误作辩护。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明明违反了客观规律，破坏了生产力，有的哲学家还要出来论证这是“必然趋势”，还要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不怕想不到，只怕不敢想”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唱赞歌;明明瞎指挥把大家害苦了，还要去写文章论证“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似乎人民受够了苦难还得从“理论”上心悦诚服地认识到受苦受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不仅如此，甚至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哲学也都能出来提供“理论”依据，证明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哲学工作者都是如此。确有一些水平很高又具有坚定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看准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随波逐流的。但这样的哲学家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有的还因此献出了生命。至于大多数搞哲学的人就未必能做到了。这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的人是毫无原则，见风使舵，搞投机的。多数人是认识问题，这些同志长期在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崇拜的熏陶下，分不清是非，以为这样做就是在为党工作，在尽理论工作者的职责。有的同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觉察到这样做的不对，并不是没有怀疑，但是在那种“大气候”下面也只好说些违心的话，或者不说话。不管具体情况有什么差别，有一个事实大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些年使人民吃了大苦，使民族遭了大难的错事、蠢事、坏事几乎全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发生的。人们讨厌那些使自己受苦受难的“左”的错误，也就讨厌为错误作辩护甚至推波助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很自然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基本改变了，哲学的作用也改变了。比如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为拨乱反正开了路，为人民立了大功。可是人们对哲学在过去“左”风盛行时的那段痛苦的历史记忆犹新，一时还改变不了老印象，这也是很自然的。我想，这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讨厌哲学、鄙视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人们对哲学的这种看法毕竟是不对的，因为人民大众受难之日，也正是马克思哲学遭到歪曲、践踏之时。那个时期的重大方针政策的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但是更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和许多问题上背离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说到底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回想一下，那个时期报刊上、讲台上、书本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多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意的呢?比如神化领袖的作用，鼓吹质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量变，鼓吹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把精神的作用夸大到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程度，把哲学对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歪曲成为替代作用，把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简单化为一个“斗”字，如此等等，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当年用来为错误的方针政策作论证的，不正是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吗?所以，为错误的方针政策推波助澜、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签、冒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的混乱荒谬的观点。如果我们今天把罪责归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那就冤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能因为上过假药的当，就连真药也不相信了。

再说第二点。

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对哲学这门学问的性质和功能是不大清楚的。哲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能起什么作用，不能起什么作用?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还相当糊涂。这也与过去的某些错误的宣传有关。过去有些宣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说得神乎其神，似乎它既是囊括一切具体知识的超级知识库，又是能够直接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万能金钥匙，似乎一个人只要“精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它的原理，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就可以直接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既会打仗，又会筑桥，既会修理电视机，又会搞成本会计。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理解。可是不少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接近于这种理解的。他们既然把哲学理解为“万能”的学问，也就要求它发挥“万能”的作用。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哲学并不“万能”。不仅不“万能”，而且似乎连“一能”也没有——它不能像具体的专门知识技能那样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比如说，一位写了很多书的哲学教授如果不去学习补鞋的专门技术，单凭他那一套哲学原理是连一双鞋也补不好的。这的确是事实。于是哲学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就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跌落到九地之下了:“哲学有什么用?还不如补鞋的技术有用。讲得天花乱坠，落实起来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空谈而已!”“不能带来效益的学问有什么用?哲学能带来什么效益?一条对立统一规律能使我这个工厂的产值提高多少?”应该说，这种看法也是哲学受到轻视的一个原因。

