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陶德麟文集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¹⁾

省委决定今年在全省干部中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学习，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组织好这次学习，对于提高全省干部的素质，加速我省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将起很大的作用。

一、理解学习的意义

为了比较充分地认识这次学习的意义，我想首先简略地回顾一下有关的历史。

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发表，接着就在全国人民、首先是在各级干部中掀起了理论学习的高潮。此后，党也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多次有组织地进行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所有这些工作，对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抹杀这些工作的成绩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也确实走过弯路。否认这一点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大体说来，我们在从50年代后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走过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例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期间，我们也曾经十分强调学习哲学，组织了不少哲学工作者夜以继日地编写哲学教科书，在干部和工农群众中普及哲学，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并且持续了好几年。但是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有些教材和讲课中把联系实际弄成了为一些错误的做法辩护。比如当时不去批评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不怕想不到，只怕不敢想”这类主观主义的口号，反而把正确的意见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结果就导致了对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否定，甚至对人的健全常识的否定。林彪1959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提出了所谓“活学活用”等一整套“原则”，树立了一连串“典型”，在全民中强行推广，稍有异议就作为“反毛泽东思想”而加以定罪，更使这股歪风刮得难以遏止。影响所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得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合法地流行。应该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和紧接着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了重新肯定的，这个时期干部的哲学教育又取得了一些成绩(我省在60年代上半期组织干部系统学习过《实践论》、《矛盾论》，是有收获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不可能对过去那些严重错误进行严肃的反思。所以情况虽然一度有所好转，但好转的局面并不长久。1966年元旦林彪公开提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原理就遭到全面的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弄得面目全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被弄得混乱不堪。

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的灾难结束了。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四人帮”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系统清算。“两个凡是”的思想仍然禁锢着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左”的错误仍然受到保护。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还未恢复工作的情况下就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他刚恢复工作，又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针见血地揭示问题的要害。1978年夏天，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国哲学界顶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压力，举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起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此后又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我们整个国家才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大道，我们才获得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好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在党中央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工作，逐步清除“左”的影响，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搅乱了的理论是非，同时开展新的探索和新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当然，同时代的要求相比，我们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还相当落后，已有的教材在概括当代科学的成果、总结革命建设的经验、回答现实生活的问题等等方面还有许多缺陷;在体系安排、逻辑结构和分析论证等问题上也还有明显的不足;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也还有待克服。但是，这只是我们今后如何努力提高的问题。现在的局面比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毕竟是根本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是建国以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时期。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我们是一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在思想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的。

二、澄清几种认识

现在，处在“四化”建设前沿的许多干部迫切地要求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极大的好事，也是必然的趋势。这些同志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无法正确地反思这么多年来走过的如此曲折和如此复杂的道路，把党和人民丰富的经验教训变成宝贵的财富，无法深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无法在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面前正确地判断是非，也难于在工作中开拓新局面。这是主流。但是无庸讳言，由于过去长期“左”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消除，由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使人有些眼花缭乱，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复杂社会因素的作用，也还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我愿意就其中的某些看法提一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有的同志认为，搞“四化”建设就是要务实，务实就是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只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哲学讲的都是些大而化之的道理，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效益，学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当前需要的是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精通本行业务，没有必要花费时间精力去学哲学。

