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改革的服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¹⁾

当前大家都在关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为改革服务的问题。我觉得，哲学要更好地为改革服务，哲学工作本身首先需要改革。

现在不少人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遇到了困难。我想这主要是指两种情况。一种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实际生活提出了一系列过去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而我们很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还没有作出正确的概括和提炼，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种是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它们的回答，它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观点相矛盾，或者正在指名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作出有力的批驳。我个人不大赞成把前一种情况叫“挑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与科学和实际生活血肉相连的，无所谓谁向谁“挑战”的问题。但不管叫不叫“挑战”，科学和实际生活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问题总是事实。至于后一种情况当然是挑战。这两种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坏事还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而且是很好的事。凡是正在发展着的科学不可能不遇到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不可能不遇到困难。难道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在它们的发展史上遇到的困难还少吗?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甚至“危机”)推动着它们前进吗?一门科学如果没有需要回答的新问题，当然没有困难可言，但同时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因为不可能有发展了。有些适用界限已经历史地确定了的科学也不会在新问题面前遇到“困难”，因为人们并不要求它回答这些新问题。例如今天没有人要求牛顿力学去回答统一场论的问题，也绝不会因为它回答不了统一场论的问题而“攻击”它。现在人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新的问题，并且有人因为现在还回答得不够圆满而非难它，这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正在发展着的、有旺盛生命力的科学。它遇到了困难，正表明它处在大发展的前夜。这有什么不好呢?“挑战”也罢，“困难”也罢，本身是丝毫没有什么可怕之处的。可怕的是我们视而不见，不采取行动去迎接“挑战”，去克服困难，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情况是不是存在呢?我看是存在的。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有一种焦急的心情，感到哲学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改革，是不可能适应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的。我们应该从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几个大的方面检查我们工作的现状，从而下工夫改进我们的工作。

一、面向“四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际工作服务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群众，帮助群众正确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般地说，这种提法是对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状况和思维方式，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需要观察和处理的问题也与过去(比如革命战争年代)大不相同，大量的问题过去根本不可能遇到，甚至不可能想到。要解决这些新的复杂问题就必须有更严密更系统的哲学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向群众宣传具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讲过，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哲学都将改变自己的形式。不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不仅自然科学，而且整个人类的知识状况的改变如此巨大，可是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多少新的进展呢?恐怕很难说。我们现在讲的内容，基本上(当然不好说全部)还是30年代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讲过的东西，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推进。当年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成一个有条理的体系，教育了好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些后学在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功绩应当永垂史册，决不能以非历史的轻浮态度一笔抹杀，他们讲的许多东西直到今天也还有重要价值。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还是复述那时的东西，而没有新的发展，就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了。这样的内容能不能回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能不能有效地帮助战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改革者树立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严峻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讲辩证法，今天还完全按老的讲法行不行?要不要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述形式?就很值得考虑。国外有些学者(例如加拿大的邦格)批评我们讲的辩证法概念不精确。他的批评中有许多偏见和曲解，我并不同意;但他批评我们的表述中有违反现代逻辑的毛病，我觉得是必须重视的。事实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也有不少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英国的康福斯，日本的岩崎允胤和宫原将平等人)并且做了不少工作，而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应当承认，我们对辩证法的许多讲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黑格尔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思想，但是他的表述方式并不可取，有许多缠夹不清、玄之又玄的古怪说法。可是我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沿袭下来。比如他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对立起来，嘲笑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嘲笑“A是A”的公式，这就没有道理了。事物内部有矛盾，这本来是正确的辩证法原理;但如果把这个原理表述为某物是某物同时又不是某物，即“P∧﹁P”，那就是公然认可了逻辑矛盾，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常识。如果不肯定A是A(即P→P)，而认可P∧﹁P，那就可以“证明”任何假命题都是真的，全部演绎推理就崩溃了，全部数学就崩溃了，全部科学就崩溃了。没有一个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会认可这样的“公式”。不错，我们讲课的时候也说过要把辩证矛盾同逻辑矛盾区别开来，并且引证列宁的话，说逻辑矛盾是不能允许的。但事实上我们经常把形而上学(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与形式逻辑混为一谈，把逻辑矛盾当成辩证法来宣传，说这是“辩证判断”。把这样违反逻辑的“公式”向群众宣传，还说这是“高等逻辑”，这不仅不能帮助群众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反而会把人们的思想弄糊涂，有什么好处呢?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科学家们(包括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发现了逻辑矛盾就睡不着觉，认为不解决这个矛盾理论就要垮台，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出路。也正是在找出路的过程中推进了理论，甚至建立了整套新的理论。而我们呢?见到逻辑矛盾不但不着急，反而高兴得很，说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逻辑矛盾恰好证明了矛盾的普遍性，是辩证法的胜利。这怎么能为有正常思维的人接受呢?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也还是正确的，并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所“驳倒”，但是我们对它的表述形式、论证方式确实有许多不符合现代人类的知识状况了，比如时空无限性的原理、能动反映的原理、必然与偶然的原理、因果关系的原理，等等，都不能按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前的讲法讲了。还有许多问题我们至今还停留在过于一般的讲法上。比如认识论，按照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它应有的内容比我们现在教科书里讲的内容不知道要丰富多少倍。如果我们只是年复一年地重复，就不够用了。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这里细说。总之，我们迫切需要有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帮助正在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人们提高分析能力的。