对哲学的这种看法当然是极大的误解。

哲学这门学问在性质上是与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不同的。那些具体的科学揭示的是各个特殊领域里的特殊的规律，提供的是解决各个特殊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方法，所以你学会了某一门具体科学，你就能用它来解决那个特殊领域里的具体问题。这“用处”是非常显然的(其实这也是大大简化了的说法，实际上即使是具体科学，要成功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具体问题，也还要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很难说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不过需要经过的中间环节比哲学需要的少得多罢了)。哲学就不同，它揭示的是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最普遍的关系，提供的是解决一切领域中一切具体问题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不可能告诉你记账的技术、设计房子的技术或者别的什么技术。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它有这种功能。那么能不能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就说它没有用处呢?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哲学虽然不能直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是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都离不开它，只不过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就是了。一个没有学过哲学，自以为与哲学毫无关系的人，或者对哲学不屑一顾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受着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的支配。如果一个人的哲学观点非常谬误或者非常混乱，那么他就很可能在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犯总体性的长期的错误。在小事上可能聪明绝顶，在大事上却往往糊涂不堪。个人如此，群体也如此。如果掌握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科学的哲学，情况就会截然不同。由于它为你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你就会在大的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子，有了错误也容易纠正得多。这就是哲学的功能，哲学的用处。哲学的这种特有的功能和用处，是任何别的科学都代替不了的。我想只举两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第一个是我们国家民主革命时期的例子。我们党从成立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么多年，一方面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另一方面也接二连三地犯了一些路线性、政策性的错误，这其间有右的，也有“左”的，特别是“左”的危害性更大。王明的“左”倾错误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了90%，白区的力量损失了100%，迫使党不得不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遵义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革命才转危为安。为什么中国革命一再遭受挫折?当时全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都在找原因，也采取了措施。比如说，大家认为某一次错误是某一领导人造成的，就把这个领导人撤换了。可是换上一个领导人之后还是犯错误。虽然错误的形式每次都有所不同，有“左”的，有右的，有这一方面的，有那一方面的，有表现在政治路线上的，有表现在组织路线上的，有表现在军事路线上的，等等，具体形态千差万别。领导人一再更换，错误的形态也一再改变，而错误本身仍然存在，革命仍然遭到挫折，可见并没有找到犯错误的真实原因。经过很长时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同志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靠就事论事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毛泽东同志非常明确地指出，要看到这些不同形式的错误有一个共同的“根子”，那就是主观主义，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而主观主义从哲学上说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党的路线问题，就必须把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观察，要看出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问题。只有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使绝大多数同志分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懂得我们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都只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取得成功，中国革命的航向才可能拨正，胜利才有希望。所以，毛主席在长征刚刚结束后就以极大的精力带头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他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搜集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中外哲学书籍，在窑洞里，在油灯下刻苦钻研，作了大量的眉批和笔记，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重要的哲学著作，亲自给抗大的学生讲课，接着他又亲自领导了以清算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使大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分清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这才有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才有了党的“七大”，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哲学斗争，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的思想，会是什么局面呢?那就会永远弄不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区别，永远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国革命就不知道要在黑暗中徘徊多少年，五星红旗也不可能是1949年在天安门升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如果要讲效益，还有比这更大的效益吗?能说哲学是说空话的无用之物吗?

第二个例子离我们今天的生活更近，那就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本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却成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尖锐而迫切的问题，非重新“解决”一次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成千成万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论述过的原理。他们上了林彪、“四人帮”歪曲宣传的当，误认为毛泽东思想甚至毛主席的语录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当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时候，许多人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以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当时有位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却引起了许多人的抗议，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妄图“砍旗”。那时人们的思想就混乱到了这种程度!可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凡是毛主席定下来的、讲过的，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没有提过的、没有讲过的，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也一点不能做，那我们的党和人民岂不是除了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吗?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还要在“文革”的灾难中一直过下去，直到被“开除球籍”吗?所以，真理的标准这个哲学问题确实成了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当时，我国哲学界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相当尖锐的争论，终于使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从“凡是”的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这才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才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有了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改革开放的国策，才有了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无限光辉的前景。试想，如果我们当年不解决真理标准这个哲学问题，我们能在“文革”的框框里挪动一步吗?能有今天的一切吗?有些专讲“务实”的同志，讲起他们的经济工作的成绩来充满自豪感，可以用许多具体数字来说明他们的效益，这当然完全应该。但是他们当中有的人看不起哲学，以傲慢的口吻嘲笑哲学的“无用”，这就不对了。我们不妨提醒这些同志:如果不解决真理标准问题，还按“语录标准”衡量一切，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就应该算是“资本主义复辟”，你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就该被打倒了，你能有什么成绩可以自豪?当然，今天我们全国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绩，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决不能说都是哲学单独起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样说，那又是哲学“万能”论的翻版，又是荒谬的夸大)，但是哲学的作用不能低估，更不能抹煞。从根本上看，如果当年不解决真理标准这个哲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如果要讲效益，这个效益还不大吗?