我认为这些想法“事出有因”。一方面的原因是，过去我们许多“左”的错误常常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出来作强词夺理的“论证”，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这就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使人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居然是一种可以为荒谬思想和错误行动作辩护的东西，所以人们不信任它。但是，这种看法毕竟是缺乏分析的。事实上，当我们的国家蒙受灾难的时候，也正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歪曲和污损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宣传的东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物。那些东西不仅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的渣滓。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东西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为一谈呢?怎么能因为这些东西起了极坏的作用，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有些同志对哲学所特有的功能还不很了解。两千多年来，哲学这门学问所回答的从来不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具体”问题，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这正是哲学不同于任何具体科学的特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因此，要求哲学直接“回答”或“解决”某个领域里的具体问题，就是要求它起它不能起的作用。如果把这叫做“无用”，那么哲学确实是“无用”的。它既不能告诉你核算成本的技术，也不能告诉你修理电视机的技术。它没有具体科学所具有的“用处”。但是，哲学却有它特有的巨大功能，就是它能使你学会观察和处理任何具体问题都不可缺少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为提供一整套科学的方法。掌握这种方法和不掌握这种方法是大有区别的。掌握了这种方法，我们在观察和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少犯错误，事半功倍。反之，就往往在小事上“绝顶聪明”，在大事上反而糊涂不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绝大的“用处”，是任何具体科学所不能代替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如果不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能够建立起新中国吗?“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如果不是通过讨论解决了真理标准这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能够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和今天的新局面吗?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哲学叫做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不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不可代替的巨大功能吗?当然，单靠哲学是不能进行“四化”建设的，一个干部如果只有哲学知识而没有任何其他具体知识，也决不能成为善于解决本领域具体问题的好干部。学习有关的具体科学(包括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横断科学、数学、逻辑等等)是决不能忽视的。但是我们不应当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学习具体科学对立起来。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功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两方面的学习不仅不是互不相容，而且还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无非就是那么几条，我们在多年来的实际工作中早已懂得了，会用了，没有必要花时间去专门学习。

但实际情况并非都是这样。的确，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干部只要肯开动脑筋，虚心体察情况，加上经常接受党的文件的教育，是确实能够领悟到不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得有相当成绩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比那些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本知识，但实践经验极其贫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欠缺的同志，懂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把这一点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像“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曾经做过的那样，认为不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反而总是比系统学习的人哲学水平更高，那就不符合实际了。仅仅从实践经验中体会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终究还是自发的、朴素的、零散的东西。处在这种水平上的同志至少有两方面的弱点:第一，他往往只能运用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某几条个别原理，很难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全面地加以运用。这在处理比较简单的问题时也许还能“奏效”，但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就“不够用”了。这好比一个没有系统地学过数学的人也能算账，没有系统地学过语法和逻辑的人也能讲话写文章，但如果他们去进行一项比较复杂的计算，去作一篇要求比较高的讲话或写一篇分析得当、论证谨严的文章，他就立刻会感到力不从心了。第二，他对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原理的理解也受到个人的局部经验的限制，往往是不全面、不深刻、不准确的，因而他在运用时也就往往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缺乏识别和抵制的能力。这两个弱点对于每天面临着“四化”建设的复杂问题的干部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弱点。许多同志已经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要求通过系统的学习来加以弥补了。过去反复宣传过“哲学并不神秘”，这句话本身是对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过去在宣传这句话的时候却有时也把事情说过了头，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一些格言或口诀汇成的东西，是不要什么知识准备，也不要下什么工夫就可以“掌握”的东西。搬一块石头来提一个问题就学“懂”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原理，打一个“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比方就算“领会”了主要矛盾的原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我们现在仍然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神秘，但意思大不一样。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神秘?因为它是科学(虽然它是不同于具体科学的另一类科学)。凡科学都不神秘，因为科学是来源于实践、反映一定的客观实际并受实践检验的东西，都是有正常理智而又有一定知识准备的人能够理解的，即使是很高深的科学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也是科学，它就当然无所谓神秘。但是，也正因为它是科学，它就有自己的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不下相当艰苦的工夫是不可能掌握的。我们要破除对哲学的神秘感，但是也要如实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需要经过系统的刻苦钻研才能真正学懂的科学。(www.xing528.com)