二、面向世界(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创立的第一天起本来就是面向世界的。它要向全世界的群众宣传，要批判整个旧世界，要同全世界的敌对思潮作战;同时也要不断地吸取全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而决不是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学说或宗派理论。可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把自己同中国以外的世界隔上了一道樊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了。不是说要“放眼世界”吗?可是多年来我们实行的却是“闭眼”政策。我们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峰就在我们这里。至于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在研究些什么，别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不屑一顾。我们也喊要批判这批判那，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性，可是我们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战斗，是不了解战斗对象的战斗，是无对手的战斗。其实，我们对那些战斗对象是并不怎么了解的。我们之所以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大概是因为对手并不在场。假如对手在场，他站起来同我们辩论，我们有把握战胜吗?恐怕未必。这完全不是说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而是说我们对世界的情况太缺乏研究，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同世界哲学界没有“对话”，基本上没有派出我们的代表到国际哲学讲坛上同人家交流。在这方面苏联哲学界比我们强，他们比较注意这件事，在哲学的各个分支里都有一批比较强的专家，在国际哲学讲坛上有一定的发言权。我们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国，竟然在国际哲学讲坛上默不作声，不改变这种状况怎么行?当然现在已经开始改变，但大量艰巨的工作还有待于我们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去做。

三、面向未来

面向“四化”和面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向未来，因为只有抓好了现在才能有光明的未来。但面向未来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要直接考虑和估计到未来的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仅应该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当前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需要。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没有高度发达的理论思维，没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是不行的。我们要使整个民族的哲学思维的水平站在世界的前列，没有若干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一步一步地去做。这个工作是多方面的，比如要研究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研究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要研究中外历史遗产，要研究现代各种流派的哲学，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要开拓新的领域，要加强哲学的普及工作，等等。但是我觉得要做好任何方面的工作，关键还在于要弄清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何?对哲学的阶级性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如何?如何对待经典著作?如何对待具体科学?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如何对待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联系实际?如何开展百家争鸣?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毋庸讳言，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解有不少片面性，总的说来是简单化的东西太多。这些东西是束缚我们的枷锁，使我们眼光狭隘，思想闭塞，步履艰难。我只说其中的一点。我们为什么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的各种哲学思潮知道得如此之少呢?这就与思想禁锢有关，有时候我们似乎相当自大，对外国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其实在自大里又隐含着自卑，好像外国的东西一进来就会把我们吃掉似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那么容易“中毒”?那么经不起风吹雨打?鲁迅提倡“拿来主义”，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他还说过，我们中国大凡强盛的朝代都不怕外国的东西进来，因为自信有能力消化它、利用它;而衰弱的朝代就老是怕别人把自己吃掉了。我们现在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应该有比历史上任何强盛的朝代更宏大得多的气魄，完全没有怕被别人吃掉的必要。诚然，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倾向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事实上现在也不是没有这种苗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更大的问题还是盲目拒斥，不敢接触。我不否认，由于多年的禁锢，一下子开放起来会有些眼花缭乱，把糟粕当成精华的错误也会发生。但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深入研究分清良莠。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得远些。

【注释】

(1)原载《现代哲学》1985年创刊号，《人民日报》1985年1月20日摘要转载。