以上两个例子还仅仅是指哲学功能的一个方面，还远不是它的全部，但仅仅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那种认为哲学没有用、没有效益的观点是肤浅的、片面的、不正确的。问题不在于哲学有没有用，而在于我们今天在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现在强调务实的精神，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再也不要重复过去那种空喊口号，不干实事的愚蠢做法。列宁在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一再强调，少发点政治的喧声，多做点实际的经济工作。这个观点对我们仍然适用。但务实仍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这个正确的方向，是由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去片面地强调务实，就可能走偏方向，可能陷入爬行的经验主义，缺乏全局观点和战略眼光，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我们可能干得不坏;但是从全局看，从长远看，从综合的效果看，可能就是在干糊涂事，这是不能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和今后的改革中的作用具体地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改革需要哲学在哪些方面为它服务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得很全面的问题，人们的回答也未必一致。我只能按自己的理解试着谈一些看法。

第一，哲学要通过更新人们的观念，为深化改革开路。历史上任何大的革命，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观念的变革开始的。这是因为社会变革(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总是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实现。如果人们不首先变革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就不可能觉悟到有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就没有兴趣、没有勇气去行动。而观念的变革是要靠先进分子去论证、去宣传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哲学。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说过:“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²⁾不仅法国、德国的革命是这样，美国的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等也都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任何时期人们的各种观念里最深层的东西是哲学观点，要变革人们的观念，就得抓住哲学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哲学对观念的更新起的作用是最深刻、最持久的。

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同上面说的那些革命改革在性质上当然很不相同，它不是改变我们的国体和根本的经济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它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革命。就一定的意义说，它甚至比过去的革命还要深刻。1949年取得胜利的那场革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了28年的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奋斗了109年的结果。它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历史转折点的极其伟大的革命的标志。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都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将近30年里，我们并没有解决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可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能对人类作出大的贡献，而且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所以完全可以说是更深刻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都是空前的。要实现这样一场革命，没有十多亿人民的观念更新，是不可设想的。要实现这样的观念更新，没有哲学的参与也是不可设想的。现在我们头脑里不适应改革需要的观念多得很，有的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观念和小生产观念，有的是多年来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僵化观念，有的是长期的错误宣传造成的“左”的观念，有的是从国内外各种渠道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腐朽观念，如此等等。这些陈旧的观念不改变，不树立与改革的需要相适应的新观念，我们的改革就将寸步难行。而要更新观念，枝枝节节就事论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非从哲学上加以论证不可。(www.xing528.com)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想到有必要进行今天这样的改革?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套不切实际的固定观念。那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按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设想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制度，或者再加上按苏联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制度。我们把这两者综合起来就规定了社会主义若干条“基本特征”，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包含着一系列僵化的观念。比如说，在所有制上，总认为越大越公越好，而且公有制越纯越好。在经营方式上，统得越多越好，管得越死越好，至于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僵化观念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在许多年里吃这些僵化观念的亏太大了。现在我们破除了这些观念，事业就大踏步地前进了。这当然是我们民族的大幸!但是我们要深思一下: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没有想到要破除这些观念，而现在却想到了呢?这就应该从哲学上找原因。无可讳言，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实际上是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条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到“文革”时期索性连字面上也不承认了)，指导我们的是“语录标准”、“权力标准”。在这种观点方法的支配下，那一套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是不可避免的，把一切不符合这些僵化观念、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观念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只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没有这场讨论，不从哲学上解决问题，各个领域里的僵化观念的破除就根本不可能，甚至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在观念变革中的开路作用吗?