三、把握几个关键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觉得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其中有些对推进人类的认识也作出了贡献，在某些方面甚至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如果断言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流派都不过是谎言和胡说的汇集，那就是违反事实的武断之论。但是，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不管它们在局部问题上能够取得多么重要的成果，在总体上还是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低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代眼界最广阔、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的哲学。我们之所以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决不是基于什么宗教心理，而仅仅是因为它是最正确的哲学。对于它指出的认识真理的道路，它的根本性的原理原则，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采取轻浮态度，侈谈“过时”，否则我们就会使自己陷于错误。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大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坚决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条，他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继续探索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考验而仍然放射着真理的光芒，正因为它能够不停顿地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包括订正和重新表述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不全面或不准确的论断，批判地汲取其他哲学流派中确有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从而走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前列。如果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变成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褊狭顽固的学说和宗派理论，变成脱离人类认识这棵不断生长着的“大树”的枯槁僵化的东西，丧失自己的生命力，走向自己的反面，要坚持也无法坚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借用朱熹的这两句诗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状况，我以为是贴切的。如果以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在他们著作里的每一个论断都看成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里的每一个论断也作如是观，才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极大的误解。坚持和发展不仅不抵触，而且相辅相成。不坚持固然谈不到发展，不发展也一定不能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理论必须正确地反映实际，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原理。如果不敢或不愿去深化、补充、订正那些已被新的实践证明为不深刻、不全面或者不正确的个别论断，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还谈什么“坚持”呢?

第二，要着重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不要机械地记忆结论。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当然会碰到许多结论性的论断。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记住这些论断。如果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一个结论性的论断也记不住，那当然不行。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同志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经典著作和教科书里的每一条结论性的论断，是否就可以由此断定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得很好呢?当然不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提高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为了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知道结论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结论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到的，要从论证的过程中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才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东西。有的同志为什么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非是那么几条”呢?恐怕就是因为他只把结论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而把贯串于论证过程中的方法放在视野之外了。这正好是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东西。我们不妨说得直率一点:如果一位同志只会背诵现成的结论而不理解结论所由产生的论证过程，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他就几乎等于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要避免简单化的毛病。

简单化的毛病在我们的哲学教学中有很长的历史，有种种表现。我在最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谈过我个人的看法，这里不必重复了。在此只想说一说为什么要反对简单化。有人说，“简单化”有什么不好?“简单性”是科学理论应当追求的一种原则，如果能够对同样内容的规律表述得简单一点，岂不比复杂的表述更好?这是对我们反对简单化的一种误解。我们要反对的简单化同科学中追求的简单性原则是两回事。简单性原则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为前提的。最欣赏简单性原则的爱因斯坦也决不会因为E=mc²还不够简单就干脆把他的质能转换公式写成E=m。我们要反对的简单化，其要害却恰恰在于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违背了事物的固有规律。例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本来是哲学史上的事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抹杀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但哲学史上并不是只有这个事实，而是还有许多别的事实。如果把全部哲学史都归结为唯物唯心斗争史，好像除了唯物唯心的两军对战就没有别的事实，或者虽有别的事实也都无关紧要，这就把两千多年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简单化了，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又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命题谁是谁非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实际存在的哲学都不是只有一个根本命题，而是由许多命题构成的体系，这些体系中的其他命题的是非如何就要具体分析了。如果说只要一个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唯心主义的，那么这个哲学体系中的一切命题就都是错误的，那就简单化了。再如，无论什么哲学，它在当时起什么作用，后来起什么作用，都要根据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如果不管历史条件如何，说凡是唯物主义哲学都是进步的，凡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反动的，那也简单化了。还有，过去讲辩证法的时候，往往把矛盾的解决方式说成总是一方吃掉一方;质变总是优于量变;讲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往往把阶级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统统说成阶级关系;如此等等，简单是够简单的了，可是这样的论断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我们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我们就要犯错误。过去在批判错误观点的时候也有简单化的毛病，往往孤立地引用对方的一两句话，既不分析产生这种观点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不去分析它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作用，更不去考虑它里面是否还包含着可能的合理因素或可以利用的因素，甚至连它究竟错在哪里都不去明确地指出，就笼而统之地给扣上“荒谬绝伦”、“反动透顶”之类的帽子，宣布它已被“完全驳倒”、“彻底粉碎”。这能使我们受到什么教益，学到什么科学的方法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分析事物的能力，使我们在纷纭复杂的联系中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能够正确地把握那些客观存在着的联系，从而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在实践中达到预想的目的。如果不反对简单化，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思想反而更僵化、更粗陋，看问题反而更直线、更武断，那就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背道而驰了。这种危险在过去已经是事实，今后也可能存在，所以我们要努力避免，认真防止。当然，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教和学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要经过长期的努力。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在湖北电视台为全省干部作的报告。原载《学习月刊》1986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