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起阻碍作用的旧观念是非常多的，凡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观念都是这种旧观念。假如开个清单，那恐怕是一个很长的单子。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旧观念挡住去路，需要哲学不断地做清路工作。

我这里跟同志们拉拉家常。近两年国家教委组织了一个中国哲学家考察团到港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考察，目的是促进我们思考哲学为改革服务的问题。我作为代表团成员，感到在考察中学到很多东西，感受之一就是哲学在观念更新中的巨大作用。我只说在苏南(以及苏北的扬州)的考察。那里的变化是惊人的。首先是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地方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下降到了10%左右。常熟县有个元和村，全村搞农业的只有18员女将，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54口人，还卖了大量余粮。美国在70年代是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70口人。元和村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当然是了不起的变化，把80%以上的人搞饭吃的旧局面改变过来了。他们靠什么?靠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资金从哪里来?靠大办乡镇企业、以工建农。其次，苏南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惊人的。人均年收入在7千元以上的乡镇企业很普遍。他们的住房、道路、商店、医院、学校、托儿所、敬老院都很好。农民自办的宾馆、餐厅很漂亮，服务质量不亚于大城市的高级宾馆、高级餐厅。他们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短8年里就取得了过去几十年梦想不到的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观念更新，而观念更新就离不开哲学的作用。许多干部都深有体会地对我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也干得够苦的，可是总富不起来，而且也不敢富起来，怕出修正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明确了两条道理:第一条是一个体制好不好，办法对不对，归根到底看它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条是一个办法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要看实践的结果。这两条是什么?不正是哲学吗?有了这两条，人还是那些人，条件还是那些条件，一系列新的观念就产生了，各种好的办法就出来了。我们接触的那些干部群众，他们的竞争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都很强，他们的乡镇企业的口号是“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争市场!”。这些新观念给苏南带来了蓬勃的发展。他们深深懂得这些变化是与哲学的开路作用分不开的，他们很重视哲学。有的干部很激动地对我们说:我们做的事情明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明明在干社会主义，可是有些人老是非难我们，说我们违背了这一条，那一条，路子不正。我们举出事实来反驳这些非难，可是人家还要引经据典地非难我们。我们再往深处讲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来了，憋了一肚子气，你们哲学家能不能为我们说点公道话，为我们辩护辩护?还有的干部希望我们分一些学哲学的大学生到他们那里去工作，说他们不仅需要精通技术和管理的人才，还需要有历史眼光、有战略头脑、能从哲学上考虑问题和说明道理的人才。这些朴实、诚挚、强烈的呼声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

第二，哲学要在塑造我们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这项伟大工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这好比一个人的脊梁骨。没有脊梁骨的人是站不起来的，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决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日本、美国、俄国、德国、法国都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几千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内忧外患，但是无论在什么惊涛骇浪面前我们都能顶住。现在有人把我们的民族精神说得一无是处，“丑陋”不堪，甚至说我们的人种都不行，我看这是无知的偏见。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别的民族也都有各自的弱点)。鲁迅先生是最深沉地热爱我们的民族的，是最明确地指出我们民族有自己的脊梁的，是最坚决地痛斥民族虚无主义的;可是也正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笞我们民族精神的弱点。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使我们民族精神中伟大的方面发扬光大。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近代又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能不在我们民族精神中打上消极的烙印，有许多东西是同现代的要求相矛盾的。所以确实有一个在原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任务。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这当然要靠文化领域的一切部门协同努力，例如文学艺术就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哲学的功能是任何别的部门不能代替的。它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同时又在最深的层次上左右着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西方，但它是全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代表着人类最高的哲学智慧，它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相结合，在中国土壤里生了根，就给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活力。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按照时代的需要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仍然离不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哲学要为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发挥作用。什么叫思维模式?说得通俗些，就是人们看问题的一种习惯，一种思路，一种框架，这东西是实有的。鲁迅曾经说过“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因为“秀才”只有“秀才”的眼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有一套很落后的思维模式，他看什么事都往那个模式里面装，一装就走样了。据说康有为出洋考察，他“发现”欧洲国王的官墙都很低矮，认为这就是欧洲经常发生革命或暴乱的原因;他反对废除跪拜，理由是一个人如果不行跪拜礼，生这个膝盖是干什么用的?这大概就是思维模式问题。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思维模式是生活方式、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等等的产物。应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们是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土壤上生活过来的，是在比较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过来的，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比较落后。从20世纪初期到现在全世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所引起的思维模式的巨大变化，我们吸收得不多，至少对我国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这同我们肩负的任务很不相称。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学习各门科学都可以改造思维模式，但是最根本的途径还是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哲学需要改革

我这里说哲学需要改革，不是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成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里说的哲学，是指多年来我们在教科书里写的和课堂上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我们多年以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30年代苏联教科书和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为根据的，再加上1958年以后我们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30年代的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教育了几代人，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决不能以非历史主义态度轻浮地否定这些著作的意义。但是有两点是不可否认的:第一，这些著作毕竟是第二手的东西，是按照作者本人的理解改造过了的东西(而这种理解又不可能不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因此，有许多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成分，还有一些附加的东西。第二，这些著作的观点有许多已经陈旧了，不能反映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状况，不能反映这段时间里社会生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讲的几十年前的老观点，没有做到面向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当代实际有不少脱节的地方，这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都认为必须改革。怎样改革?有的同志认为必须从体系入手。我对这一点有保留意见。什么是体系?我认为体系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概念与概念之间、命题与命题之间在逻辑上的关系。这同理论的内容不可分离，这确实是需要下功夫研究的。一是表述、叙述的体系。一本教科书分几章，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是先讲唯物论、辩证法，还是先讲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安排，这是表述上的体系。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体系不是特别重要。爱因斯坦写的通俗小册子《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前言里有这样的话:“我很不注意表述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可以交给缝鞋匠去做。”我揣摩他这句俏皮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明他认为一个人说话可以颠三倒四，杂乱无章。他的意思是强调理论的内容，而把表述方式的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打个比方，画家画一个人的头像，有的先画脸廓，然后画五官;有的先画五官，后描脸廓;在画五官的时候有的先画眼睛，后画鼻子;有的则相反，这无关紧要。小说描写一个人，从头说到脚，从脚说到头，都无不可。这属于表述方式问题。鉴赏一张画，不会去考虑你先画的哪一笔，后画的哪一笔，而是看你画的好坏。所以，过分强调表述体系的重要是本末倒置。即使是内在的逻辑体系，虽然比表述体系重要得多，但同内容比起来也还是次要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容，才会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构。如果内容陈旧，只在逻辑结构上做文章，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改进，但仍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现在的教科书和哲学教学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根本的问题不在体系，而在内容。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考虑，那就是从30年代始形成了一整套带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成了阻碍我们改革哲学教学内容的障碍。不破除这些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花多大的气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里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1.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绪论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也还是需要把这个问题讲透。但是其中有一点过去讲得很不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总是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看成永恒的、终极的真理。这一点连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也不例外，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地否定了终极真理。恩格斯说，假若有终极真理，那么人们达到这一状态时除了摊开两手望着终极真理发呆以外，还有什么可干呢?马克思说，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它认为一切东西都只是对它赖以生存的条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这个辩证法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适用不适用?如果不适用，辩证法的普遍性就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毫不含糊地认为是适用的。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至矣尽矣”的终极真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把事情讲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一直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就因为它不停顿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用人类最新的认识成果来丰富自己，永远不把自己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些道理我们在教科书里、课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讲，问题在于讲得不彻底，往往一落到实处就走样了。我们在具体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时，往往实际上还是把它当作永恒的、终极的真理来宣布，甚至连行文、讲话的口气和架势都表现了这一点。试问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精神吗?按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封闭的理解，我们能够不断地面向实践，吸收全人类创造的日新月异的认识成果，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吗?当然不可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重大误解或曲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障碍。与此相联系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误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提供观察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能代替别的具体科学，不能包揽一切，不能对具体科学领域中的是非作判决。可是我们过去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有沉痛的教训。在苏联，曾经掀起过一场由哲学来批判新兴自然科学的浪潮，涉及的面很广。相对论、量子力学、共振论、基因理论、数理逻辑、控制论等等都不能幸免，这些理论被扣上了“唯心主义”、“反动理论”、“法西斯理论”等等大帽子，结果使苏联的科学走了弯路。中国在“文革”中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能不能说我们现在已经充分地吸取了这些教训呢?恐怕还不好这么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这种长时间的误解几乎成了一种枷锁，使我们不愿也不敢去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丰富、发展、更新的问题。所以一本教科书讲了几十年，翻来复去还是那些内容，有的同志还以为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算不算坚持?我看不能算，因为连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都没有落实，怎么能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呢?

2.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问题。现在有人完全否认唯物唯心的斗争，甚至连这种划分也不承认，说这也是“教条”。这种看法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但是在唯物唯心的问题上有没有教条呢?我认为还是有的，那就是把唯物唯心的斗争看成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认为一部哲学史仅仅是唯物唯心两军对战的历史，把一切具体的哲学争论、全部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都往这个框框里装。这个教条是从苏联来的。1947年6月苏共中央主持了一次盛大的哲学讨论会，日丹诺夫在会上有个长篇发言，严厉地批判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亚历山大洛夫著的《西欧哲学史》，指责这本书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这个发言提出了一个论断:“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³⁾按照这个论断，几千年的哲学史被描绘成了这样一幅图景:首先来个“阶级站队”，唯物主义是专门搞建设的，站在一边;唯心主义是专门搞破坏的，站在另一边;然后这两军就打起仗来。每次战斗都是唯物主义获胜，唯心主义失败。唯心主义每次都不甘心失败，卷土重来，结果每次都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样打了两千多年。到了马克思主义出世，唯心主义就一败涂地，再也爬不起来了。日丹诺夫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多年来我们在课堂上和讲义里也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当然并不完全错误，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把全部哲学史都归结为唯物唯心的斗争史就非常片面了。我这里不打算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只想指出几点:第一，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哲学都是一个一个的各具特点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很复杂的内容，决不是仅仅由“物质第一性”或“意识第一性”这样一两个命题组成的。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往往有唯心主义的内容，唯心主义的体系中也往往有唯物主义的内容。例如旧唯物主义的内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就陷入了唯心主义;列宁说过在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本最唯心主义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第二，从唯物主义前提出发的论断未必都比从唯心主义前提出发的论断更正确、更深刻。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黑格尔比费尔巴哈深刻得多。列宁也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指辩证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指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指辩证唯物主义)。第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决不仅仅是“斗争”，也还有互相借鉴、互相吸取的一面。第四，哲学上研究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极其丰富，而且不断变化，决不永远只限于“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例如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就是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争论的焦点并不是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经验和理性的地位和关系问题。第五，有许多重要的斗争恰恰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是两种唯心主义的斗争，或两种唯物主义的斗争，如此等等。可见，如果用“两军对战”的模子去套，其结果只能是把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哲学史极端地贫乏化、漫画化、滑稽化，给人们灌输一种虚假的歪曲的观念。再者，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作用的估价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毛病。所谓“作用”无非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指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即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一是指对人类认识发展的作用。无论就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不加分析地断定“唯心主义必反动”。先说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吧。一种理论的社会作用如何，是要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才可以判定的，错误的理论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对社会的发展都起阻碍作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势力统治了上千年(代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时候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出来宣传人性论。他们讲的人性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起了唤醒群众与黑暗的封建势力作斗争的伟大的进步作用，怎么能说“反动”呢?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海涅在当时就看出了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恩格斯称赞海涅的看法，说在这些教授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隐藏着革命”。它们的社会作用是进步的而不是反动的。我们明朝有位哲学家李卓吾，他认为真理的标准是我自己的“心”，应该“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这等于说“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唯心主义到家了。可是他这套理论是针对当时“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教条而发的。他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迷信圣人的思想就起了启蒙作用，不能说“反动”。再说对认识发展的作用，唯心主义也决不只是消极的、反动的。第一，唯心主义哲学并不是简单的“胡说”，它是由于把认识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方面、片段、环节夸大成了脱离物质的东西而犯的错误。如果除掉这种夸大，那么它对这些因素、方面、片段、环节的论述是有合理成分的。第二，唯心主义基本命题虽然是谬误的，但从这个基本命题出发推出的命题未必都是谬误。黑格尔的许多深刻的思想就是证明。第三，唯心主义哲学往往提出许多非常深刻的问题，也能抓住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弱点，这对于激发、促进唯物主义的深化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像贝克莱、休谟、康德等人的历史作用就不能抹煞。第四，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也有好处。第五，研究每一种唯心主义失足的具体途径，可以从中总结理论思维的教训。如此等等，还可以讲很多条。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持这样一种粗陋的观点:唯心主义不过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赘疣，是只起消极作用、破坏作用的多余之物，要承认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统一的人类认识这棵大树上必然生长出来的花朵，只不过唯心主义不能直接结出果实罢了。我不是为唯心主义唱什么赞歌，而是因为看到我们的教条太严重，不得不着重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

3.关于哲学的阶级性问题。有人完全否认哲学的阶级性，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读了哲学家的全部著作或主要代表作而看不出任何阶级倾向，那只能说没有眼光，或者不顾事实。但是我现在要着重说的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而是另一方面，那就是我们很久以来把哲学的阶级性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说成了哲学的惟一的社会属性，似乎哲学就完全没有全人类共有的性质。这就成了一种教条。我们丝毫也不否认各种哲学在总体上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左右，并为之服务的事实。但是要注意几点:第一，哲学是距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它一般并不直接为某个阶级的利益辩护。第二，哲学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辩护也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而得出的理论结论，不能认为哲学家是拿了某个老板的津贴在那里挖空心思编造一套辩护词。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这样的人很难说是哲学家，这样编出来的东西也很难说是哲学。第三，任何哲学既需要为阶级服务，它总得说服人，使人相信它。既然如此，它总不能不回答前人提出的问题，利用已有的思想资料，概括已有的科学成果和人类的实践经验。一句话，总不能不讲道理。第四，既然同是哲学，就不可能不研究共同的问题。即使是尖锐的斗争，也只能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否则怎么“斗”得起来?第五，哲学为阶级服务是就其总体、总的倾向来说的，决不能认为一个哲学家的著作中的每一个论断、每一句话都只能为某一个阶级服务。所以，无论哲学的阶级性多么强烈，都不会丧失它们为人类认识之树的共性。如果以为不同阶级的哲学都是不同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那又是在画漫画，而且是违反真实的漫画。按照这种教条，我们势必把人类认识史上大量的积极成果弃置不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孤立，变成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僵化的东西。

4.关于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僵化的观念，就是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起，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是一堆垃圾，即使“花样翻新”也不过是“老调重弹”，没有值得一提的价值。这是很愚昧的看法，是造成我们贫乏落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问题不多讲了。

我认为束缚我们的僵化观念还不止这些，上面只是举例而已。这些观念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吗?不是的。这些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相容的东西。如果继续把这些观念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在这个框子里“改造”我们的哲学体系，即使编一百本“新”教材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破除这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来对待一切，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我们就会立即感到耳目一新，仿佛置身于高山之巅，面对着浩瀚无垠的人类知识的大海，我们将从这个大海里汲取无穷无尽的智慧的珍宝，来充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真正成为时代的号角，人类的灯塔，成为推动我们的伟大改革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利器。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预期。

【注释】

(1)本文是作者1987年6月应河南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之邀在郑州研修班作的学术报告，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3)见日丹诺夫:《苏联哲学问题——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立三译，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